苗秀的“华文作家”身份历来带点传奇色彩，都说他出身英校，自小受英文教育，一生未进过华校，却以华文写作，而且成了作家。
今年为中国作家汪曾祺诞辰100周年，《百年曾祺：1920-2020》就在3月5日汪老的百年冥诞这天问世了。毕竟是一个有文化积累的国度，对文学与作家的尊重有自己的方式和态度。我在发新闻稿给同事的时候，倒想起了同样已经去世的本地作家苗秀。
去年读中国学者朱崇科发表于《香港文学》的文学评论《论新华作家苗秀作品中的本土话语》，注意到苗秀出生于1920年，那今年也即苗秀的百年冥诞。
我在朱崇科的文章中，读到了他对苗秀的“不平之鸣”。在朱崇科看来，相较于苗秀丰硕的作品，“有关苗秀的研究可谓差强人意”。
朱崇科很坦率地表达了他对“苗秀现象”的看法：“和被誉为新加坡国宝级的方修相比，苗秀和方修有许多类似的经历和领域，但苗秀在身后却是相对落寞的，总觉得低人一等，某种意义上说，新华文坛是相对健忘而且功利的。”
朱崇科在文章中提到了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于1991年的《苗秀研究专集》，认为是苗秀作品研究中“最集中的研究”。为此我打电话给前辈作家骆明，特别提起这本《苗秀研究专集》，那是骆明过去担任文艺协会会长期间，一手策划及主持编务的一系列新华作家研究丛书之一。
前辈告诉我，1990年代推出这个本地作家研究项目，主要是希望有系统地研究一些作品有相当分量的新华作家，肯定他们为新华文学做出的贡献。《苗秀研究专集》为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其他还有《杏影研究专集》《姚紫研究专集》等。
那天前辈倒是和我分享了他在半个世纪前，与苗秀来往的一些旧事。1950年代末，骆明还在南洋大学念中文系的时候，在当年一位文学导师，也是五四新文学女将凌淑华的鼓励及影响下，与几位同学创办了文学团体“南洋大学创作社”，因为创作社要出版刊物，他因此在周末时，经常从云南园下坡到牛车水豆腐街苗秀的寓所向作家邀稿，两人因此有许多互动的机会。
苗秀的“华文作家”身份历来带点传奇色彩，都说他出身英校，自小受英文教育，一生未进过华校，却以华文写作，而且成了作家。大多数人都知道他自修华文，自学写作，可苗秀如何自学却少有人提及。那天我听得津津有味的是，骆明提起苗秀曾告诉他，由于他的父亲经常为亲友写信，因此常有接触华文的机会，而他为了用华文写作，开始时经常给自己出题目写文章，又或反过来，先写了文章，再给文章标上题目，如此反复练习，终于为自己练出新华文坛的一支笔。
苗秀的小说一贯被认为很接地气，擅写市井小民与底层生活，他的代表作《新加坡屋顶下》就说了个妓女与扒手的故事。在他笔下，即便卑微如妓女与扒手这样的人物，也有其善良的一面。骆明告诉我的是，苗秀闲来爱在牛车水一带，长城咖啡店附近的咖啡摊闲坐，表面上是喝咖啡，其实志在耳听八方，听着咖啡摊里的人说三道四，东家长西家短地说故事，他的小说人物，包括妓女与扒手的故事就是这样听出来的。
那天在电话上，骆明前辈也提及文艺青年时期的苗秀，在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前，就常与郁达夫往来，这段本地年轻作家与中国南来作家之间的文学互动，后来记录在苗秀的散文《郁达夫的悲剧》，苗秀写道：“郁达夫很喜欢接近文艺青年，他那时候的寓所在中峇鲁，笔者不止一次到过他的寓所。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觉得他的性格平易近人，毫无半点大作家的架子，对我们这些来访的搞文艺的年青人，非常欢迎，态度也极诚恳。对于青年写作者，他更是奖励不遗余力。”
《苗秀研究专集》出版时，英年早逝的苗秀已辞世10年，专集编收了作家的生平资料、论著及研究苗秀小说的重要论文，包括赵戎的《苗秀论》等，内容不乏来自文友、学生的第一手资料，其中马来西亚作家韦晕与苗秀过从甚密，他应邀写了《作家的血库：记苗秀的书橱》，与苗秀亦师亦友关系的本地作家谢克也记下了两人间的交往。由于苗秀曾经在华侨中学教书，还当过南洋大学助理教授，专集也邀约了上过他课的尤今和徐帆下笔追忆当年在班上的点滴，也因而有了《谈我师苗秀先生》《苗秀先生印象记》等文章。
我注意到专集里还有一篇怀鹰写的《谈苗秀的〈文学与生活〉》，文章点出苗秀不但在小说上取得成就，且其评论、散文和杂文也很有可读性，他以《文学与生活》这本书，说明苗秀不但勤于笔耕，也勤于读书，包括古今中外名家如陀斯妥也斯基、高尔基、曹禺、吴敬梓、郁达夫等等人的作品都有所涉猎。
朱崇科在其研究中，肯定苗秀为“新华文坛上相当特殊的存在”，他认为，苗秀作品中的“本土话语值得仔细探勘”；另一方面，他又“擅长底层书写，尤其是小偷∕妓女书写堪称一绝，同时他又工于底层反思，将‘问题小说’南洋化”；还有，朱崇科也认为，苗秀“又戮力瞄准大时代主题（尤其是抗日题材），他既能够快照大时代，同时又呈现出‘此时此地’的双重认同并且展现出其间的吊诡”。
至于朱崇科在开篇指出，“新华文坛是相对健忘而且功利的”，我们姑且受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老祖宗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