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行吟，如同浮生行吟，一样都是心情徜徉的步履，都是一种追寻的脚步，或漫步，或醉步，如同审美现象，总是要在虚与实、幻与真、确定与不确定之间，保持这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醉人状态。
南宋梁楷《李白行吟图》，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下称东博），画面寥寥数笔，就勾画出傲然不羁的李白形象，被称为最能体现这位诗仙神采之作。
这件在美术教科书上多次出现的名作，2010年秋曾一度“回”上海博物馆参加中日藏唐宋元绘画珍品展，轰动一时。
李白的画像，最早的记录见于北宋《宣和画谱》，记载御府内收藏有唐代画家韩干的《李白封官图》，但不知真伪。南宋内府的《中兴馆阁续录》则记有“中兴馆阁储藏图画有李白像一，不知名氏。”南宋文学家周必大《二老堂杂志》亦记载“秘阁画有小本李白写真”。
宋元两朝，许多名人诗词里也有不少关于李白画像的记录，可惜均已无存。目前在中国所能见到最早的李白画像，只有明朝的作品（据记录也仅尚存14幅）。
因此日本所藏的这幅宋代李白画像的名作，也就弥足珍贵了。
画家梁楷，生活于13世纪初期的江南，曾任南宋官方画院的专业画师（画院侍诏），后来挂冠而去，游走江湖，为人豪放不羁，不拘礼法，人称“梁风子”（即梁疯子）。
据各种文献记载统计，他名下的传世画作约近50件，但如今存世的作品只有17件，中台两地共仅藏有43件，其余全在海外，以日本居多。这些传世作品，当然未必尽是真迹。
这件东博藏《李白行吟图》，被定为重要文化财，但它是否真的是宋代梁楷真迹？
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十分干净，没有任何历代鉴藏印及题识，仅右上角有一方红色的方形朱文大印，虽是篆书，文字却无法识辨，后来才发现不是汉文篆书，而是特别的八思巴文篆字！
八思巴字，为元太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为蒙古汗国所创制的国字，是以藏文（梵文字母体系）制定的拼音字母，可以拼写汉语等各不同民族的语言，这种文字主要只存在于元朝官方体制里（连后来的蒙古人也采用回鹘字母），为时甚短。
这方八思巴字大印上的印文，原来是“大司徒印”四字。
大司徒在元朝为从一品官，应为银印（今天西藏则尚藏有一方元代大司徒铜印），有人认为画上此印是元代著名宫廷建筑师阿尼哥所有，他是八思巴的嫡传弟子，尼泊尔人，以引入佛教造像的“西天梵相”及尼泊尔式塔建筑著名，曾担任大司徒。
但元朝任大司徒者甚多，也无任何可靠材料证明阿尼哥和中国书画收藏有关，应为臆说。
其实，元朝中央政府收藏典籍书画的秘书监，所使用的收藏印记中，较著名的就有“都省书画之印”，及以“大司徒印”为代表的八思巴文印记（另有一枚“至正珍秘印”只钤于藏书）！
故如果这方红印为真，并非后人所加钤盖，画作亦非明人仿造，则可佐证此画在元初就已经进入元朝内府收藏，元亡后才流出民间，再流传日本。
又见有文章称，此画原为清宫圆明园藏画，是火后佚失文物。
但清宫藏画录《石渠宝笈》并未见其记录，且据传此图进入日本东博之前，在江戶时代曾为著名的茶人松平不昧（1751-1818）所藏。不昧是松江藩主松平治乡的名号，他也是日本国宝建窰银油滴（密）茶盏的收藏者。
更重要的是同样在东博，还有一幅江戶时代后期著名画派狩野家对《李白行吟图》的摹本，其仿摹时间显然是在火烧圆明园之前，故不可能是圆明园流佚者，而应是在明代或清初就已经流入日本。
有趣的是在东博还藏有另一幅狩野家的摹本梁楷《东方朔图》，其装裱格式与画法，和摹本《李白行吟图》基本一致，更特别的是这两幅摹本，画上分别以手绘出各有一方“大司徒印”，不同的是李白图的印绘在右上角，东方朔图的印则绘于左上角，一左一右，位置正好相对，显示这两幅画，原来是一套对幅！
2018年大阪关西拍卖五周年秋拍，出现了一件梁楷（传）《东方朔》画像图，钤印位置一样，被认为很可能就是东博所藏摹本的原作，甚受关注。
据此，也可略窥中国古书画流传真伪鉴考之难，这件著名的《李白行吟图》，也一样是似幻似真，令人捉摸不定。
诗人的行吟，如同浮生行吟，一样都是心情徜徉的步履，都是一种追寻的脚步，或漫步，或醉步，如同审美现象，总是要在虚与实、幻与真、确定与不确定之间，保持这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醉人状态。
《李白行吟图》的醉人之处，或许就是在带有这份不可知的神秘感之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