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老了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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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送进监狱里吧,求求你。”

面前的老人一头半白的银发乱糟糟的,似是有一段时间没好好梳洗,身上的衣服隔着好几米的距离也隐隐传来阵阵酸臭味,让人不禁心生反感,脸上布满着岁月和沧桑留下来的皱纹,在干瘪的皮肤上仿佛能夹死一只蚊子。他手上还拿着还未结账的商品,没错,他方才正尝试着在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地偷东西,却被店面的反盗窃警报系统阻拦了下来。

他是故意的。故意偷窃,甚至故意被发现的。

这是我来日本开便利店遇到的第二个像这样的老人,目标明确,手法利落,极度配合,就是单纯的想找个法子进监狱。

我沉默了半晌,让店员拿了张椅子给老人坐下,随即拨了一通电话报警,向他们说明了情况。接电话的警察似乎在听完我第一句话就知道是什么事,颇不耐烦地问了地址后表明他们会尽快派人过来。

老人如愿以偿的被警方逮捕,多半进了他心心念念的牢房。可坐在小店里的我心情却有些无法平复,如同打翻了调味瓶般,无比复杂。

日本的老龄化社会问题的确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许多孤苦无依的老人,出于各种原因无人赡养,也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想要果腹都难。出于无奈,进监狱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至少监狱里有安稳的居住环境和一日三餐,吃饱穿暖,还会安排到小工作,有事可干。但存在即合理吗?

社会保障系统不健全难道须要依靠牢房和监狱来填补吗?人到暮年的尊严就自然而然比青壮年次了一等吗?一份犯罪记录买来的温饱对他们的确无关痛痒,可同样在这个社会中大多数外表光鲜亮丽的人就应该把这等荒谬之事当作理所应当吗?

这会不会是我老了之后的归宿?身体条件逐渐变差,思维速度放慢,甚至可能还有老年痴呆健忘症,失去了劳动能力,对整个经济巨轮的运作和前进失去了最后一丝的价值,是不是还该抱着阿Q精神庆幸地想着:啊!至少我还能在监狱里靠着纳税人的这点小施舍残喘余生。

“叮叮……”店里的入门铃响了起来,霎时间把我敲回了现实。

“欢迎光临!”我勾起了自认平易近人的微笑,完全看不出刚才还在胡思乱想。

终究还是要为生活奔波的。

客人选好商品,结好账,又还我一片宁静,只听得到空调“呼呼”吹着的白噪音。

当我年迈无力,是不是也只能屈于现实的压迫,让自己成为二等公民,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甚至乍听之下也没什么不好的,至少你还活着,不是吗?

那就这样毫无尊严的等死,真的是一件该在发达国家发生的事吗?

不可否认,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必定经历的一件事。资本聚集,财富只会在更小的圈子里流动。而这样的不平等是全球性的,但日本很不幸的还有一个老龄化社会,逐年减少的生育率和稳健增长的抚养比。如果这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一道坎,那这究竟是这体制的错,政府的错,还是我的错?

但我不想成为这个社会的牺牲品,以不平等的姿态讽刺地乞求他人审判我。我们是不是应该放慢脚步,让与这个社会脱节的那一部分边缘化群体有机会重新回来?时间不等人,经济发展不等人,竞争不等人,可一场肆虐全球的病毒危机却让我们停下了脚步,有机会反思。疫情或许带走了许多生命,却也说不定扩展了未来的可能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但我们究竟能慢下来多久?能做出什么改变?

我拿起手边的水壶,喝了口温水,叹了口气。

以及,最重要的。迈入迟暮的你我能不能体面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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