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甚为诱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人生阶段，记忆是混杂一片，条理不清的。
《对照记——看老照相簿》是张爱玲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她仅有的自传体图文对照集。书中的“图四十一”为一张珍藏了近50年的与李香兰合照，她写：1943年在园游会中遇见李香兰，要合拍照片，她太高，两人并立会相映成趣，有人就让她坐下，李香兰侍立一旁。
“《余韵》书中提起我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做的衣服，就是这一件。是我姑姑拆下来保存的。虽说‘陈丝如烂草’，那裁缝居然不皱眉，一声不出拿了去，照炎樱的设计做了来。米色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很有画意，别处没看见过类似的图案。”
1943年，这个年份错得离谱，正确的时间地点是：1945年7月21日，上海咸阳路二号，由《杂志》月刊社主办的“纳凉会”。依据是1945年8月的《杂志》，上面刊有《纳凉会记》一文，配图除了这幅张爱玲与李香兰，另有一张合影：保持同样姿势的李香兰与张爱玲之外，还见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和闺蜜炎樱，一位身份不明的陈女士，两个长衫男子——申报社社长陈彬龢、平报社社长金雄白。而据中国留日学者、现为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的邵迎建在《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一书中考证，咸阳路，就是如今的陕西南路在1943年到1945年的路名，它更为老上海人熟悉的名称是“亚尔培路”。咸阳路二号，那时是金雄白的私宅花园。
出版《对照记》的1994年，是张爱玲离世前一年，急景凋年的她，对当年那条祖母老被面改成的裙子，从质地、颜色、图案、花纹，到来历、款式、设计、裁缝，都记忆犹新历历分明，为什么偏偏把拍照的时空记错了？这个“1943年”，这个“笔误”，透露了怎样的信息？
邵迎建认为，懂得张爱玲的一生，这个谜便不难破解。对张爱玲来说，1943至1945年是今生今世最辉煌的日子，短短两年写出《传奇》和《流言》，初出茅庐便跃上文坛峰巅，“在大脑的数据库里，这是一份完美无缺的档案，没有细目，整块展现在记忆的屏幕上。”——这个说法甚为诱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人生阶段，记忆是混杂一片，条理不清的。
至于邵迎建指出的张爱玲把“纳凉会”写成“游园会”，在我们看来似乎不算笔误，就像本地人说去“戏院”或是“电影院”看电影，并无实质分别。但邵研究员咬住这两个词的差别，找到了他的答案——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也“笔误”了，查几个版本的《对照记》，张爱玲写的都是“园游会”而非“游园会”——他从陈年的《申报》中翻检到，1944年7月8日，上海新闻联合会在哈同花园的中央广场举办了有工商各界千人参加的“市民游园演讲会”，游园会的演讲者为中央海军学校校长姜西园中将，日本海军当局特派军乐队演奏名曲，节目还包括红星歌唱、电影名片放映。
虽然以政治为中心的新闻报道大篇幅突出的是姜氏演讲，并未具体提及当晚的演唱红星和到会名流，邵文却认定，红星“极可能”就是炙手可热的李香兰，已属上海文坛名流的张爱玲，“顺理成章”也应在场。他由此推导出，张爱玲与李香兰，正是在这个场合首次会面：“……有声有形的第一次相见，是在这次游园会上。对其印象之深刻，不可磨灭。随着岁月的推移，后来的印象都浅了，平了，只留下这一道刻痕。多少年后，在张爱玲的大脑库存里，与李香兰所有的缘分都并入了这一回。”
他进而说，当年张爱玲站在公寓（爱丁顿公寓，今常德公寓）的阳台上，是能看到哈同花园一角的。哈同花园也算是张爱玲的街坊。张爱玲1944年在《万象》连载的《连环套》里，也两次提到这座传奇的园子。“金雄白的私宅花园与哈同花园，规模虽不能同日而语，但局部应有相似之处：都是带花坛草坪的西式洋房。光凭照片的背景及西式软垫椅，在张爱玲记忆中，不知不觉，金雄白私宅花园置换成了哈同花园，‘纳凉会’也随之化为了‘游园会’。”
是耶非耶。有一点是肯定的：张爱玲从未提到，至今也没见任何资料显示她到过哈同花园那场“游园会”，所以，邵先生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论述，推理成分浓厚，更像一则想象力丰富的虚构。遗忘之谜扑朔迷离，令人信服的剖析，出自大陆留美学者、现任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黄心村教授。她在一篇精彩论文里，以六页半的篇幅，探讨拍摄于日本投降前夕三个星期的张爱玲与李香兰合照，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或许”。
下回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