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意识地屏蔽不堪回首的以往，删除记忆晶片上的黑暗块面，我们自己，很多普通的“人”，何尝不是如此？
《对照记》“图五十”是一幅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去美国前的照片，妆容精致侧脸垂目。张爱玲记述从香港乘船途经檀香山，海关关员是个瘦小日裔青年，在她的入境表格上赫然填写：身高6呎6吋半，体重102磅。她憎笑此青年的粗心大意，把5呎6吋半写成6呎6吋半，犯了Freudian slip（佛洛依德式的错误）。“心理分析宗师佛洛依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尔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我瘦，看着特别高。那是这海关职员怵目惊心的记录。”
《对照记》“图四十一”，张爱玲“粗心大意”误记为“1943年”的那帧与李香兰合影，被学者认为是她上海时期最重要的照片。港大比较文学系主任黄心村教授有一篇论文《光影斑驳：张爱玲的日本和东亚》，其分析就从这照片开始。摄于1945年7月21日，距二战终结和日本投降仅仅三周，“这张照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当年两位最耀眼的女性文化形象放在了同一个框架中。它的奇特构图及不甚协调的视觉风格亦令人印象深刻。熟识照片背景的观者甚至将它视为一个描绘日本帝国崩毁前夕，日中组合摇摇欲坠的视觉寓言。”
1945年7月的李香兰和张爱玲都已炙手可热，同为上海沦陷区文化人代表。张爱玲后来轻描淡写的纳凉会——“园游会”，在当时所有媒体报道中，皆被描述成一个“众星云集”的场合。出席者除了李香兰、张爱玲两大红人，还有媒体巨头：申报社社长陈彬龢，后台是日本；平报社社长金雄白，以周佛海为靠山；日本殖民高官松本大尉、中华电影副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也在座。黄心村的质疑切中要害：当地传媒何以对日本即将落败的蛛丝马迹如此无感，在帝国崩坏前夕，仍大张旗鼓为那场盛会锦上添花？
黄教授对照片的分析，围绕张爱玲和李香兰的不同神情，相片的蹊跷构图，两人迥异的装扮风格，尤其是张爱玲乖张的坐姿，偏离镜头的朝下视线，种种细节，抽丝剥茧。她说：“张爱玲的脸部表情和身体，或许暗示着抗拒抑或是蔑视，但更重要的是，她显然懂得将摄影镜头对她的凝视，反转为深化自身形象的助力。”
我更感兴趣的是，对媒体“无感”的犀利质疑，不也同样适用于这些出席者：张爱玲、姑姑、炎樱，在日本战败的三周前，是抱着怎样的心情赴此“中日联谊盛会”？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局骤变，身为汪政府要员的胡兰成遭国民政府通缉仓皇逃亡，又如何给张爱玲带来震惊惶恐？
忽然想到应该重温《小团圆》。1945长长的夏天发生了什么，书里都有叙述。而且，第八章开头，张爱玲写九莉的那些话，简直就是对后来自己那个“笔误”的注解：“从这时候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大半年的工夫，她内心有一种混乱，上面一层白蜡封住了它，是表面上的平静安全感。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总当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记得，可以称为失落的一年。”
“她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战后他要逃亡，事到临头反而糊涂起来，也是因为这是她‘失落的一年’，失魂落魄。”
失魂落魄，她在心里摈除了1945。
“或许张爱玲自己也不愿意相信，这照片竟拍摄于日本战败前夕。”黄心村写在论文“注释”里的一句话让人心颤。是的，没有1945，只有1943，只有上一年或下一年。虽然《对照记》问世的1994年，离那段不堪和混乱的日子已有半世纪之久，而她也依然记得，有一种叫作佛洛伊德式的错误。
关于记忆和遗忘，心理学有很多说法。张爱玲在去世前一年留下有缺陷的记忆，是因大脑海马体损伤造成逆行性失忆，还是情绪性记忆的主动遗忘？至此已不是问题。当然，探讨其间隐秘非为“祛魅”，如黄心村所言，只为“还原一个历史的张爱玲”“更复杂的张爱玲”。
下意识地屏蔽不堪回首的以往，删除记忆晶片上的黑暗块面，我们自己，很多普通的“人”，何尝不是如此？
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最终构成人一生的东西，不是阅历、灵性与任何事件，而是对所有这些经验的记忆、描绘和阐释。
松尾芭蕉有俳句：寺庙的钟声／停了，但花中余音／持续地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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