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失落的1945

张爱玲《对照记》图五十,1955年离开香港前。(互联网)
张爱玲《对照记》图五十,1955年离开香港前。(互联网)

字体大小:

下意识地屏蔽不堪回首的以往,删除记忆晶片上的黑暗块面,我们自己,很多普通的“人”,何尝不是如此?

《对照记》“图五十”是一幅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去美国前的照片,妆容精致侧脸垂目。张爱玲记述从香港乘船途经檀香山,海关关员是个瘦小日裔青年,在她的入境表格上赫然填写:身高6呎6吋半,体重102磅。她憎笑此青年的粗心大意,把5呎6吋半写成6呎6吋半,犯了Freudian slip(佛洛依德式的错误)。“心理分析宗师佛洛依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尔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我瘦,看着特别高。那是这海关职员怵目惊心的记录。”

《对照记》“图四十一”,张爱玲“粗心大意”误记为“1943年”的那帧与李香兰合影,被学者认为是她上海时期最重要的照片。港大比较文学系主任黄心村教授有一篇论文《光影斑驳:张爱玲的日本和东亚》,其分析就从这照片开始。摄于1945年7月21日,距二战终结和日本投降仅仅三周,“这张照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当年两位最耀眼的女性文化形象放在了同一个框架中。它的奇特构图及不甚协调的视觉风格亦令人印象深刻。熟识照片背景的观者甚至将它视为一个描绘日本帝国崩毁前夕,日中组合摇摇欲坠的视觉寓言。”

1945年7月的李香兰和张爱玲都已炙手可热,同为上海沦陷区文化人代表。张爱玲后来轻描淡写的纳凉会——“园游会”,在当时所有媒体报道中,皆被描述成一个“众星云集”的场合。出席者除了李香兰、张爱玲两大红人,还有媒体巨头:申报社社长陈彬龢,后台是日本;平报社社长金雄白,以周佛海为靠山;日本殖民高官松本大尉、中华电影副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也在座。黄心村的质疑切中要害:当地传媒何以对日本即将落败的蛛丝马迹如此无感,在帝国崩坏前夕,仍大张旗鼓为那场盛会锦上添花?

黄教授对照片的分析,围绕张爱玲和李香兰的不同神情,相片的蹊跷构图,两人迥异的装扮风格,尤其是张爱玲乖张的坐姿,偏离镜头的朝下视线,种种细节,抽丝剥茧。她说:“张爱玲的脸部表情和身体,或许暗示着抗拒抑或是蔑视,但更重要的是,她显然懂得将摄影镜头对她的凝视,反转为深化自身形象的助力。”

我更感兴趣的是,对媒体“无感”的犀利质疑,不也同样适用于这些出席者:张爱玲、姑姑、炎樱,在日本战败的三周前,是抱着怎样的心情赴此“中日联谊盛会”?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局骤变,身为汪政府要员的胡兰成遭国民政府通缉仓皇逃亡,又如何给张爱玲带来震惊惶恐?

忽然想到应该重温《小团圆》。1945长长的夏天发生了什么,书里都有叙述。而且,第八章开头,张爱玲写九莉的那些话,简直就是对后来自己那个“笔误”的注解:“从这时候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大半年的工夫,她内心有一种混乱,上面一层白蜡封住了它,是表面上的平静安全感。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总当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记得,可以称为失落的一年。”

“她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战后他要逃亡,事到临头反而糊涂起来,也是因为这是她‘失落的一年’,失魂落魄。”

失魂落魄,她在心里摈除了1945。

“或许张爱玲自己也不愿意相信,这照片竟拍摄于日本战败前夕。”黄心村写在论文“注释”里的一句话让人心颤。是的,没有1945,只有1943,只有上一年或下一年。虽然《对照记》问世的1994年,离那段不堪和混乱的日子已有半世纪之久,而她也依然记得,有一种叫作佛洛伊德式的错误。

关于记忆和遗忘,心理学有很多说法。张爱玲在去世前一年留下有缺陷的记忆,是因大脑海马体损伤造成逆行性失忆,还是情绪性记忆的主动遗忘?至此已不是问题。当然,探讨其间隐秘非为“祛魅”,如黄心村所言,只为“还原一个历史的张爱玲”“更复杂的张爱玲”。

下意识地屏蔽不堪回首的以往,删除记忆晶片上的黑暗块面,我们自己,很多普通的“人”,何尝不是如此?

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最终构成人一生的东西,不是阅历、灵性与任何事件,而是对所有这些经验的记忆、描绘和阐释。

松尾芭蕉有俳句:寺庙的钟声/停了,但花中余音/持续地回响。

LIKE我们的官方面簿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