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航海图，让人重新看见17世纪闽南海商集团主导亚洲海洋贸易秩序的一代雄风，打开了史的新视角，令人观念一新，宛如清风照面，既迷人，又感人，也可醉人。
去年初在国家图书馆展厅，为庆祝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的“跃然纸上：1867年以前的新加坡”专题展览，看见一幅写满细小中文的古地图，篇幅硕大，色彩黝暗，辨认不易。
静心细看，才发现这是近年一直寻访未得的一幅中国古地图，乍然相遇，还真有意外的惊喜。
此即著名的《谢尔登中国地图》（Selden Map），中国学者则名之为《东西洋航海图》。
此图珍藏于英国牛津大学，2008年才被“发现”，一时备受中外学者关注。
此图内容，涵盖中国、日本、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且精确度很高，与现代地图大致相同，是迄今为止所发现年代最早、最具有“现代”面貌的一幅中国古地图！
它明显吸收西式绘法，与传统中国古地图全然不同，更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地图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
图上的海洋部分，绘有多条自闽南出发的东西洋航线，沿途注明针路航向，说明这是一幅实用的古航海图。
有关它的“身世”，却有几分“神秘”，因其确实来源无明确记录，只有它最早“露面”的记录。
那是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一位英国律师谢尔登在印尼爪哇岛西部的万丹（Banten），向一位从事贸易的福建商人购得此图。
后谢尔登将它捐赠给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故该馆以他为此图命名），从此沉睡350年，无人知晓。
2008年，一位美国学者发现这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航海图，立刻引起中国及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首先，它究竟绘制于什么时代？
中国学者发现，此图上的中国部分，写有明代各大行省与地方府名，长城以北还写有“北挞（鞑）在此”，这是明代对长城外民族的称谓，时间为清军入关（1644年）以前，确定此图是绘制于明代。
此外，该图在今天印度尼西亚东部的“万老高”（马鲁古群岛闽南语音译)，写有“红毛住、化人住”的字眼，是晚明清初闽南语即对荷兰人及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的称呼。
葡萄牙与荷兰人对马鲁古群岛的争夺战，发生于1610-1644年间，故此图应绘制于这段时期。
另，荷兰人1625年绘制的台湾地图首次将该岛绘成完整岛屿，但此图依旧将台湾画成南北两个小岛，说明它应绘制于1624年荷兰占据台湾之前。
故学者把此图的绘制时间，定于约1624年（明朝天启四年）的明末时期。
图上关于西洋地理的错误不少，证明此图作者不是西洋商人。
而图上所注明的航线，都是引用中国传统民间船工的航海针经（即针路簿或更路簿），则说明作者应出自民间。
一般认为，郑和之后明朝的海禁，中断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事实上，福建沿海的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始终存在，并发展为武装的海商集团，垄断了17世纪东海与南海广大水域的海上贸易。
他们势力庞大，拥有大型船队，纵横海上，官方无法掌控，故在官方文献里，始终以“亦商亦盗（海寇）亦官（收招安）”的多样面貌出现（西方早期海上贸易商也一样具有多重身份）。
早期的武装海商集团领袖如林风、颜思齐等甚至在海上打败西班牙及荷兰舰队，另一位领袖李旦则因主导明朝与荷兰和解，成为明朝对荷兰贸易的唯一代理人，成为掌控日本与菲律宾贸易的海商领袖。
继承李旦及颜思齐两股力量而成为当时海商之王的郑芝龙，其子就是击败荷兰人的郑成功，父子的郑氏海商集团，垄断当时海上贸易往来，西方船只也要向他缴税。
他们都是来自闽南泉州、南安、漳州、厦门等地的海上闽商，或称闽南海商。
因这幅海图最早出现于印度尼西亚万丹的闽商之手，故西方学者认为该图是万丹的闽商请人绘制。
也有中西学者认为，此图是当时势力最大的李旦或郑芝龙海商集团所制作，故称之为《李旦航海图》或《郑芝龙航海图》。但要明确指定作者，在没有确实史料佐证前，实属不易。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此图作者，必然与当时的闽南海商有关。
由于在西方势力进入前，闽南人一直经营台湾，掌控日本琉球及南下菲律宾与南洋各地的航行贸易。而此图所有出海航线，均从漳州及泉州出发。此外图上的地名，均以闽南语音译，都显示此图来源就是闽南海商。
清康熙晚期，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晋江人，为清朝收复台湾的施琅之子）也曾绘制一幅《东洋南洋海道图》，内容与此图相近，则显示当时流传的类似航海图，应不止一幅。
一张航海图，让人重新看见17世纪闽南海商集团主导亚洲海洋贸易秩序的一代雄风，打开了史的新视角，令人观念一新，宛如清风照面，既迷人，又感人，也可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