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人闲语
在鸦片战争以前，以郑氏集团为首的中国民间武装海商的存在与竞争，是西方各国武装海商始终无法突破并主导对华贸易的主要“关卡”。
明末清初的17世纪中叶，有一个中国历史上势力最强、经营最成功的海上闽南商帮，几乎垄断来往日本和南洋各地的海上贸易。
这就是亦商亦盗、称霸中国东南海域数十年的郑氏海上武装商团，领袖为传奇性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其庞大兵力与财力，也是后来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本钱”。
有记载称，明代崇祯年间郑氏势力巅峰时期，拥有各型武装贸易船上千艘（有1000或3000艘的不同说法），拥有包括汉人、日本人、朝鲜人、南洋各族，甚至非洲黑人的“国际兵团”，总兵力近20万。
在当时，获得官方承认时就是海商，官方不承认时就叫海贼、海盗。这种亦盗亦商的海商武装集团，在明末时期发展得愈加强大，以致出现了郑氏集团这样的超级海上强权。
郑芝龙出身海商，也是“纵横海上，官兵莫能抗”的“海贼”（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6）。
但和以沿海掠夺为主的海盗不同，郑氏部队往往只是 “勒富民助饷，谓之报水”，且“不许掳妇女，焚房屋，颇与他贼异”（《福建通志》卷267）。
同安知县曹履泰的《靖海纪略》卷1也说“龙之为贼，……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颇有劫富济贫的作风。
崇祯元年中央官员颜继祖在给皇帝的上疏中，就明确称“贼首郑芝龙……礼贤而下士，劫富而施贫”（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兵部档）。
势力强大又有“义盗”形象，故同安知县曹履泰就称郑芝龙“贼望甚高”（即很有威望），成为官方劝降招抚的对象。
崇祯元年，郑芝龙率部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接受招抚。据学者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利用官方力量，消灭其他海盗集团，并抗拒西方势力进入，以巩固及扩张其海上力量与商业利益。
据中国与荷兰文献记录，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因舰队被郑氏挫败，被逼每年向他缴纳12万法郎税金，以保证其贸易船在远东水域的安全。
当时几乎整个远东水域的中国商船，都需要向他交税，获准悬挂郑氏令旗，才能川行于这片海域。
如《台湾通史》卷二十五所载：郑芝龙“贸易于南洋群岛，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有学者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以郑氏集团为首的中国民间武装海商的存在与竞争，是西方各国武装海商始终无法突破并主导对华贸易的主要“关卡”。
郑氏集团与众不同的特点，除了以武力称霸海上，就是有一套严密的“五商”贸易组织，分为“山五商”及“海五商”两路。
山五商设于杭州，设有金、木、水、火、土的五家商行，分布于北京、苏州、杭州、山东，负责收购中国丝绸、瓷器等各地特产，集中于厦门，交由海五商出口。
海五商设于厦门，有仁、义、礼、智、信五家商行，负责以庞大的商船队，将货品运销至东北亚及东南亚各地，回程时则采购海外货品回国。
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大都市、港口，则均有山海五商的分行支号，协助采购及营销。
海五商拥有东西洋两大武装船队，东洋船队以日本、台湾、吕宋航线为主，西洋船队则航行南洋一带，并远及波斯。郑氏及幕僚则拥有一支“中央”船队，可以灵活运用应急。
战时，所有武装船队可随时调拨为战船，平时则运货并收集各地情报。
如此供销结合的完整商业组织，结合武装运输力量，郑氏集团遂得以建立庞大有效的海商王国。
明末闽南旱灾饥荒，郑芝龙还与福建巡抚熊文灿合作，运载数万泉州与漳州灾民渡海移民台湾开垦（见黄宗羲《赐姓始末》），成为郑氏集团的领地式基地及后来郑成功在台的发展基础，一举数得，可见其眼光独到。
郑芝龙亦官亦商，以官护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海商集团达到郑芝龙的规模，他的武装商船队遍及日本、东南亚各地，几乎完全控制了福建的经济和东南海外贸易，俨然是称霸整个南中国海的“海商之王”。
郑氏海商集团拥有大量的资本、商船、武装、战舰，而且完全商业化运作，还得到官方的一定支持，与当时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非常相像，故有学者称其为“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只是近年才有学者从此角度对他重新认识。
郑芝龙一生周旋在本国的官府及东洋与西洋的海洋势力之间，开创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民间海上霸业；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