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雁冰／报道 部分图片由国家美术馆提供
由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两大建筑物改建的国家美术馆正式开幕已四个月，记者不时听到关于国家美术馆新加坡馆与东南亚馆两大长期展览的评价，为此访问一些圈内人士，受访者普遍对区域与新加坡美术能在如此重要的建筑内展示感到欣慰，不过也提出了一些疑问与批评。记者整理这些问题后，请国家美术馆策展与典藏处处长刘思伟一一作出解答。
由我国两大最具代表性建筑物——前高等法院与政府大厦改建的国家美术馆，去年11月24日开放至今已四个月。
记者在美术圈走动，不时听到大家对国家美术馆新加坡与东南亚馆两大长期展览的评价。网络与海外艺术期刊也陆续出现相关评论。
大部分人参观国家美术馆，都被其宏伟建筑、考究的翻新工程倾倒。硬件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却应该是其内容。
亚洲不少国家城市在20世纪后，纷纷以西方美术馆为坐标，创建自己的美术殿堂，一方面要展示国家软实力发展的面貌，一方面要说一段属于自己的美术故事。
这个故事要怎么说不简单，反映的还是这个国家从何种角度切入、探讨自己的国家身份与认同，以及同区域的关系。
国家美术馆以面积达1750平方米的星展新加坡展厅，展出约400件19世纪至当代的我国美术；占地约3000平方米的大华东南亚展厅，展示约400件涵盖了19世纪至20世纪的东南亚艺术品。
让民众通过宏伟殿堂意识到艺术的价值
普遍上，受访者对区域与新加坡美术能够在如此重要的建筑物内展示感到欣慰。文化工作者张夏帏及集菁艺苑总监何劭斌不约而同地说，国家美术馆让民众通过宏伟殿堂，意识到艺术的价值。
何劭斌谈及新加坡馆时赞道，很欣慰看到较少被提及的第一代书画家如张丹农、张瘦石及施香沱的作品。“这证明我们没有忘记他们。”
前外交官、收藏家蔡镇洲开馆时看到东南亚馆展示的好作品，难掩兴奋之情。“美术馆收藏了几件很好的作品，包括印尼画家拉顿·萨勒完成于1849年的4米油画《森林之火》。泰国艺术家Fua Haribhitak作于1956年的立体派油画《脸》，那就算在泰国也不容易看到。Walter Spies在1929年作的峇厘岛油画也很难得，能从藏家那里借来不容易。”
看到优秀艺术家的好作品被摆进殿堂自然高兴。不过，坊间也提出了一些疑问与批评。经由本报记者统筹之后，国家美术馆策展与典藏处处长刘思伟一一解答。
■第二代画家展示面积太小？
不少人反映，展示第二代画家的展厅作品都排列得很近，缺乏呼吸空间。
谁先觉画廊总监陈荟妃说，虽然这两栋建筑物很大（6万4000平方米），但展厅面积却意外的小，天花板也很低。“尤其是展示第二代艺术家的展厅，参观时感觉局促。已故书画家潘受近3米宽的八屏书法，应该要让人坐在前面好好欣赏，却没有这样的空间，似乎对不起好作品。”
何劭斌也埋怨新加坡馆展厅小的情况下，又要展示当代美术，导致展示第二代艺术家的空间拥挤。“史丹福路的新加坡美术馆转向当代艺术后，我国第二代艺术家已被体制冷落多年。突出写实画家蔡名智是众望所归，但还有其他出色艺术家。当代艺术占据不少空间，虽然要呈献整个艺术发展是没错，但我还是觉得越界。当代艺术你可以去新加坡美术馆看。”
国家美术馆策展与典藏部主任刘思伟受访时说，当初决定将政府大厦空间保留给新加坡馆，是因这个空间的设计更简单更像画廊空间，适于摆放作品。高等法院空间有很多早期的建筑装饰需要保留，其风格较适合东南亚19世纪的大画作。他说：“我们其实也把新加坡馆内最大的展厅保留给本地第二代艺术家，所以我不认为我们过于注重第一代或当代艺术。”
■新加坡馆部分艺术家缺乏代表作？
张夏帏认为，新加坡馆内艺术家的作品欠缺代表作。
何劭斌附和说，第二代艺术家每人都有一两件作品，但几乎都不是最好的。“水彩画家王金成的作品是一张1977年的创作，还不很成熟，而且只有一张。”
一些人提到，想带海外访客到国家美术馆，“秀一秀”本地艺术家的好画，却还是看不到。部分艺术家也私下向记者“投诉”，自己的好作品没有被展示。
刘思伟在答复时说，理解大家对新加坡馆的疑问，尤其是关于作品非艺术家代表作的问题。他解释道，美术馆的主旨是为了呈献19世纪至今的新加坡美术史，因此它必须在整个美术史框架之下，按时顺序地来考虑。“我们考虑艺术家到底是在哪一个历史阶段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或最有影响力，或其作品是美术发展的转捩点。”
有鉴于此，展览无法展现一个艺术家艺术成就的深度与广度。“以王金成为例，我们要讲述水彩艺术在本地留下深刻印痕的1960至1970年代，水彩画家用画笔记录了快速变化的新加坡。当时的画家有老一辈如林清河，但青年画家如王金成也已经参与其盛。这是我们要展现的。”
刘思伟安抚说，长期展览只是未来各项展览中的一部分。美术馆将不断推出短期展，以个展或群展的方式聚焦艺术家。“个展方面，我们也会考虑在世艺术家。当然由于空间有限，群展还是比较能够照顾到艺术家们的需要。”
■东南亚馆策展主题不明确？
前佳士得东南亚部门主管、艺术顾问龚若灵研究东南亚美术近20年。她说东南亚馆的展览大题 “宣言与梦想之间”（Between Declaration and Dreams）选题大而罗曼蒂克，却无法很好地通过展览来贯彻。“它的指向似乎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政治与社会舞台，但整个展览在某些段落好像是要谈政治中的艺术，某些段落又变成美学的探讨，这种跳跃式策展让人很难抓住故事的轴心。我对东南亚艺术很熟尚且有这种感觉，担心一般观众很难理解。”
网上一些评论也认为展览通过美术作品企图撰写东南亚史，却又少了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海外美术撰稿人Bharti Lalwani在网络文章《国家美术馆令人生疑地重写东南亚美术史》中说，共产党影响东南亚及其艺术家的历史及记忆被省略了。
龚若灵举例东南亚第五厅说，如果展厅要呈现抗战与独立初期的时代精神，那为何看不到泰国或缅甸作品？“之后展厅又突然跳入艺术流派立体派的探讨，我很难理解为什么需要突出立体派。难道其他西方流派如印象派就没有带来影响吗？”
谈到东南亚馆，刘思伟承认国家收藏中确实有缺口，那就是为什么某些课题下会少了一些国家，或有的艺术家会缺席。
准备东南亚馆展览，策展人面对很大挑战。“其他国家的重要国家收藏，我们很难借到。就算是私人收藏，重要作品离国长期展览都会受到限制，有的藏家也不愿意作品离开五六年。”
策展人选择以大题及副题策展，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不能以个别国家艺术史为出发点。空间肯定不够，而且也比不过个别国家收藏。“我们从时间段着手。这些国家之间有哪些共同经历促成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创造，风格与美学。我们寻找的是共同点，然后再以题目将它们串起来。”
刘思伟解释说，譬如19世纪艺术家通过艺术表达了对殖民地统治的感受，是一个东南亚艺术的共同点。“但我们并非要说，那是他们当时关心的唯一课题。我们只是说，不同地域的艺术家都对这方面有所表示。我们也不要求每一个题目，所有东南亚国家的艺术家都在，因为确实有的国家的艺术家没有做出回应。历史不可能在所有地域同等展开。”
刘思伟也否认展览企图用美术说历史，他说无论东南亚或新加坡馆，主题都是美术，无关历史或政治事件。“我们并不是在用美术说历史，由始至终我们的焦点都是美术本身。譬如赤道艺术研究会的作品，是关于社会写实主义美术，并不是要通过美术看新加坡当时的社会面貌。”
既然观众可能混淆，美术馆是否能够在墙面说明文字上更为清楚呢？
刘思伟说，关于展厅文字能否清楚表达策展人意向以及是否足够，也是策展人激烈讨论的课题。“根据国际观众调查的一些结论，我们决定每个展厅的文字都应该控制在某个数目内。但如果观众需要，他们可以借用导览器获得更多资讯。”
■做东南亚馆野心太大？
坊间一般认为，新加坡馆因就地取材，就算缺乏某些代表作，整体而言还是可圈可点。东南亚馆要搜罗十国艺术，困难重重，从展览中可看出“贫血”迹象。
何劭斌质疑，我们是否野心太大？“在系统还不完善的时候，应该扬长弃短，慢慢来，本土艺术才是我们的强项。我们的美术史和文化底蕴，比展览呈献的丰富太多，我们连自己都还没有讲清楚，讲深入。印尼美术又何须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设长期展览来呈献？”
陈荟妃认同说，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建筑物是新加坡的标志，应该给自己的艺术家和艺术更大的平台。“如果我们对自己，对自己的艺术家和艺术，不够自信大声说‘就是好！’，那么没有人会来称赞你。东南亚的艺术，我们永远比不过他们国家美术馆的收藏，也只有我们自己的艺术，没有人可以比我们好。如果我们花那么多钱建了美术馆，却又没有自己的大师，说不好自己的故事，那有何用？”
龚若灵则认为，一些东南亚国家，会觉得我们在企图书写他们的历史。“如果我们要当这方面的老大，问题是能不能撑起来。未来的研究工作，如何更深入？而不是做仅触及表面的展览，说一个大众化的故事。”
尽管受到一些质疑，刘思伟坚持道，困难或许不小，但他不认为美术馆的野心太大。这是必须做的事，如果要理解本地艺术在区域乃至国际的位置，就得看到与区域交错的重要历史时刻。
他说：“我承认这并非完美的展览，但它不是永远不变的。接下来的五年，我们会做其他的短期展，这都会为我们带来新的认知。五年后，我们必定有能力做一个更好的展览。”
→文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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