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学，鲁迅对中国现代艺术也有重要贡献。他钟爱木刻版画，1930年以后推广的新兴木刻运动，不只带动了中国艺术的发展，也间接影响新加坡的版画艺术。
草根书室本月举办“1936·鲁迅与木刻”展，将鲁迅曾推广的木刻版画翻印出来，搭配文字展示。
“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
这是中国作家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描述的一个场景。
草根书室本月举办“1936·鲁迅与木刻”展，将鲁迅曾推广的木刻版画翻印出来，搭配节选文字展示。书室东主之一林仁余说，此展灵感源自于一本在1936年出版的《苏联版画集》。该书在1936年7月出版，鲁迅在同年10月过世。草根因此决定举办展览，纪念该书出版和鲁迅逝世80周年。
革命时代鲁迅对木刻版画寄予厚望
谈到鲁迅，大部分人会联想到他的文学著作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朝花夕拾》《野草》等等。但其实，鲁迅对中国现代艺术也有重要贡献。他钟爱木刻版画，1930年以后推广的新兴木刻运动，不只带动了中国艺术的发展，也间接影响新加坡的版画艺术。
虽然中国早已有版画的传统，但其始终被视为技术而非艺术，故也未登大雅之堂，直到1930年代才因鲁迅改变了命运。
当时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许多西方艺术、科学和哲学思想传入中国并广为知识分子接受。不少作家和艺术家不再对政治冷感，决意要改变国家现状。
研究这段历史的本地文化奖得主庄心珍在1979年撰写的论文《中国现代木刻》中指出，动荡的局势使这群知识分子认为，现代艺术运动的价值取决于它能为中国未来政治带来什么影响。换言之，艺术作品必须关心政治与社会环境，而且须与人民及他们的希望密切相关。
然而在1930年代，水墨画和油画的创作内容仍停留在静物与景物。反观西方版画，则出现了抨击社会不公现象，反映人民心声的内容。
鲁迅因此对这个易复制、易宣传的木刻版画寄予厚望，希望能借此教育大众，激发成千上万目不识丁的农民和工人的社会良心。他说：“当革命之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鲁迅本身不做木刻，却在1931年创办“木刻讲习会”，从日本请来内山嘉吉，培养中国木刻青年，新兴木刻运动也开始蔓延。
芽笼淘宝得来《苏联版画集》
1936年春天，中苏文化协会从莫斯科借到一批苏联版画家的作品，在南京和上海举办了苏联版画展览会。良友图书公司请鲁迅担任选稿工作，亲自研究每一件作品，决定哪些可用或不用，哪几幅用三色等，将它们制版印成《苏联版画集》。画册印了3000册，但只卖出1000册就爆发中日战争，剩余2000册不是被销毁就是束之高阁。
林仁余透露，10多年前，他趁芽笼一家书店结束营业前到书店淘宝，竟然找到这一本1936年出版的《苏联版画集》。
他说：“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本书的历史这么悠久，只因看到是我喜欢的木刻才买下来，回去读了才知道是什么书。”
木刻版画流行于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
林仁余说，木刻版画不仅影响了中国，也流行于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报纸和书籍封面都大量运用木刻版画，是当时人们很熟悉的艺术表现方式，只是如今已被淡忘。
在推广木刻版画时，鲁迅向当时的青年艺术家介绍了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和比利时版画家麦缓莱勒（Frans Masereel）。两位艺术家善于以版画批判社会不公的现象。
此次展览，草根书室除了翻印《苏联版画集》里的木刻版画，也翻印了珂勒惠支和麦缓莱勒的版画，包括麦缓莱勒的《一个人的受难》连环版画。鲁迅在1933年时曾为《木刻连环图画故事》作序。
至于鲁迅病榻旁的那张小画，是波斯诗人哈斐兹《抒情诗集》的首页，苏联木刻家毕珂夫的木刻版画作品。
●“1936·鲁迅与木刻”展已开始，至6月30日／每天上午11时至晚上8时／草根书室，25 Bukit Pasoh Road／入场免费
草根书室提供照片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