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龄女生王依婷与潘欣旖，三四年前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帮助本地的客工和女佣。与客工接触的这些年，她们听到也看到客工的欢笑与眼泪。
两年前，潘欣旖代替客工回乡探望家人，今年大学毕业旅行，她们选择到印度探访已回乡的客工，了解他们在家乡的生活，而客工的家人也从照片中走出来。
她们释出的善意，不但温暖打工游子的心，更教人看到繁华社会有情的一面。
“客工，不是一个数据！”正是她们想要传达的信息。
说到新加坡繁荣与进步的故事，我们也许会提到先辈的辛劳，国人的努力，政府的远见等等。可其实，我们的社会里有一群“隐形人”，他们的存在和贡献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安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们就是客工和女佣。
当建筑工人的客工们白天在工地的高围墙内工作，所有的辛劳与污泥尘土都被遮掩在墙的那一头，与外面的世界隔离。路人耳里的噪音，在他们的世界里区分为钻地、锯木、敲打、烧焊、清除废弃物等等。当清洁工人的客工则默默低头扫地，路人匆匆经过他们身边也不多看一眼。
夜幕降临，他们乘坐公司安排的巴士回到偏远的宿舍去。那里几乎是本地人不屑踏足的地方。待大楼建筑完毕，客工与垃圾又魔术般地不见了，留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刚移植的小树及西装笔挺光鲜亮丽来剪彩的贵宾。
女佣呢，她们虽然和我们同住一屋檐下，但经常都只是背景的一个小人物，只有在欢声笑语落幕后才出来收拾残局。
将客工和女佣们形容为社会的“隐形人”不算言过其实。大部分国人对他们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觉得他们就应该像次等人一般被对待。
幸好，新加坡仍有不少人看见他们，并且关心他们。
每周探访客工
王依婷（23岁，社工）和潘欣旖（23岁，社交关系营销执行员）中学时期就认识，不约而同地从三四年前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帮助本地的客工和女佣，这些年来与来自印度、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的客工与女佣建立起友谊。
采访地点在竹脚巴刹旁一家印度人开的咖啡店。两人见到记者和摄影记者就热情地打招呼，笑着招呼我们坐下来。王依婷住在裕廊湖畔一带。我们的访问约在早上8点，她6时许就要起床，但她不但没有迟到，还精神爽朗地感谢记者和摄影同事一大清早前去采访。
潘欣旖也兴致勃勃地说，她很喜欢来这一带。习惯讲英语的她这时还转头努力地用华语告诉摄影同事：“我知道哪里可以拍到很……‘boomz！’的照片！”
潘欣旖小时候看见客工在组屋底层睡觉时，就一直想帮助他们，但迟迟没有行动，因为她不知道从何着手。三年前，她参加青年领袖活动时，决定带领年轻人到社区关怀客工，分发粮食和饮料。她虽然希望能做更多，但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她毫不避讳地说：“身为女生，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听到，跟客工相处是很危险的，这种言论。”
不久之后，她在一个会议上认识了客工援助组织康侍（HealthServe）的创办人之一，开启了她与客工们接触的这扇门。两人每周一起去探访同一批客工，或者到宿舍找他们，或带他们出外用餐，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
其实，客工们每天很晚才收工，回到宿舍已经晚上9时许，而且宿舍几乎都在兀兰、裕廊一带。住在东部的潘欣旖每个星期还是风雨不改地前去和他们聊天。
记者问她怎么这么有动力？她想了一想说：“有客工告诉我，他看到我很开心。我想，他们难得有机会和新加坡人聊天和建立感情。这就是我的动力，让他们感觉到我们的关怀。”
代客工回乡探望家人
每周聚会，大家都天南地北地聊天讲笑话，有时谈工作，有时谈家人，甚至会聊人生的意义。偶尔，客工们也分享他们家人过世或欠债等令人难过的事。
当时许多客工没有智能手机，无法和家人视讯，他们的乡村或许也没有网络。2015年，潘欣旖与友人决定代替他们到孟加拉探望家人。
“我们先在新加坡录下客工们要带给家人的话，到了孟加拉播放给他们看，之后再录下他们家人的回复带回来给客工。”
她回想当时的情形时感叹道，真正走在孟加拉的土地上，进入客工们的村子，接触他们的家人时，更加觉得“客工们不只是纸上的一个数据。他们是有家人和梦想的人，就像你我一样。”
她说：“他们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生或念到一半因为不够钱而停学来这里当建筑工人。他们有些想做生意，有的要做建筑师或工程师。其实，你看他们的学历就知道，这些都有可能发生，但他们却面对贫穷问题。”
潘欣旖透露，她与其中两个客工友谊深厚，因此当新加坡庆祝建国50年时，她决定为两人筹款，解除债务，没想到在两周内就筹得超过目标的2000元。
客工资源相对缺乏
王依婷四年前在大学里修读社工系时，开始接触到社会议题。她说：“有一堂课叫‘与南亚人同行’。我透过这堂课认识一名大叔，他带我进去看客工宿舍，这是一切的开始。我看到客工们的住宿环境及所面对的困境，那天离开时心很沉重，也很痛。”
在这之后，王依婷和几个大学同学决定以实际方法帮助周围的客工，例如分派饮料给清洁工和女佣，并开始慰问他们。正因如此，她看待客工与女佣的方式转变了：“他们也是人，只是离开祖国到其他地方工作。我们都是人，是看我们怎么和其他人建立友谊。”
王依婷的教会里也有一些来自印度的客工。以前，她只会对他们微笑点头，但有一天就决定好好地坐下来与他们聊天，更深入地了解他们。
“他们给我看家人的照片，我看到他们也有家要养，但在这里，他们可能没有拿到薪水或住在很拥挤的宿舍里，受了工伤又不获得赔偿，因此无法把钱汇给家人，尤其是子女的教育费……你看到他们的全家福，发现资源分配如此不均。我在读社会学时发现，谈到本地，我们有非常多资源；但对于客工，帮助他们的资源非常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悬殊？”
我们先在新加坡录下客工们要带给家人的话，到了孟加拉播放给他们看，之后再录下他们家人的回复带回来给客工。——潘欣旖说代客工回乡
毕业旅行到印度 客工当导游
许多大学生在规划毕业旅行时目的地以英美、日韩、港台为主。潘欣旖和王依婷却决定到印度一趟，探访在新加坡认识的客工朋友。
今年，两人在国外旅游时接到消息，三名她们认识的客工被捕入狱后被遣送回国。王依婷说，巴拉尼（29岁）、拉珠（50来岁）和巴拉（40岁）是在教会当清洁工和管理员的，她们当时只听说是因为工作准证过期，不清楚细节。
她说，他们走得很突然，大家都没有机会和他们道别。她传简讯给其中一人，过了很久才收到他的回复。她兴奋地说：“他还用WhatsApp打电话给我！我看到时立刻说，哇哇哇，这一定要接！接通后，他在那一头说，他过得好！”
王依婷开玩笑说要去找他。不久之后，她和潘欣旖在策划毕业旅行时，决定到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探望他们。
两人笑说，下飞机时，整个机场只有她们两张华人面孔，拉珠的女儿拿着一朵黄玫瑰在机场候客厅迎接她们。潘欣旖说：“他们愿意从村子开两个小时的车到机场接我们，这个举动让我们很感动。”
到客工家里作客
接下来10天，三名客工轮流带她们出去玩。两人原本订好的酒店住宿也取消了，改到村子里与客工的家人们同住，客工手机里一张张照片的主人翁终于活生生地出现在她们面前。两人也笑说，她们到了印度才发现拉珠不是他的本名，而是他侄儿的名字：“他的本名太长了，很难记！”
潘欣旖说：“他们带我们去看他们的田地，如果不到新加坡工作，他们就会在家种田，一个月收入大约只有200新元。我们在那里第一次挤牛奶！”
记者问两人，整个旅途中最难忘的一刻是什么？她们对看了一眼后，潘欣旖说：“应该是一起在田野散步的那个时候。我问他（巴拉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们，是中介公司骗走他的钱，他们每两年给中介一笔钱，中介公司说会帮他们申请延期工作准证，但7年来都没有那么做。可是中介公司倒闭了，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也形容他们如何被扣上手铐带回警局……”
三人因非法居留各被监禁，其中两人还被鞭刑，期满后遣送回国，根本没机会回宿舍取回个人物品。
王依婷坦言，其实她们也无法确认客工们的话是否属实，但她们还是选择站在客工这边，“因为没有人会站在他们的立场。”
潘欣旖也同意并表示：“非常惊心动魄。他述说遭遇时，我听了就想哭，只能对他说，很抱歉你得经历这一切。看得出整个事件对他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告诉他，我们想念他，叫他回新加坡，但他说不要了。从他的表情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回来了。”
两个少女很贴心，知道客工们向家人隐瞒坐牢与被遣送回国的事，因此在他们面前只字不提。
通过社媒提高公众意识
除了客工，王依婷也指出，有些女佣在新加坡工作了20多年，自己的孩子从出世到读大学她们都没有机会参与陪伴他们成长。
“她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和她们相比不算什么。可以为她们做的，就是公平地对待她们。”
她谴责有些人让女佣睡在储藏室或狭窄的房间里，不给床褥，不给手机，吃残羹剩饭等等：“她们是动物吗？我难以想象，如果是我自己的妈妈出国工作遇到这种待遇……而且她又不会告诉我这些事。你会希望自己的母亲也经历这样的事情吗？还是我们应该改善她们的生活条件？”
潘欣旖这时插话说：“还有一些是被精神虐待，例如有人会在亲友面前骂女佣没脑、愚蠢等等，或叫她们坐在另一桌。这些不起眼的小事。” 客工和女佣们确实面对不少不公平的待遇。两女生经常为这群“隐形人”发声，她们如何提高家人朋友对这些议题的认识？
潘欣旖说：“社交媒体。我很直接的，我会在社交媒体上针对人们对客工们的刻板印象发言。我有个朋友很坦白地告诉我，他会歧视客工。可是，他看了我的Instagram照片和留言后，愿意对客工们好一点。这是一种方法。”
分享经验父母改变态度
她也承认，一开始告诉父母她想帮助客工时，双亲的反应是“很危险”“他们会非礼你”等等。
“如果你看数据就知道，新加坡人非礼人的比例更高，因为客工们在家乡借了那么多钱来新，他们不想被遣送回国。”
王依婷则说，她第一次去了客工宿舍后回家就与父母分享，当时他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客工们的困境。
“在那之后，有一次过年，我们拜年后搭地铁回家途中，一名客工走进车厢，我爸爸立刻起身让位给他，还把手中的柑送给他。那个客工好开心，我也觉得很温馨。我没想到会有这一幕。”
王依婷的父亲也开始在路上和客工们攀谈，回家再告诉她客工面对的问题。她说：“这就是提高意识吧，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客工。不过，我也认为，最好的办法其实是透过照片和故事。分享故事比直接告诉人家‘你要对客工好一点’更有效。”
王依婷本月初与两名女佣一起参加42公里的渣打银行新加坡马拉松赛，为客工援助组织“情义之家”（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简称HOME）筹款，潘欣旖负责宣传，目标是8000元，如今已筹得7500元。筹款将在本月31日结束，网址是：https://give.asia/campaign/run_for_home_joanne_and_isabel
援助客工可捐款或当义工
GIVE.asia
王依婷和潘欣旖选择的筹款平台是GIVE.asia网站。
这是2010年1月正式启用的网络筹募平台，让个别慈善团体与个人通过社交媒体向公众筹资。在网站上募款的慈善机构超过500个，包括本地与区域组织，如新加坡的陈笃生医院社区慈善基金、泰国的Project Love Asia Thailand、香港的DotAsia基金会以及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个人筹款就如王依婷的马拉松筹款，以前也有人为在沙巴地震中不幸丧命的中学教师的家属筹款。
GIVE.asia的创办人是两名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友傅佑明和阿信·塔格尔（Aseem K. Thakur）。阿信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GIVE.asia每年募到的款项都在持续增加，七年来资助了20多万人，筹得的款项超过2250万元，单单过去三年就筹得超过1700万元。
针对独立人士募款项目的可信度，他透露，GIVE.asia会从科技和用户举报等多管齐下，减少出现诈骗款项的风险。
阿信认为，新加坡人非常有爱心，每年有越来越多人挺身而出在经济上帮助有需要的人。他说：“我们希望GIVE.asia会继续在新加坡营造甘榜精神，大家和睦共处并在彼此有难时伸出援手。”
Giving.sg
除了GIVE.asia，本地还有另一个捐款与义工平台Giving.sg，一部分让爱心人士安全又方便地向本地多个慈善机构捐款，另一部分则让公众报名当义工。
这是2015年12月1日创立的，结合当时的SG Gives与SG Cares两个捐款及义工平台，由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NVPC）管理。
NVPC发言人受访时说，Giving.sg目前有487个慈善组织使用这个平台，从2015年12月至今已经筹得大约5000万元。
随着国人越来越善于使用科技，很多人选择上网捐款。在NVPC最新一期个人捐款调查中就发现，28％的国人选择上网捐款，比三年前的9％多了将近三倍。
以捐款者人数来看，与去年1月至11月相比，今年在Giving.sg的捐款者同比增加了34％。以款项看来，Giving.sg这两年来的募款比成立网站以前的那五年筹得的总款项多了一倍。
不过，如果以全国性的行善调查看来，有捐款的新加坡人比例逐年下降。调查显示，有捐款的国人从2004年的97％减少至2016年的76％。所幸，捐款数额增加了，从2008年的每人300元增加至2016年的每人910元。
值得庆幸的还有，本地从事义工活动的人，比例在过去16年有显著增长。2000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做义工，去年则增加至三分之一，35至54岁的人当中就有将近一半的人当义工。
调查结果也显示，本地五大行善活动依次为：与人接触（与对方交友或当他们的导师）、筹款、当行政人员（烹饪或送货）、环保相关活动以及教育相关活动如补习和讲故事。
年底佳节
Give.asia与Giving.sg的发言人都表示，年底是国人行善的高峰期。
阿信说：“我们发现，圣诞佳节期间的筹募款项会增加，因为这是一个人们欢庆以及助人的时节。”
Giving.sg的发言人也指出：“2016年12月的捐款总额相当于其他月份的七倍。当然，NVPC还是希望能和慈善团体合作，加深团体与捐款者之间的交流，让国人在其他的月份都能慷慨解囊，日行一善。”
有一次过年，我们拜年后搭地铁回家途中，一名客工走进车厢，我爸爸立刻起身让位给他，还把手中的柑送给他。那个客工好开心，我也觉得很温馨。——潘欣旖说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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