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繁花盛开的文学时代 访本地作家英培安、孙爱玲与谢清

本地作家英培安、孙爱玲与谢清，走过新加坡华文文学繁花盛开的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或九十年代初。

他们将在五月三十日的座谈“风起云涌的文学世代”，畅谈在那个年代走过的文学之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或90年代初期，是新加坡华文文学繁花盛开的时代。在那20多年里，本地出现不少重要作家和作品；一些作品具时代性，至今仍经得起时间考验。

来临的早报文学节，见证及参与那个年代的三位本地作家英培安、孙爱玲及谢清，将于5月30日的座谈“风起云涌的文学世代”，畅谈在那个年代走过的文学之路。英培安并将于5月27日，文学节开幕礼上，与中国作家格非同场发表主题演讲“小说与真实”。

英培安：小说的真实不是事物现象的真实

英培安是本地少见的“全职作家”，曾以小说《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骚动》《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画室》《戏服》等长篇小说获文学奖。2017年，新加坡九年剧场改编《画室》成舞台剧，作为该年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开幕演出。

在英培安看来，什么是小说里的“真实”？

他说：“小说写的是虚构的故事，即使写实主义小说，故事也是虚构的。所以小说里的真实不是事物现象的真实，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是人类处境、思想感情的真实，人性的真实。”

好的小说是否都有“真实”的部分？英培安说：“我们提到小说的真实，多半都以写实主义作例子，因为写实主义小说，特别是左拉的写实主义小说，都很细腻地描写故事发生的环境、政治社会背景、时尚习俗等。这些描述虽然吸引读者，但故事仍是虚构的，这些描写细腻的背景加强虚构故事的真实感。”

《金瓶梅》宋人生活在明朝

英培安以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为例说：“《金瓶梅》的人物是宋朝人，却生活在明朝社会，作者假托宋朝人物写明朝的故事，是很明显的虚构。但是，作者对晚明社会风俗、饮食服饰，下层人民的生活都描写得十分细腻详尽，它甚至成了学者研究明代社会的重要文学著作。这些细腻的描写，使小说中几个活在明代的宋朝人，如西门庆、潘金莲显得更真实。”

英培安也以卡夫卡的《变形》为例说：“男主人翁格里高尔·萨姆莎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甲虫，这显然不是写实小说。但小说描述人的存处，思想感情却是真实的。”

英培安的小说《骚动》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华校生反殖民运动为背景；小说《画室》，也有不少人物曾参与50年代学运及左派活动，甚或因加入左派组织走进森林，因此影响一生命运，这些小说有多少真实？多少虚构？

英培安说：“《骚动》与《画室》的政治历史背景，虽然是真的，但是我只把它当作小说的故事背景，我想要写的是，在这政治环境下人的存在；他们的思想意识、内心世界，他们的理想、欲望与幻灭。早期的《孤寂的脸》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离开本地现代派

英培安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写诗，也写大量杂文，回首这个年代的创作，他说：“我60年代中开始写诗，因为喜欢阅读台湾文学，受台湾当时流行的现代诗影响，人们称我现代诗人。70年代初，我还年轻，比较自我，关注的几乎都是与自己年龄相若，写作风格接近的现代派文友的作品。”

他也说：“其实，我与现代派文友相处的时间很短，因为受西方现代思潮如罗素、沙特、卡缪等人的影响，觉得现代主义的反传统不应该只是一种文字游戏，也应该是一种反体制的思想。我的文学观与身边的现代派文友分歧越来越大，不久我就离开他们，做自己的事，例如办杂志，开书店。因为开书店，发现本地写实主义文学其实有很大的读者群，现代派只是一小撮孤芳自赏的年轻人在搞的小众文学；不可否认，现代派的作者较有文字才华。由于阅读习惯使然，我仍不习惯读本地的写实主义作品，所以对他们也没什么了解。”

英培安说，他在1980年代因为靠写作生活，诗少写了，倒写了大量的杂文与广播处境喜剧。但他也说：“从80年代开始，因为阅读一些西方关于民主自由的著作，较关心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问题，很少关心文学的问题。我喜欢独来独往，本地的文学团体都没有参加，也很少与写作人聚会，所以不太清楚当时的文坛状况。”

他说：“那个年代本地作品对我的创作，可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在那个年代，影响我文学思想与写作技巧的都是外地著作，如西方与台湾和香港的名家。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自我，觉得本地还没有产生经典的好作品值得学习模彷。”

正写作关于老人的小说

英培安目前正写作一部关于老人的小说。他已出版的作品有26种，2003年获新加坡文化奖。

英培安曾于1960年代办文学杂志《茶座》，1990年代办文化思想杂志《接触》，2013年任南洋理工大学首届驻校作家，同年10月获颁东南亚文学奖，2014年9月受邀参加意大利曼托瓦文学节。

孙爱玲：七八十年代有创作动力与土壤

孙爱玲自1970年代开始创作，写小说、寓言，也写散文、专栏、评论等，小说多次获奖。

创作以肯定自己

对于孙爱玲来说，那是个有创作动力的年代。她说：“那时代的动力是想肯定自己，而且恐怕只有通过自己能掌握的语言和文字。那时大学毕业不久，人浮于事，尤其南大毕业生，工作难找，能进入社会工作已经不容易。当时在社会福利部托儿所工作，这工作不是我的专业，也不能马上见到成绩；另一方面，个人情感生活也不太如意，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前途。因此，想用能驾驭的文字表达自己的理想和生活，觉得说故事是自己的长项，尤其在想象和虚构的情况下营造故事，是很有趣的，重要能释放自己，在另一领域开拓自己的心灵天地。”

在孙爱玲看来，1970年代是本地华文文学开始蓬勃发展的时期，她说：“那时候作家有许多发表的园地，包括新加坡作家协会的《文学》半年刊（后改称《新华文学》）、文艺协会的《新加坡文艺》、人民协会的《民众报》等，还有《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新明日报》等的副刊，都提供定期且大篇幅的园地，供作家投稿，而且稿费不菲，读者群也多。到了八九十年代，提供投稿的园地趋向稳定蓬勃，作品很有水准，当时的作家群起，百家争鸣，好不热闹。更可贵的是，很多文学奖推出，例如金狮奖就是当年的盛事，铜锣一敲，新生作家登上文坛，闪闪发光。”

文学语言不可替代

孙爱玲为2018南洋理工大学驻校作家，她对目前及未来的新华文学有自己的看法。她说：“作为驻校作家，希望有更多作家作品出现，尤其是书写本地特色的作品；还希望有更多评论家出现，评论和梳理本土的作家作品。在这个科技时代，媒体的带动和推广很重要。如果作品能通过平面媒体、音响视频、电影，甚至戏剧等去展现，达到广传作用，可让更多人认识、阅读、重读和回顾。当然作品翻译也是推广文学创作的另一途径。但是我个人认为文字的书写，我的文学语言，是别的媒体或语言不能代替的，无论用什么方式认识我的作品，读者一定要读我笔下的文字，才是理解真正的文学。”

孙爱玲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绿绿杨柳风》《碧螺十里香》《玉魂扣》《独白与对话——孙爱玲小说选》，另有《孙爱玲文集》、小品集《水晶集》、寓言集《孙爱玲的寓言》等。论著有《红楼梦对话研究》《论归侨作家小说》《儿童文学与读写教学》等。

谢清：与台诗人争一日之长短

诗人谢清行走文坛多年，原名谢国华，除了写诗，也写散文、小说，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本地活跃的现代派诗人，诗作成熟，别具特色，具有既内敛又豁达的创作风格。

谢清多年来从事教育工作，能文能武，除了从事文教工作，同时也是空手道高手，拥有空手道黑带八段资格。13年前提早退休后，谢清去了西澳埃迪科文大学修读体育科学学位，毕业后成为合格体能教练，之后回到新加坡任职体能教练及空手道教练。

以自己的语言建立本地诗风

谢清早在1968年即开始在《南洋商报》发表作品，不久又有作品在香港的《当代文艺》、台湾的《纯文学》、马来西亚的《学生周报》发表。谢清是“五月诗社”的创社社员之一，早在七八十年代已创作不少现代诗，著有诗集《哭泣的神》《鹤迹》，小说集《醉了芒草》，散文集《水言珠语》等。

值得一提的是，谢清曾在1976年以诗集《哭泣的神》获新加坡全国书籍奖。《哭泣的神》也是本地第一本获得文学奖肯定的现代诗集。

提起当年热情投入写作的原因，谢清说：“当时适逢我国建国初期，对国家有种种憧憬。那年代又遇上越战，对生命的无常亦有深切感受。这使我写出反战诗及描述本地事物的诗篇。”

对于那个年代的本地诗歌与诗坛，谢清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大多数的五月同人都在壮年，同时受台湾现代诗的影响。大家努力创作，与台诗人争一日之长短，尽力以自己的语言建立本地的诗风。”

对于诗歌喜爱始终如一

毕业自南洋美专的谢清很有绘画天分，为实现年少时的梦想，他四年前重拾画笔，闲时从事水彩创作及摄影，几乎每天都带着画笔画簿到横街窄巷作画。

从事诗歌创作半个世纪，谢清对于诗歌的喜爱也始终如一，经常在面簿发表作品，诗图并茂，说到持续创作至今的原因，谢清说：“我一直认为，创作是抒发情怀的良具。只要还有敏锐的感受，则创作泉源不会中断。”

谈到未来的创作计划，手上积累了不少诗作与画作的谢清说：“希望出版一本诗画集，还在寻找知音人相助出版。”

关于早报文学节

今年适逢《联合早报》95周年报庆，早报秉持推广文化艺术的使命，举办“第一届早报文学节”，力邀两岸三地及新马华文作家学者，聚首狮城，分享他们的文学生命故事，探讨文化议题，与读者见面、交流。

文学节以“时代速度 文字温度”为主题，邀你我回归细嚼慢品的内在世界，感受文字温度。

​ 文学节由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联办，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会协办，并获得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支持，指定住宿是富丽敦酒店。​

活动入场免费，报名请上网bit.ly/ZBwxj。

感谢读者对早报文学节活动的支持，所有报名者已成功登记，文学节将不另行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