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汐莹:消逝中的一尺大街

“一尺大街”的街道牌子。(张汐莹摄)
“一尺大街”的街道牌子。(张汐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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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以及所有往日的情怀,只有在曾经经历过这些的人的眼里,是具有真实的、无可取代的价值的……

北京市里最短的胡同,你去过吗?

在前门大街附近,旅客时常徘徊在繁华的大栅栏商业街区,时而绕到富有历史文化底蕴的琉璃厂街。但之间路过一小段不起眼的巷子里,不曾有人注意过脚下被尘埃掩盖的牌子——“一尺大街”。

一尺大街其实也没有一尺大,整条胡同长度为25.23米,被誉为北京历史上“最短的胡同”。

胡同两旁共有六家小店铺,三家早已荒废,两家是门可罗雀的小餐馆,而最后一家招牌上写着“艺镌阁”三个大字,在玻璃门上贴着一小张写着“刻章”的纸条。

我小心翼翼地踏入刻字店的大门,两只活蹦乱跳的小狗迎面而上,店里玻璃柜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印章,上面的雕刻个个惟妙惟肖,非常精致。

一个中年女子和一个八旬老人坐在木桌子边静静观望。时光仿佛凝结在“艺镌阁”店里。被岁月覆盖的不仅仅是街上那褪了色的金牌子,还有店铺里一段段褪了色的往日记忆。

刻字店的老掌柜是84岁的郎景龙,身旁的是54岁的女儿郎国丽。一尺大街上的店铺变了又变,唯独他们一家自1965年坚守原地,继续刻字这门宝贵的手艺。

郎国丽自小在这里长大。在她童年回忆里的一尺大街是个很热闹的的地方,“以前这里是住家,整个胡同都是居住的。地方也很小,每户家庭会搭棚子,煮饭什么的,孩子一起跑,热闹但也很挤。”

一尺大街,对于郎国丽而言,是“家”,是她成长的地方,承载了她从童年起的一切美好回忆。她与我分享了不少童年趣事与一尺大街的变迁。

我回去查了资料,才发现一尺大街其实在1965年中国整顿街巷名称时,早被“除名”,也并入一旁的杨梅竹斜街。

因此,郎国丽长大的地方应该是“杨梅竹斜街”,但她口中的“一尺大街”,让我觉得一尺大街不曾消失过,依然是她心里最温暖的存在。

一尺大街前几年在胡同保护修缮项目下,正式恢复地名与身份,也随着按在地上的两个金色牌子,获得了“重生”。

现在街道宽敞、干净多了,但从何变得如此冷清呢?街上寥寥无几的行人路过,没有一个踏进店铺,只有我一坐就坐了一个下午。

临走前,我决定买一个小刻章作为纪念。郎国丽蹲下来为我挑了一块玲珑剔透的石头:“‘聼(听)雨’,字很漂亮,石头也好,是老挝石。”这是当天感冒的郎晓晨(郎景龙的孙女)刻的。

能认识“艺镌阁”的三代人,是我的幸运。一尺大街,几寸光阴,无尽情怀;但何曾有人驻足,何曾有人感慨?

作为胡同的缩影,一尺大街经历了胡同繁华到没落的过程,也反映了今日许多胡同的共同下场——逐渐被遗忘,又或是名存实亡。

胡同,以及所有往日的情怀,只有在曾经经历过这些的人的眼里,是具有真实的、无可取代的价值的;但在普通人眼里与心里,可能只有肤浅的旅游价值。

而一尺大街,在消费与观赏上与周围繁华的商业大街对比,霎时失色,于是在日渐商业化与现代化的潮流里,独自消亡。

或许,就像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一文里所说的一样,“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回”。

最终,就如我离开一尺大街那小小“艺镌阁”刻字店时一样,只能默默说一句:“再见吧,胡同。”并由衷地希望真的会是一句:“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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