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别相忘 关于这个地方 ——“新华文学三剑客”座谈

“新华文学三剑客”座谈现场。(龙国雄摄影)
“新华文学三剑客”座谈现场。(龙国雄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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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文学节“新华文学三剑客”座谈,三位主讲人黄凯德、陈志锐与周德成分享各自文学观。

对于为什么继续写作?黄凯德说,他希望“以一种诚实的文字,让我们不要相忘,关于你我,关于这个地方”。

第一届早报文学节(5月26至31日)圆满落幕,最有话题性的,当属29日下午的“新华文学三剑客”座谈。

出生于1970年代,以多元、跨界、不安分著称的三位本地作家——黄凯德、陈志锐与周德成,在主持人——作家、本地剧场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的引导问答下,从个人文学养成谈起,分享各自文学观。

在问答环节,观众引中国作家迟子建之前在讲座上,关于新加坡的看法作为提问,因为语境的不同,引起四位作家的不同反应。迟子建阅读报道后,借文学节的最后总结,撰文澄清。

本文为当天座谈的记录,亦可视作一次的“文学键谈”。

有假想文学对手,不会太孤独 

柯思仁(以下简称“柯”):

在场三位“中青代”作家,每个人都是多重身份。这也是早报文学节文学活动中观众相对年轻的一场。

三位有个共同点,都是第一届语文特选课程的学生,那是1990年,是当年受高度重视的课程,培养华文优秀学生,以华文为书写和工作语的精英。

三位写诗、散文、小说、评论,而且都是教师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培养新一代的文学接班人。他们也是双语双文化精英,我称他们为跨世代、跨文化写作人。

我第一次认识他们是在1990年语特写作营。当年我是指导员,其他包括非心、殷宋玮等,他们十六七岁,我们20来岁,年龄差距不大。因为是第一届,写作营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举办,结束的时候,他们把我丢到华裔馆前的水池里去。那是愉快的落水经验。大家都是热情投入的年轻人。

此外,华初和淡初的老师当时都很年轻,彭志凤、许福吉、陈京文、吴英成,还有当时在教育部总部的周维介等,都是30来岁,很有活力的年轻人。我很高兴20年后再聚还是很有朝气。

三位,从个人经验和成长环境,你们怎么看待文字和文学,还有文字、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也许学校里,学生会觉得华文只是一个语文科目,下课后,关我们屁事?但华文是生活和现实的部分,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你们是中青代作家,你们前面有资深作家,后面有年轻人。你们怎么对待这个身份?

黄凯德(以下简称“黄”):

有点过誉,感觉我可以去竞选。不是就要开放非选区议员吗?我们可以推一个进入国会当官委议员。

思仁说他好不容易“抢到”主持的位子。难得高中之后,1990年举行的写作营之后,再次(柯:合体!)……要这么亲密的词语吗?

主持一职其实非思仁莫属,他是中生代,直接启发我们的很重要、关键人物,看着我们从懵懂无知到稍微有点成就的状态。

陈志锐(以下简称“陈”):

“三剑客”的故事里强调的是all for one, one for all,三剑客是团结一起行动的,事实上我们很少在一起。

我们知道彼此,很早就认识,在赛场上,我们代表学校参加写作比赛。这是很健康的竞争关系,因为有假想的文学对手,就不会太孤独,蛮感谢的。现在不知道年轻人有没有这种对手?当时看到他们写出好作品,会很不甘心,激励自己写得更好。我中学参加华语文竞赛常输给德成(耿耿于怀到今天)。第一次看到凯德的作品,惊为天人,以为是个老人,原来同年,原来我们这个年龄可以写出这么精彩的作品。

周德成(以下简称“周”):

凯德念高中我才认识他。他的写法不一样,比大家前卫。我们都蛮喜欢用后设的手法,可能因为写作营,张大春曾来当驻营作家的关系。

凯德喜欢逃学,写了篇《如何计算逃课的成功率》,模仿黄凡的《如何测量水沟的宽度》,发表在《天空》杂志,我们都注意到。当时每个人都有文学偶像,各自在实验。例如我和志锐就在几次比赛中相遇,互有胜负,所以很早就关注他的文字。

我们也在不同的版面碰面。我第一次上《文艺城》是在高一,当我们看到彼此的作品在版面上,大家就会互相学习。当时柯思仁、蔡深江、梁文福……都蛮红的。

到了高中,文字变得比语言重要。语言大家都会讲,文字却是不能用正常语言表述出来的东西。

校园的氛围,老师的鼓励

柯:中学参加各种比赛,参与感、荣誉感,应该是很大的推动力。报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学生通讯员制度;学生刊物《天空》也办了好几年,还有《取火》版。我办了狮城扶轮文学奖,后来我们办了一份刊物叫《后来》,凯德也加入。很多有关文学的活动和环境,在那个时代和环境得到启发,你们之后怎么走下去,看到怎样的视野?

黄:许多见不得光的事迹被老同学捅出来,这么正经面对大家怀旧不是很习惯。我比较不一样,很晚熟,启蒙早,但实践很迟,高中念语特才去探索,一直安分地当一个坏学生。

我们有幸的是,淡初的老师都是作家,彭志凤和许福吉。两个作家老师的授课过程,潜移默化的让我们上课的氛围充满适宜的写作环境。

这当中有很间接,但是却很关键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就像我念中正时,中四的华文写作老师詹尊权,也是留台的,也是作家,每周要写作文,我都很放心思去写。老师有个习惯,老读书人的习惯,在我们作文簿,觉得句子好,就在底下画圈圈,连续着的一圈又一圈;我们每次都很期待,想知道收回来的作文簿子上,有多少个圈圈,甚至还有几个同学会互相比较。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其实都不是圈圈,更像浪花。就这一波又一波的浪,一直把我推到现在。

陈:可能我们的经验可以帮华文老师,找出一个可以实际应用的方法。

我中学的老师也是台大毕业的李白杨,也是画圈圈,其实就是可圈可点的。老师特别会写评语,写的很不一样,绝对不是什么“文句通顺,情感真实”这类四字评语,李老师讲的是她想跟我们说的。

老师是性情中人,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教我们很多课本以外的文学文化。当时其他几位华文老师也都很喜欢介绍文学作家、刊物、书籍,把旧书送给我们,如《同温层》、点线出版社的刊物、新华文学作品等,都让我爱不释手。这些不断的课堂刺激和文学滋养,刺激我在中二写下第一首诗《黑蝶》参赛获奖,同时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编刊物,如高中的《华韵》《印象》,以及成为报馆通讯员参与编辑《天空》。

周:我的情况可能比较多巧合构成。我并非由一个老师直接启发,而是多位老师和各种际遇,促成我走向写作。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中三的李玉霞老师作文出自由题,我写抒情文,当时作文很少抒情文题型,她竟给我85分,真是很大的鼓励。后来她又出《人类的战争》,这些都不是当时作文课的正规题目,我就写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印象中写了十多页,用很文学的手法,这都让我有创作的意识。

此外,我念德明政府中学,复办已停刊很久的学校文学杂志《艺林》。同学们自己写私信征稿、排版,再送去找人打字,用学校的油墨机免费印刷,自己裁剪制作封面、装订。一本两块钱,两星期在中三中四班同学间传,200本尽数卖完。

中四有个台湾毕业的颜荣利老师,让我参加校外的议论文写作比赛,得到一个优胜奖。这一个个际遇,现在看来都是我后来走向写作的伏线。

但我对比赛有抗拒。到了高中,现已去世的美术老师Rita Leicester告诉我,比赛其实也无妨,就是多一次历练,只要不过分纠结得失,人除了出世,也需要有入世一面。

不过高中以后,狮城扶轮没了,金狮奖时我在报馆实习,也试着参加一届,之后也没了。接下来十多年没有太多比赛,很多人也就掉队了。

柯:台湾毕业的老师,继承他们老师的做法。我在台大读书时,老师们也都画圈圈,我们回来就继续下去。老师很重要,我们读书时,老师不是用词汇教学,不是听说读写,而是一种文学的方式,带着现实的启发,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周:我高中语特的老师彭志凤,就不只在教语文。我当时是比较美术卦的,他引荐我去找一名篆刻家郑子硕,向他“拜师”,免费旁听他的篆刻课,甚至到他家学裱画技术,这让我很自然地把艺术和文学整合成为一个系统。

后来,没有比赛和老师,我的情况跟凯德很像,去国大念书。本来我要去台湾读书,对台湾有一种文学上的美好想象,但台湾文凭在新加坡不受承认,因此最后选择留在新加坡。

为什么继续写作

黄:我考台湾大学三年都考不上,因为没有保送制度,台大只有一个位子。至于为什么继续写?脱离学校相对单纯的环境,写作不再为了得到老师的圈圈点点,其实很难说为什么要继续写下去。似乎任何的回答都不会让人满意。这么说好了,我想写,我觉得我可以写出什么——填补新加坡在文学类型和题材方面的某一个空隙。后来自己在写作的实践上,也看到这个部分,觉得必须写下去。

文艺城新书《2017年文字现象》里,我有一篇小说获选,主编序言评论它“有浓厚的新加坡乡土气息”,虽然我不知不觉从前卫走到乡土的状态,但是写作的关怀和企图,应该没变。

周:我觉得没有理由才写得下去。

我们很多同期人去报业工作、当教师,这很容易让工作状态干扰写作,渐渐都不写。没有理由的写作状态,也许吊诡的好处是,你写的东西不会受市场的影响。

我比较倾向跟自己竞争。我不会维持某种写作风格太久,会尝试不断自我突破,甚至让自己同时间经营不同写作风格,再尝试突破它们,一起并进,也有时拿回10年前没写完的作品继续补足改写。如果你读鲁迅的小说,从《狂人日记》一篇篇读下来,你会发现他不断在求变化,突破自己原来的视角模式。

陈:我有幸考上台师大,当时每个大学中文系只留一个空位给新加坡学生,要考到才被保送。

我依稀记得留学台北的时候收到一封信。凯德一定忘了吧。信里面他说,我能到台湾读书很难得,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学习。

我在台湾念书,一头就栽入台湾的生活。当时觉得台师大很小,但不久就意识到课堂是台师大,学校是台北甚至台湾。每天看人家抗议,电视上丢麦克风,同学讨论,甚至加入静坐。我们也结诗社、搞出版,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写作,主办写作营、参加比赛。在这样青春热烈的氛围里头,所思所感都是很文学艺术的。

以前说过,创作如呼吸如生活,今天或许不需要这么刻意,我好像不需要回答为什么继续写这个问题。其实,今天的我更想在殊途里找到同归,也就是创作也包括其他艺术的形式,包括绘画书法摄影跨媒体,或其他生活的方法。无论是文学、艺术的哪一个殊途,更重要的是“自在”的那个同归吧。

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黄:我怎么不记得有做过这些事情。几个月前南大写作班最后一堂课,同学们买比萨吃吃喝喝,有些大四快要毕业的学生,问我可不可以讲些人生的赠语,我当时吃着比萨,嘴唇和手指油腻,我说希望你们做个善良的人,大家当时都有点吓到,我竟然会讲出这么正经的话。

其实那句话我只说了三分一,还有另外三分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人物说过的话:“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为什么要继续写下去?我想用善良的态度,以一种诚实的文字,让我们不要相忘,关于你我,关于这个地方。

周:写东西有时候是跟时间相抗衡,可以是不遗忘,希望可以把东西留下来,也可以是通过语言和文字传播,因为文字、文学可以超越一个人的生命长短,流传下去。

我们不能强求200年后有人可以读到你的作品,但它可能触动别人,邀请不同时空的读者,把自己生命某部分,和文本联结起来。

陈:回应文学节的主题,我写了一段话:“时代如风,文学就如烛火。”烛火显示时代,只要不灭,有火你才会看到时间的速度,我就是要追求不灭。

我自觉是个自觉的写作人,我会担忧越写越差。在新加坡,似乎很难看到很努力地要求自己写得更好的人(当然写作的人本来就少),有但少。比如英培安就是那么一个,但他多么孤独。

坦白说,今天出版、发表的管道很多,但我担心会变成只满足于此。重复自己的话,我没办法得到挑战自我的满足,所以用画画写字等其他的方式。只是有时候看到周围很少这样子不满的人的时候,我会更不满吧。

柯:我们谈到文学的理念、认识和想法,相信这会慢慢自然导向。我已经不须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最关注的文学现象和写作课题是什么?你们的生活细节,听起来很琐碎,但很多真实的细节和经验,让没有经历过的生命,能够得到一种启发。这对我来说更重要,先从经验找到体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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