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疗愈之旅 访香港作家董启章

香港作家董启章刚任南洋理工大学华文驻校作家，他最新的三部小说《心》《神》与《爱妻》被称为“精神三部曲”。

董启章不抗拒谈论自己的病情，他说2014年受焦虑症煎熬，他把这段记忆转化书写在他的“私小说”《心》里。

病是生理的，也是隐喻层面的，那些反复的不安，就这样被董启章刻画在“精神三部曲”里头。

2014年12月，香港作家董启章到新加坡参加星衢文学讲座的时候，正受焦虑症煎熬。他把那段难受的记忆转化书写在他的“私小说”《心》里。

三年半后，董启章再次来到新加坡，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华文驻校作家。这是他病后第一次开课，每周五与南大学生讨论小说创作，传授经验，引导学生阅读，打磨书写技艺。

董启章最新的三部小说《心》《神》与《爱妻》被称为“精神三部曲”，内容都与病相关。《心》尤为明显。小说主人翁某天发现一个鬼魅般的女子钻入他的被窝，从此与他形影不离。名为“こころ”（日文：心）的女子患上不知名的心病，主人翁带她到处寻医，从中医针灸到西医的各种扫描治疗，那寻医旅程仿佛也是董启章现实中的经历。

董启章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笑说：“病的时候，找不到答案，又形成另一种病态，一直找资料，越看越恐怖。”同样的想法他也在与台湾小说家骆以军笔谈时表达：“更多的‘知识’反而制造更多的疑惑，也近乎瘫痪了治疗的可能。不断的参考资讯令人陷入过度的思前想后、三心两意的困局。”

有知带来的疑惑，滚雪球般变大，病是生理的，也是隐喻层面的，那些反复的不安，就这样被董启章仔细刻画在“精神三部曲”里头。

创作《神》的时候，董启章已经接受西医治疗，用药物控制，情况也改善许多。他说，写作《神》与《爱妻》都相当顺利，今年初也停止吃药，不过就在他准备前来新加坡之前，他又感到异常，恢复药物控制。

董启章并不抗拒谈论自己的病情，他说创作《心》时，尽量以自嘲的笔调书写，借此调剂。

意外的是，母亲读了《心》，以为他撞鬼了，非常担心。董启章也把书送给妻子黄念欣的一位老师，那位长辈读完马上关心黄念欣，问她是不是婚姻出了问题。

黄念欣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当时恰好到英国牛津当访问学者，这一现实经历被董启章用作《爱妻》的故事背景。

黄念欣在英国期间给丈夫买了一对狐狸与刺猬布偶，董启章一直放在身边，这次也带来新加坡，两个布偶也在小说里出现。

这对布偶是有典故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刺猬与狐狸》，将知识分子分为刺猬型与狐狸型，借以分析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文章广受读者欢迎，伯林也始料未及，甚至有点后悔，称那不过是游戏式的文章。

董启章借私小说模式创作的“精神三部曲”中，主人翁的妻子都以不同的方式出现或缺席。

《心》的妻子一直在国外，《神》的主人翁则已离异，到了《爱妻》，董启章干脆与妻子调换身份，主人翁是文学教授，妻子龙钰文则是成功的小说家。

不知道黄念欣读这三部小说有何反应。

“她的反应很复杂。”董启章说：“太太被老师关心是不是出了婚姻问题，感觉有点尴尬，也想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到了《神》，主人翁与太太离婚，把太太的问题放在一边。第三本太太回来了，还倒转身份，太太成为作家，我是老师。结果也是复杂的。整个过程，最重要是得到她的包容。我把夫妻关系胡乱调度，她也可以接受。”

董启章说，书中提到儿子的部分，儿子会拿来看看并问他：“是不是写我？”

《心》提到主人翁一部未完成的作品，《爱妻》也借文学教授与学生检讨作家龙钰文的作品讨论作家题材与风格转变的问题，似乎董启章心中，还有一篇未完成的小说，迟迟无法诞生。

在“精神三部曲”之前，董启章于2014年推出篇幅较短的《美德》，作为“自然史三部曲”的小结。三部曲由《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与《物种源始·贝贝重生》组成，但是《物种源始》的下篇始终没有推出。

其实董启章还没放弃这个作品：“偶尔还会想起它，记录一些点子，不过还没到时机写。”

“精神三部曲”其实是董启章对类型文学的一次思考与实践。《心》向日本现代文学大师夏目漱石致敬，《爱妻》则致敬香港作家钟晓阳。《爱妻》最后部分名为《浮生》，为小说做一次扑朔迷离的科幻转身。

为何尝试类型小说？在谈及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之分的时候，董启章答：“我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态度。纯文学也是历史的产物，既然是历史产物，是不是也有终结的时候？要不要坚持做下去？它存在的意义是不是越来越小？以前我也说过悲壮的话：长篇小说要灭亡了，我要写最后的文学长篇。可是后来又觉得，要不要考虑另外的可能性，所谓‘类型文学’，我不会说是‘通俗文学’，其实可以发展的，可以从文学的角度进入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也没可能转型为‘类型作家’，马上会有很多读者。不过类型文学里有些元素是有趣的，有发展空间。”

董启章对科幻的兴趣来自1990年代观看的日本动漫电影《攻壳机动队》，他很着迷，把《攻壳机动队》的漫画和动画连续剧都找来看，读者可以在《天工开物》里头读到董启章对这部动画的引述，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动漫里意识觉醒的机器人。有论者认为《天工开物》与《地图集》具有科幻成分，不过董启章自认那是奇幻多于科幻。他是近年才开始系统化阅读科幻名著，如艾西莫夫《我，机器人》与威廉·吉布森的《精神漫游者》。一旦对一个题材感兴趣，他就试着从它的源头读起，慢慢研究。

接下来，董启章打算在新加坡驻校期间完成新作《命子》。

新书是一部“关于父子关系的一个半虚构半生活实录的作品”，董启章透露，新书篇幅较小，以散文的方式书写，在香港已完成“实”，目前正着手“虚”的部分。

何不干脆写一本散文？董启章说：“非常奇怪，我很难直接写感性的东西。小说有一层虚构，可以由人物代入，如果写抒情散文，我就写不出来。谈话倒可以，所以我也没办法写诗。”

今年7月，村上春树的小说《刺杀骑士团长》被香港淫审会列为“第二类不雅物品”，恰逢香港书展，书商闻讯赶紧下架，接着文艺界联署抗议，民间争议不断。

为此事，董启章在面簿专页上写了一篇短文讽刺淫审会的决定，声援文艺界的联署。文中董启章以自己作品《衣鱼简史》的性描写为例，开玩笑称当局不如撤掉他的“2014年香港书展年度作家奖”头衔。

文章马上被香港媒体引用，惹来两极评论，结果董启章主动撤掉文章，息事宁人。

董启章说，那篇文章的用意是讽刺淫审会，没想到被无谓的人无限上纲，有人甚至批评他自比村上春树，整个事件的发展偏离讨论的重点。

他委屈地说，觉得自己很蠢，以后发帖会更加谨慎。不过，他不认为香港越趋保守，相信《刺杀骑士团长》只是单一事件，暂时还没看见背后有政策性的推动。

性爱描述在文学作品中本是常态，董启章早期作品有相当多性爱描写，不过“精神三部曲”却显得克制。

董启章解释，“精神三部曲”选择用间接的方法描写性爱，尤其《爱妻》的设定，其实都是意识里面发生的事情，仿佛梦，每到关键的时刻，都会突然变得模糊不清。

董启章在香港大学修读比较文学硕士期间开始创作。

当时他与几个文友组成写作小组，互相交流激荡。任教于港大中文系的小说家也斯（梁秉钧）注意到他们，介绍他们到《星岛日报》新开辟的《文艺气象》副刊发表作品。

1992年《文艺气象》以每天全版的模式刊登香港文学作品，如今回忆起来，董启章直称奇迹。董启章说，香港虽然务实，但总有文学编辑暗度陈仓，在不同版面穿插文学作品，早期有刘以鬯为西西开辟小说连载的栏目，后来又有《文艺气象》昙花一现的版面。

董启章在小说《心》里，提到主人翁与一位文学前辈的误会，其实暗指多年前董启章与也斯之间的误会。

事缘1997年香港文坛出现一本书《狂城乱马》的讽刺小说，作者笔名为“心猿”，小说尖锐地嘲讽香港文化圈的一些现象。

董启章说，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那本书出自也斯之手，但也斯一直否认。后来《狂城乱马》获颁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冠军，董启章与梁文道等人认为匿名讽刺的方式不道德，于是动笔写不少文章，结果在报章上引发笔战。

董启章说：“现在想来，觉得自己太固执。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不公平，觉得不能躲在笔名后面。事实上我认同《狂城乱马》的观点。后来他和也斯就当做没有一回事，但就再也无法回到曾经密切的关系。我觉得遗憾，其实没有当初想的严重，为什么这么固执？我想他一开始也是玩笑，没有恶意，后来到了某个点，你就不能跳出来说作者是我了。大家都玩大了。”

董启章认为自己深受也斯影响，尤其早期作品非常明显地模仿也斯，而也斯也直接帮助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