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诗歌江湖 访荷兰汉学家柯雷

荷兰汉学家柯雷教授不但钟情于中国当代诗歌，多年来致力于诗歌研究，而且长期关注中国诗坛。

为了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从1980年代起，柯雷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许多中国知名诗人都成了他的朋友。

在国际汉学界，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柯雷教授（Maghiel van Crevel）可说是较特别的一个。柯雷教授不但钟情于中国当代诗歌，多年来致力于诗歌研究，而且长期关注中国诗坛。

为了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从1980年代至今，柯雷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许多中国知名诗人都成了他的老朋友，在中国诗坛及诗人的圈子里，如果说“柯雷”是个响当当的名字，一点也不夸张。

为了较全面了解中国当代诗坛，过去20多年来柯雷无数次往返于中国与荷兰之间，广泛收集民间诗刊、诗集，行走在诗歌“江湖”，寻找诗人的踪迹，先后写下《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与多多》《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等著作。

柯雷教授即将于本星期六（12日）应《联合早报》、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及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之邀，在报业中心礼堂以华语发表公开演讲。他在接受《联合早报》长途访问时，通过微信录音，回答记者的提问。

发音标准，说得一口流利华语的柯雷坦言，自己从小是个语言爱好者，也喜爱诗歌，14岁就对荷兰现代诗歌产生兴趣，学习汉语之后，顺理成章选择中国诗歌作为研究对象。

他说：“我一开始做研究就从诗歌出发，而不是从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学。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有意识的接触到诗歌，是我哥的朋友送我一本书，那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荷兰很有名诗人的诗集。读了那些诗歌之后，很有感觉，原来文学可以这样写。我对外语也很感兴趣，上中学时开始知道汉学，听人家说汉语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我还是选择学习汉语。又因为喜欢诗歌，自然对中国诗歌感兴趣，因此研究起中国现代诗歌来。”

现为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的柯雷，早于1986年作为一名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并于1996年获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1986至1987年，柯雷在北京大学留学期间，与中国诗人兼文学翻译家马高明联手编译《荷兰现代诗选》，首印1万册，在当时中国文坛轰动一时，被诗人们视如诗歌宝典。1990年代，柯雷读博士期间，正式研究中国当代诗歌，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第一本学术著作《粉碎的语言：中国当代诗歌与多多》。

柯雷有一句名言：中国诗歌有不可思议的活力。谈到这一点，他说：“必须说明，我研究的焦点主要是在中国大陆，大陆的诗歌很特别，活力丰沛，除了诗歌的写作和发表之外，一直有许多和诗歌有关的活动，例如会议、首发式等活动不断在举行。作为一个群体，一个很特别群体的中国当代诗坛，很值得研究，包括从社会学，也包括从文化研究的视角。”

都说柯雷在中国诗坛广结善缘，认识很多诗人，还经常出现在各种诗歌活动现场，和诗坛打成一片。

他说，之所以能够和诗人们成为好朋友，也和他持续进行的田野调查有关。

柯雷在研究中国诗歌时，一直坚持人类学田野调查法，除了文本研究以外，也关心诗坛（语境）和话语。1990年代，他因为撰写博士论文，做了大量务实的田野调查，他四处走访诗人、收集资料，到过北京、上海、杭州、成都、重庆、广州、昆明、贵阳等地。

柯雷说：“和他们保持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有些朋友已经认识30年。最初和马高明编《荷兰现代诗选》时就认识一些诗人。但有些诗人如北岛，却是1988年在荷兰鹿特丹一项诗歌活动认识的，当时我因为是他的翻译，就这样做成朋友。”

近年来，柯雷特别关注及研究中国打工文学，尤其是打工诗歌，在他看来，打工诗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产物，有其时代特色，有它的研究价值。

他说，1980年代中国有大量的人口从贫穷地方到东部大城市打工，这些人并没有东部大城市的户口，生活和工作条件也不好，渐渐的，有些人在打工的同时开始写作，包括诗、散文与小说。

柯雷说：“这是很特殊的现象，也是很中国的一个现象，因为中国文化中有诗歌的基因，中国人重视诗歌，人们普遍上喜欢诗歌，诗歌一直被认可。”

他说，中国打工文学大概始于1990年代，到了2000年，互联网及手机普遍以后，由于文字可以传播得更快，打工文学因此发展得比较快。约在2005至2007年间，中国学者也注意打工文学现象，并开始有评论文章。特别是因为从四川到广东东莞打工的诗人郑小琼，她在2007年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也是打工文学突破的时刻。大概在2013年左右，中国国外也开始注意打工诗歌，对打工文学感兴趣。

柯雷也指出，对于打工诗歌的话语或评价，一般评论者态度停留在黑白对立的情况，例如常爱说打工诗歌的社会意义很大，但它的审美或是美学价值较低。柯雷不以为然，他说：“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却把问题简单化了。学界人士受过高等教育，写评论时，从高雅的标准出发，再按这样的标准评论，因此打工诗歌就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其实打工诗歌也许并不需要符合他们的要求。”

关于“打工诗歌”的命名，近年来也引起争议，有人喜欢称之为农民工诗歌、工人诗歌等。但在柯雷教授看来，“打工诗歌”很合适，目前说起打工诗歌，一般人都知道指的是什么，它和毛泽东时代的“工人诗歌”完全不同。

柯雷第二本著作的中译本《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自201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评价甚高。评论界一般认为，柯雷对中国当代诗坛有深层观察和深入探讨，由于柯雷除了在本书做出文本分析和解读之外，对文化社会学也很关注，这本书因而被认为“既是文学史，也是文学批评，既关注审美问题又关注文化社会问题”。此书英文版“ 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自2008年出版后，在英语世界也引起广泛反响。

柯雷在本书中，以中国当代重要诗人如西川、于坚、韩东、海子、孙文波、尹丽川、沈浩波、颜峻等人的作品作为个案研究。对于这部作品，柯雷说得谦虚：“就像每一部作品，这本书也有它不足的地方，现在回顾的感觉是，本书也可能有它的用处，我在2006、2007、2008年为本书定稿前，已做了差不多15年的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一开始准备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把几个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三个方面切入，首先是对文本的分析和解释；与此同时我对“诗坛”很感兴趣，所以除了诗歌“文本”之外，还有“人本”，也就是语境、诗坛，指的是对诗人、评论家、学者、出版家，文化官员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也很值得研究。”

在文本及语境或是诗坛之外，柯雷也关注诗歌的各种“话语”。他说：“我觉得中国诗人除了写诗之外，常常也写很多有关诗歌的文章。中国诗坛上常会发生论争，诗人们互相吵架，论争有时也是一种策略，这同时说明，人们认为诗歌是很重要的东西，值得商榷和讨论。”

作为学者，柯雷力求立场客观，不轻易表露对哪位诗人特别欣赏，他说，多年来翻译和研究不同诗人的诗歌，发现诗人们的文风各有特色，但对于不同风格的好诗，他可以兼容并蓄，各有欣赏的角度。

他说：“我在作品中也谈过中国当代诗歌的风格和不同的诗人，例如西川和于坚，他们都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他们的文风很不一样，但喜欢西川的读者，也可以同时喜欢于坚；又如北岛、翟永明、墓草等，他们都各有自己的风格，读者也都可以同时欣赏他们。”

柯雷不否认，和小说比较起来，诗歌在翻译与研究上更为困难。也因为困难，更应该翻译，他说：“事实上，人类一直在翻译诗歌，这是值得鼓励的事，诗歌翻译本身，其实是一种创新的过程。”

也有人认为，目前诗歌已经被边缘化， 柯雷说：“确实是。但这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凡是现代诗歌，不论在什么地方，在本质上就是边缘的。没有必要把它说成有危机感，诗歌本质属于边缘。”

在柯雷教授看来，中国当代诗歌没有需要悲观，相反的，它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