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艺术家 追寻蜡染的风采

上世纪50到70年代，峇迪或蜡染绘画（Batik Painting）曾经蔚为风潮。当时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有过一批艺术家纷纷采用峇迪画作为艺术媒介来探索本土的身份认同。本地主要美术馆都有不少这类藏品。80年代之后蜡染绘画为何失宠？

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助理处长、策展人张越翔在《永远的流动——萨卡西的峇迪艺术》（2017）一文指出，在后殖民地时代，新马殖民地纷纷寻求自治与独立，艺术家在这样的大氛围中，也在寻求一种新的视觉语言来代表本区域。油画被认为是出自西方，水墨画则是中国华人带过来的，这个时候，在东南亚很流行的峇迪技术，加上峇迪服饰也是本区域的日常服饰，很自然地引起了艺术家的注意，将峇迪视为新的艺术表达形式。

玛戈在《马来亚艺术简史》（1963）的《当代色彩的醒觉》一文说过，马来亚没有绘画的传统，峇迪纱笼的图绘可以说是最马来亚化的，却仅是一种工艺品附庸，绝少艺术意欲的表现。他举出槟城的蔡天定把纱笼的技法与媒介，带入独立绘画的范畴，使画幅里充分赋有马来亚的气质，是重要的事。

峇迪绘画的最重要代表为马来西亚画家蔡天定（1914－2008），将峇迪或蜡染的手工艺提升为现代纯绘画创作。1947年，当蔡天定经营的峇迪工厂结业，留下大批布料与染料，他加以实验，不断实践，两年后，第一幅成功的峇迪画为点描画法完成的自画像，在白布用上红、绿黄和黑色染料。慈善家陆运涛第一幅标号的藏品正是蔡天定1950年代的自画像，现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收藏。

蔡天定1955年在槟城图书馆举行第一次个展，隔年在新加坡英国文化协会举行第二次个展（《喂鸡》由马来亚大学购藏，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博物馆）。展览反应热烈，画家名声大噪，1959年到伦敦英联邦美术机构成功办展。1965年，其峇迪作品为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UNICEF）选为贺卡，是马来西亚第一位入选艺术家。根据蔡天定儿子蔡小庆说，本地美术馆馆藏蔡天定作品至少20几件。

在新加坡，较早实验峇迪绘画的代表人物是佘金裕，1965年回到马来西亚家乡登嘉楼学习峇迪技术。佘金裕采用油画及自创的喷笔法、遮染法、沙染法等特殊效果处理，使到传统峇迪手工艺变得抽象与现代，构图也大胆，带有音乐的旋律和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目前展出佘金裕描绘马来甘榜生活，近7米长的大幅峇迪壁画（1968）（新加坡当代艺术机构拉萨尔学院美术馆藏），馆藏《情感》《牛奶女仆》等，国大李光前博物馆馆藏《印度妇女》《街景》等。

佘金裕在1970年代任职Dressler峇迪厂，1979年设立自己的峇迪厂，生产时尚服饰、室内装饰之类的峇迪生活产品，尤其以胡姬花为主打图案。他曾为阿波罗大酒店制作大型峇迪壁画，将既有东南亚特色，又有现代性的峇迪绘画带到世界各地美术馆展出，但到了1980年代以后，忽然弃画从商，据说常年在中国。

有意思的是，不少以峇迪绘画成名的艺术家，其实自己或家族在经营峇迪工厂，如蔡天定、佘金裕、萨卡西。祖母售卖峇迪的萨卡西（Sarkasi Said）曾在峇迪工厂Shahab工作，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在1970年代，大量国外游客来到新加坡，峇迪服饰与产品非常好卖，销往日本和欧美各地，不少业者赚了一票。他们采用更加快速作业的印制技术，而非更花时间的蜡染技术。峇迪绘画也好卖，也同样满足了当时外国游客的需求。

根据独立研究员、策展人许元豪的观察，像蔡天定、佘金裕、朱庆光、郑志道、林木化（已故）等华裔艺术家，在从事峇迪艺术之前，已有木刻版画的基础，这是因为蜡染艺术与木雕创作过程有共通之处。反观，马来裔艺术家都从峇迪创作开始，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不是花卉就是抽象，不能以具象（动物或人）入画。

那么，为何峇迪绘画到了1980年代以后开始失宠？

首先，峇迪绘画创作过程非常辛苦，创作用铅笔打底，素描起稿，先上蜡，不能沾到别的颜色，每上一个颜色就得上一层蜡，工程繁复琐碎，大多画家纷纷放弃，持之以恒的，属于极少数，包括：在本地与日本办个展，教授峇迪艺术长达40年的Sujak Rahman，创作灵感来自人的精神气，尤其女性为人母的美丽与坚强，风格简约现代。

另外，许元豪认为，峇迪绘画材料本身不耐，颜色会褪，若蜡染没脱干净，布上会有层蜡，时间久了，作品保存是一大难题。而且，峇迪艺术制作过程很“毒”，危害画家身心与环境，久之逐渐被淘汰。

已故艺术家惹化·拉迪夫（Jaafar Latiff 1937-2007）以色彩鲜艳，流畅表达情感与感觉的峇迪绘画闻名，创作更为贴近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拉迪夫生前受访时曾说，当艺术家发现峇迪画会褪色后，就停止了这方面的艺术追求。他也长期为颜色的问题苦恼，最后才发现，可以用版画和两层处理的方式来解决。新加坡都市化迅速改变和发展，甘榜的消失，使到画家不能跟马来西亚画家一样照搬照画，拉迪夫因而转向抽象表达。

许元豪说：“与印尼、马来西亚相比，新加坡的峇迪绘画传统从何而来？我们没有这样的根源和土壤。我们也没有类似手工艺的机构或者国家文化政策来推动蜡染艺术，因此，当艺术家纷纷放弃后，峇迪绘画难以继续。”

此外，许元豪认为，峇迪绘画本身的特性，其发挥功能显得不如油画、水墨画或水彩画，不够灵活。新加坡管理大学黄金辉总统中心主任、艺术文化管理副教授郭建超也有同感，指出峇迪和油画不同，其技术的特质更多是一种版画的形式。他举先驱画家刘抗作品为例说，刘抗将很多线条融入绘画，很多油画改成蜡染处理也行，可见油画和峇迪画可以互相变换。蜡染画带有点缀性，反观油画的可能性与发挥性更大。

郭建超说：“带有生活气息的蜡染艺术如何经过现代艺术家的风格化处理后，进入绘画领域，成为本地文化的特质？当时新马艺术家在寻找代表本土身份认同感的表现形式，多于对身份认同的深入探索。个别艺术家对这个课题处理得更深入，但已超越蜡染艺术的范畴。”

不过，目前仍然也有一些年轻艺术家从事峇迪艺术创作。比较活跃的Kamal Dollah去年和团队打破了健力士纪录的最长峇迪画纪录，在9小时内创作300米长的作品。最近，马来文化馆配合新加坡艺术周举行“蜡、染和劳力”（Of Wax, Dyes and Labour）展览，由峇迪画老师Fajrina Razak策展，展出七名艺术工作者的峇迪作品。Fajrina Razak结合峇迪、摄影与文本创作出多媒体作品。

将峇迪手工艺提升到现代纯美术领域的蔡天定，被誉为“马来西亚峇迪绘画之父”。蔡天定在中国福建出生，厦门美术学院毕业，18岁随父亲移居马来西亚，协助进出口生意。蔡天定1960年代在槟城乔治市莲花河街创办的“椰风画廊”（www.yahongart.com）至今仍然屹立，1974年搬到峇都丁宜（Batu Ferringhi）。

在蔡天定二儿子蔡小庆（74岁）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位于二楼的画廊，见到了蔡天定与儿孙三代的一些代表作品。蔡家三代传承“蜡”韵，在马国画坛独树一帜。

画廊里的峇迪画摆设带教堂玻璃绘画装饰的色彩，有些作品背后是窗口，有些特意打灯照明，透过光的投射，峇迪画大理石纹理色泽更加层次分明，带点神秘性。

蔡天定（签名TENG）的峇迪画题材从肖像人物到风景水乡，充满南洋风土元素，其创作手法从写实具象，跨越到印象、抽象，奠下了峇迪画的主要风格基调。他的作品让马来西亚的甘榜浮世绘生活定格，瞬间化为永恒：日常劳作、消闲娱乐的乡民，嬉戏的儿童，简单亘古但温暖的乡土题材，赋予大胆的色彩与线条、构图。线条夸张的母与子造型更是其经典题材。

蔡天定本来反对孩子们学画，因为以画维生实在太辛苦，然而，蔡家三兄弟都选择继承父亲的峇迪画创作，在巨人的“身影”下，继续探索、创新。蔡小庆受访时说：“父亲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他时常鼓励我们要有自己的风格。我们三兄弟继承了他的传统峇迪画技法步骤，只是艺术语言有别，我们各自吸取世界各地著名画家的艺术养分。”

在蔡小庆看来，也擅长木刻版画创作，并从事油画、混合媒介、雕塑的父亲蔡天定的峇迪画，构图与线条的版画与漫画风格效果很突出。蔡小庆说，蜡染的起源难以考究，中国、印度、印尼等地皆有源可溯。当年，英国人看中他父亲的峇迪画，带到英国、荷兰巡展，获得国外藏家购藏。

在吉兰丹出生的蔡小庆，十二三岁就学习蜡染技术，1968年获得奖学金到德国修读塑料科技，回国后受委托为公司机构创作大型的玻璃纤维壁画与雕塑。他的峇迪画从早年的写实具象风，转向西方立体派的构图与线条，也带印象派情调，画风在似与不似之间。喜欢毕加索与高更，他坦言这一路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脚印。”

第一个个展在日本举行的蔡小庆还从事油画、水墨画、水彩画创作，有趣的是，不同艺术媒介之间互相影响，其峇迪画也取材中国水墨画的题材比如游鱼。他用油彩在帆布创作的甘榜群像，恍惚以为是峇迪画的场景与基调，他说：“有时，油画可以一气呵成，发挥效果更好。”因为肖鸡，他的鸡画是其作一大卖点，水墨鸡画也带浓厚的蜡韵味道，可见，蜡韵入骨髓，无处不在。

最有趣的是，张大千的“泼墨”，波拉克的“泼彩”，来到蔡小庆手里变成“泼蜡”。他说：“蜡染画也可以泼‘蜡’，创造出蜡韵，比如描绘大宝森节的蜡染画。”

在英国雷文斯本艺术学院及City & Guild艺术学院留学的大哥蔡小丁（75岁）作品比较偏向当代艺术风格，峇迪画的抽象或印象派风格更加突出，比较偏重线条与形状，有的作品以单色出发，结合线条，更加意象；有些峇迪画场景更加朦胧，带着光影与重叠影像，在自然色调中散发韵律美和节奏感。

蔡小庆弟弟蔡小杰（72岁）获奖学金到南德塑料机构留学，喜欢植物花卉，尤其擅长画胡姬花峇迪画，捕捉热带花卉的风情。蔡天定与孩子们共有十几张作品入选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贺卡。

蔡小庆微笑说，蔡家的人都没有做生意的细胞，父亲因峇迪服饰厂生意失败转而创作峇迪画，两个妹妹读商业管理后，嫁人照顾家庭，他的大儿子蔡尚铃（43岁）从美国读商业管理回国后，也创作峇迪画。蔡家三代同堂作品2005年曾在吉隆坡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