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的眼睛很美。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我到医院探访他,我不知道他认不认得我。他躺在病床上睁大眼睛望着我,我望着他。他的眼睛好美。里面有天空和湖泊,有好深好远好多情的灵魂。
我看着他很久。我从来不知道一个如此萎缩的身体里,可以困顿着一个如此自由闪亮的灵魂。
一个星期后,我在电话里听到他过世的消息。
我不是没有想过他的情况很糟,在那最后一次会面,医生对在场的朋友们说,李文已经无法进食。生命一点一点的逝去,我们都无能为力。谁先觉画廊总监陈荟妃却说:“我们怎么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一定要为他做点什么。”
她很坚持。把曾经照顾过帕金森氏症病人的朋友家佣带到医院,要帮助李文喂食;把中医带到医院,要帮他针灸。
获知李文过世,她在和我的通话中哭成泪人。
我是在2012年当上艺术记者以后才认识李文,和他做过好几次访问。他受英文教育,无法完全看懂我的采访报道。但我想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是超越语言和文字的。
我们变得更为亲近是在他过世前的两年。暂别记者工作旅居新西兰的我,突然接到李文的电邮,邀请我到澳大利亚参加他的展览。我赴约也不完全因为他,有自己个人的原因。但是回想起来,有时候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么神奇,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现在的我只能感恩,我曾经和李文一起在墨尔本餐馆里大快朵颐,一起穿街走巷,一起听他讲他为什么欣赏David Hockney,听他讲新加坡艺术发展的缺失。那是非常愉快的旅程。那次会面与展览被记录在新加坡和台湾的报章与艺术杂志里。
因为有了国外几天的相处,李文之后萌生了很多合作的念头,包括一起写华文当代艺术专栏,一起搞活动等,都因为我仍在国外而延后了。
回来以后,又因为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我回到工作岗位而一再推延。
今年2月3日在《联合早报》为他写的专题《黄人还要继续流浪》,是因为知晓李文帕金森氏症进入末期。我从墨尔本就构思着为他和他父亲写的专题还没有机会完成。
几乎所有关于李文的艺术评论,都会说他“黄人”的开始,是因为他在英国留学期间总是被混淆其海外华人与“中国人”身份。但与李文讨论他早逝的马华作家父亲威北华,从每次谈及他的父亲时的激动,他偶尔要求我帮忙翻译父亲文章的小段落,他不时提到想要完整翻译父亲的作品……都会深深感受到他心中无法直接阅读亲近父亲的遗憾。一种从孩提时代就怀抱,因为血缘因为命运的驱使,往往才是艺术创作最大的动力和始因。
文章星期天刊登以后,我下午就带着报纸到医院去,把报道边念边翻译给他听。他一看到版面打开就很高兴,听着听着不断哈哈笑。他要求我完整地把父亲文章中描绘他的部分念给他听,听到父亲形容他在1959年政府大厦前的庆祝会上开心得不舍得离开,他的笑容更是灿烂。好像父亲就在他身边。
念到他讨论唐大雾与几乎拒绝文化奖的部分,他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还以为这一段你不会写。”
后来听到与儿子的那一段,他尤其高兴。他说:“我一定要让我的儿子读。”
把报纸收起来以后,他很郑重地说:“谢谢你,周小姐,你总是那么完整细致。”
希望IRAC继续走下去
但那次访问,其实还有一些内容因为版位原因没有刊登。其中关于他2012年创建的“独立文档及资料中心”(IRAC),他说他认为IRAC应该继续走下去。他当时说,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把身体养好,恢复艺术创作,不介意把IRAC交给他人打理。“但是很重要的,IRAC要走下去。”
一个像李文一样的艺术家最了不起的,是通过他的艺术传达了一种人类超越现状的精神。这已经是在视觉图像以外,想象力以外,创造力以外的人生创作;但又必然由每一部分所组成,缺一不可。
李文当时说:“我还会站起来,还会继续创作。”他不断地重复“grit”(坚韧不拔),深怕我听错,拼音给我听。
感谢我们的艺术圈,曾经拥有李文。而他留给我们的,已是永恒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