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书写与传记文学的魅力

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主办的本年度“世界书香日暨文学四月天”，将于4月13及14日，分别在新加坡大会堂与国家图书馆举行专题演讲。今年的大会主讲嘉宾为来自中国大陆的赵白生与来自台湾的钟怡雯，他们在接受《联合早报》电邮访问与长途电话访问时，分别谈了传记文学与散文书写。

我和我豢养的文字——访散文家钟怡雯

在世界华文文坛中，出生、成长于马来西亚，在台湾完成博士学位，现任台湾元智大学中语系教授兼系主任的钟怡雯可说以散文赢得盛名。

钟怡雯出道甚早，成名于1990年代台湾文学奖风起云涌的年代，她曾经在同一年里，以不同的两篇作品，获得台湾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文学奖散文首奖。

这些年来，作为散文家，钟怡雯写出自己的风格，其散文作品被认为独树一帜，余光中称她为“新世纪女散文家代表”，并说：“钟怡雯绮年丽质，为缪思宠爱之才女，但她的艺术并非纯情的维美。她对于青春与爱情，着墨无多，更不论友谊。相反地，生老病死之中，她对后三项最多着墨，笔端的沧桑感逼人如暮色。”

一般公认，钟怡雯的散文有自己的语言魅力，心思及文笔都极为细腻，即便日常生活里的琐事，她有本事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在旁人看来，钟怡雯特别钟情于散文这种易写难工的文类。接受联合早报长途电话访问时，钟怡雯说，之所以长期从事散文创作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年少时开始创作，也写诗歌，写小说，但渐渐发觉没有什么长进，相反的，散文却越写越顺手，于是就这样将散文越写越多。”

钟怡雯早年的散文代表作如《垂钓睡眠》，至今让人印象深刻，她在这篇作品中书写每晚与睡眠搏斗的不堪，“我便这样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间中偶尔闪现浅薄的梦境，像一湖涟漪被一阵轻风吹开，慢慢的扩散开来。然而风过水无痕，睡意只让我浅尝即止，就像舔了一下糖果，还没尝出滋味就无端消失。然后，天亮了。闹钟催命似地鬼嚎。”

由于作者写来活泼生动，文字灵动，《垂钓睡眠》历来得到不少好评，因此让钟怡雯获得第20届中国时报文学奖之散文首奖，文章先后获选进台湾、香港及马来西亚等地的高中华文课本。

钟怡雯坦承，比较起《垂钓睡眠》，她更偏爱较后期的散文集《野半岛》与《麻雀树》。

她说，年轻时写散文与中年写的散文，不论是在心境或文风上不同。对她而言，《野半岛》与《麻雀树》所写的，都曾经触动她生命中的某个部分，其中极具自传与家族色彩的《野半岛》是有关作家与“半岛”（马来西亚）的生命之书，在这本散文集中，钟怡雯写父亲、母亲、祖父母、弟妹，也写家族故事，包括家族中亲人的遗传病，她也不讳言地写下当初想离家逃出半岛的渴望。

人到中年，钟怡雯的散文更贴近生活与生命，字里行间多了人生感悟，也多了人间气息。 她说：“生命总是自然而然的把你带到该到或是不该到的地方，当你面对离别，家人的离世等生命必经之路，就会形成自己对生命对生活的独特视角。”

有评论者称钟怡雯为散文的“多面夏娃”，意指她的散文作品文风多变，“有清新亮丽的一面，也有秾艳的一面”。钟怡雯则说：“同样是写散文，但我在书写不同题材时，所用的文字也不同，例如我在写《垂钓睡眠》时用的文字和写《野半岛》时就很不一样。”

《麻雀树》里的《麻雀树，与梦》写的是“麻雀”与“树”，所谓“麻雀树”，是有麻雀栖息的树，在钟怡雯笔下成了“麻雀树”这个美丽的意象，在散文家笔下，麻雀可爱而人性化：“麻雀最爱讲话，从日出讲到日落讲个不停。它们真是比社区爱聊天的太太们还长舌。”在散文里，钟怡雯先写树、写鸟，又由树、鸟写邻居、母亲，看似淡淡的行文，对离世母亲的思念叫人读了动容。

钟怡雯说，近年来，她开始记录自己生命中重要的时刻。在被选入2018年九歌年度散文选的近作《吃自己》中，她写下自己在青春岁月留下的生命印记。文章里，她回首1988年秋天初到台湾时，“还没尝到当大学生的喜悦，先感受到生活的艰难。没钱的压力比读书大太多了。”她总是有本事调侃自己:“以前用‘吃自己’调侃别人，这下可好，真正要吃自己时，完全笑不出来。吃饭是脑袋放空的时刻，我却常常在师大地下餐厅吃饭时想到钱，想着探底的存款，看不见的未来，常常食不知味……”

钟怡雯的散文也有其极为坦率的一面，在《吃自己》中，她说：“我不想家，却想念热腾腾上桌激发食欲的食物。吃冷的食物身体没能量，连讲话都变慢变小了……”

在马来西亚度过前半生的钟怡雯，自觉生命与成长经验和土生土长的台湾作家不一样，这使到自己的作品有别于台湾作家。她说：“感谢生命，命运是很奇怪的东西，这些年经历的，成就今天的我，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当年不是来了台湾，而是去了英国，我的人生又是另一番局面。”

钟怡雯在今年的“世界书香日暨文学四月天”中，将为大家分享其“个人阅读简史”。说到阅读经验，钟怡雯说：“我们家并非书香之家，父亲是打工的，但我小时候因为读了《儿童乐园》或《南洋儿童》而得益不浅，后来又读了报纸上连载的武侠小说，小学六年级开始读三毛的作品，到中学爱上中国古典诗词，明清小品如清初文学家张潮的《幽梦影》《西游记》《七侠五义》《红楼梦》，王国维的文学评论《人间词话》等书，这些阅读经验都影响我后来的写作。”

钟怡雯著作不少，出版过散文集《河宴》《垂钓睡眠》《听说》《我和我豢养的宇宙》《飘浮书房》《野半岛》《阳光如此明媚》《麻雀树》，以及论文集《莫言小说：“历史”的重构》《亚洲华文散文的中国图像》《无尽的追寻：当代散文的诠释与批评 》 《灵魂的经纬度 ：马华散文的雨林和心灵图景》等。

“感谢生命，这些年经历的，成就今天的我，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当年不是来了台湾，而是去了英国，我的人生又是另一番局面。”——钟怡雯

“五传生涯”还是“无传生涯”——赵白生谈传记文学

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数十年来致力于推动传记文学发展，赵白生于1994年成立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对当今国外的传记文学发展很熟悉，他的传记理论和著作，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对于为何多年来一直执着于传记文学的研究，赵白生在接受联合早报电邮访问时说：“我的半生，不妨概括为‘五传生涯’：即写传、教传、编传、研传、‘搞传’。写传、教传、编传、研传，还好理解，‘搞传’，有点不好懂。‘搞传’就是搞传记组织，搞传记活动，搞传记教育。”

赵白生透露，过去25年来，他搞了三个传记组织，包括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及国际传记文学学会（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Association）。

他说：“搞了25届中外传记文学年会，还有几十次传记文学笔会。小学、中学、大学的课堂里，还有作家协会的报告厅，我都讲过传记文学。从数量上讲，这三项加起来，不知能不能写进吉尼斯（健力士）世界纪录？”

赵白生又说：“某批评家说，中国传记文学的地位这么低，可见你没有搞好。话虽偏激，但不全是偏见。这让我反思，我的‘五传生涯’是不是‘无传生涯’，遥看热闹近却无？看来，你的问题，‘为何’‘执着’，让我头脑清醒，不能‘我执’，不能执迷不悟。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执着’，才能让传记文学发扬光大？”

有人说，近年来世界传记文学是不是显得特别火，赵白生答：“说世界传记文学显得‘特别火’，在这个大数据时代，需要数据作后台支持，才免于‘印象式批评’。出于职业习惯，我对文字和数字，特别敏感。张戎的《鸿》销量超过1000万本，艾萨克逊的《乔布斯传》在美国仅一周，就畅销近38万本；奥巴马夫妇的回忆录，稿酬创下6000多万美元的世界纪录。现象级图书，传记文学占比很大，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传记文学的热点效应’”。

说到目前中国的传记文学概况，赵白生说：“当代中国传记文学概况很难一言以蔽之，如果硬要概括，经典过硬，精品过少。傅雷的《傅雷家书》、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张中行的负暄系列、杨绛的《干校六记》和《我们仨》、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雁翼的《囚徒手记》、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等，说是经典，似不为过。”

在他看来，“当代传记，精品过少，因为中国传记创作的职业化程度极低。”不过，他也说：“当代中国出色的传记家还是有的，他们上下求索，成绩不凡，如桑逢康的《郁达夫传》、韩石山的《徐志摩传》、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值得细读。”

对于传记与传记家，赵白生说：“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个人去世时，盖棺论定，往往会封上这个家那个家，却独独不说是传记家。实际上，看《傅雷家书》的读者，很可能远远超过他的某部翻译代表作。季羡林的多数著作，也许只有少数甘坐冷板凳的学者去读，但他的几部自传，却是长销书。杨绛的传记作品，更是如此，不但长销，而且畅销。不管给杨绛多少身份，她的第一身份，应该是传记家。因为她的翻译、她的小说、她的戏剧、她的论文，就影响力而言，没法跟她的传记比。章诒和的第一身份，也是传记家。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这样看自己的？

赵白生说：“把作家定格为传记家，实际上是一种升格，升格到司马迁的行列。数典忘祖，我们自然不应该忘记，子长者，传家也。”

作为学者，赵白生的学术著作《传记文学理论》出版后一直受关注，关于传记文学的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这本书有很好的答案。作为传记文学的推动者，赵白生是否也会从事传记文学创作？

他说：“我写传记在先，研究传记在后。当然，严格意义上讲，上世纪90年代初写的那些短传，尽管也发表了，还谈不上传记文学创作，只能算是试笔，练练手而已。但《元首传》里那些不成熟的篇什，也有作用。它们好像诱饵，勾起我研究传记文学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走进传记文学研究的‘国家队’。”

赵白生也说，搞传记文学创作，一直排在他的日程之上。“传记文学品类繁多，除了传记和自传两大主力，还有日记、书信、电邮、年谱、微信，也包括回忆录、忏悔录、谈话录，甚至还涵盖碑传、遗嘱、墓志铭等。因为研究的关系，我对这些亚文类非常在意，常常挑选一二，不断练笔。”

他说：“我发现中国传记文学的倡导者，还有研究者，有一个好传统，即传记研究和传记创作两手抓。梁启超这样，胡适之也是这样，朱东润更是这样。梁启超写的传记，数量不少，影响巨大，特别是他的外国名人传，拓宽中国的‘传路’。胡适之的‘传路’更宽，他的日记，也很了不起，可以说是巨著。可是，真正认识到胡适日记的价值的人不多，余英时就是一位。朱东润的传记文学创作，特点突出，但到目前为止，对他的精深研究，还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