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山：艺术管理如跑马拉松

何伟山是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新加坡华乐总会副会长，去年9月获选为官委议员。

身兼数职，他却坚持每星期跑上三四十公里。他认为，艺术管理如跑马拉松，跑步以终为始，每一段里程都是建立自信的基石。

热爱跑步的人，或许更擅长用运动开拓思路。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跑步时领悟一名小说家的精神和意志；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何伟山在跑步时则在琢磨一名艺术管理者的责任和担当。

迈向50岁的何伟山，在新加坡华乐团耕耘20年，从一名市场部经理一步一脚印地走上行政总监。如今，他也同时是新加坡华乐总会副会长，常年出席世界各地的艺术管理会议和讲座。

身兼数职，何伟山却能在紧凑的生活步调中找到平衡，坚持每个星期跑上30至40公里，投身于“半马”或“全马”的马拉松比赛。曾是突击营的一员，何伟山对运动怀抱的热忱，不亚于音乐。对他来说，跑步是自我休整的最佳时机，让他找到沉默、思索的空间。

去年9月，何伟山获选为官委议员，成为本地文化艺术界的发声代表。两年半的任期起跑，何伟山说，想要达成的目标很多，他对艺术课题的思考，很多时候恰恰是在跑步中成形。

问及他的艺术管理理念，何伟山认为，艺术管理正如管理任何机构，都需要有战略性的思考，不是沉浸于每日作业的流水线中，这就需要一份文化自觉和自信。如跑马拉松，跑步是以终为始，每一段里程都是建立自信的基石。

他说: “我觉得使命感很重要。我身为官委议员，可以提出愿景，更设身处地地为这些艺术团体发声。我是其中一员，华乐团一年120场演出，跑遍社区、学校、医院、公园，也包括国外演出。业界关心的问题和现象，我都能在国会上提出观点和切入角度。”

何伟山把每天早上的时间留给阅读。他至少要花1小时15分阅读五份报纸，与此同时，他也关注新加坡华乐团的票房和相关的股票数据。这是何伟山获取资讯，充实思考的主要参考材料。然而，他并非只探讨艺术政策，他心中关切的课题其实跨度很广，包括本地的体育发展，国民服役的安全问题，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方针等等，未来他都有可能在国会上涉猎。

今年的1月14日，何伟山迎来他的“首演”，但不在华乐团音乐厅，而是在国会上以官委议员的身份首次发表演讲，为艺术发声。

自去年新一届官委议员名单公布后，何伟山就备受艺术界关注。他一方面具备专业的音乐训练背景，曾拿下1985年全国音乐比赛的二胡冠军；另一方面，他也是国会上罕见的传统艺术团体代表。

与国会上拘谨、严肃的面貌不同，何伟山在接受联合早报访谈时显得轻松许多。他的办公室里摆着大大小小的文件，跑马拉松的奖牌……还有一台血压仪。何伟山笑说，刚开始当管委议员的时候，他就是甩不掉“国会要来了”的紧张感，血压曾一度飙升到170，让他不得不有所警觉，勤测血压。

提及跨入政界后的角色变化，何伟山坦然地说，像在参加一场铁人三项比赛，身为官委议员、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以及新加坡华乐总会副会长，他站在面对民间艺术团体、艺术专业人士，以及艺术政策的三岔口，每个面向他都须要努力经营。

何伟山相信，三方之间未必完然是竞争关系，他的优势在于能为各方做好整合工作。他说：“这就好比乐队里演奏合声，需要高、中、低各不相同的音。但即便乐手把音准都抓对，但少了默契和沟通，合声始终是四分五裂。同样的，我觉得在国会上，我也是其中一把声音，但我更希望自己能扮演指挥的角色，把大家拉在一起。”

另一方面，何伟山也看到许多政策撰写者较难察觉的问题。他曾在国会上针对艺术团体的配对基金提出意见，认为配对基金该如何使用，应当根据不同艺术团体的需求裁定，过多的限制反而会事与愿违。“我有这个管理经验。配对基金怎么用，用在哪里，怎么用得最好？这只有文化艺术团体知道。所以我觉得，在政策和实践之间，我可以协助多方取得共识。”

从“首演”至今，何伟山在国会上已经发表至少五次演讲。说起他的愿景，何伟山谈得最多的，是建设文化艺术的生态。“我一直强调艺术在社会中的张力、深度和广度，‘文化艺术生态’就是这样的概念，只有建设起来，巩固它，让它能不断循环，这个生态才能发展。”

为此，何伟山在国会上提出将艺术融入人民生活习惯的口号，也倡议推行“艺通证”（Culture Pass），让艺术走入国民教育等。何伟山说，希望在任期内看到“艺通证”的诞生和推展，让艺术在社会播种。

他指出，政策的“传达”和“接收”至关重要。“我觉得政府在文化艺术方面可以开通一些改变，做出让艺术团体能够用到，能够受惠的实际措施。”

令他担忧的是，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是否具备这样的视野，有没有这种文化意识和自觉。

曾在美国阿肯色大学留学的何伟山回忆，有些美国学生可能书读不好，但对文化艺术却拥有广泛的兴趣和知识，“无论是古典音乐、文艺复兴，又或是文学、几何学，他们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我发现本地年轻人的视野却越来越狭窄，不去接触文化艺术的信息。”

何伟山认为，若不重视文化意识、文化自觉的培养和教育，对话就无法形成，对本土文化的形塑也没有好处。“我们是多元社会，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更需要在文化上找到那些交叉点。”

有人说艺术家和政客属于两种偏才，要促成有效的沟通和理解恐怕不易。

何伟山也承认，即便在国会上也有人对艺术团体颇感陌生。他说，经常有人向他提出两个问题：新加坡华乐团有多少新加坡成员？是不是专业的职业乐团？这对于在新加坡华乐团服务20年的何伟山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听到这种问题，我要透一口气。但这不能怪他们，反而是我的挑战。这说明我须要用更有效的方法，引导更多人了解文化艺术团体。”

何伟山强调，艺术团体自身也需要有担当，用各种渠道去与社会沟通、创造活力，而这往往不是可以用数据来衡量的。

“经常有同事告诉我，某活动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两万个赞。但我不得不反问，这个数据能带来些什么，制造什么价值？”何伟山说，艺术团体的文化担当在于制造价值，改善人们的生活，“我对许多政府部门说过，在用数据衡量成果之前，我们要很小心。数字和素质未必相等。我觉得在沟通成果时，不如先告诉我一个动人美丽的故事，说明你的文化艺术如何真正地帮助到人们。”

艺术家和观众是命运共同体，对艺术家来说，好的作品往往需要更自由的创作空间。何伟山承认，许多业内人士也曾向他反映，要求争取更大的言论自由。何伟山也相当理解他们的出发点，“这并没有错。作为艺术家，他们的想象空间有时须要突破极限，但是社会有底线。问题是作品会不会得到支持；是不是只有小众，没有大众？”

不久前瑞典黑暗金属乐队Watain演唱会被禁演也反映类似的问题。对此，何伟山曾在国会上发言支持禁演的决定。他指出，管控仇恨言论不应该以缩减艺术的创造空间为代价。相关的许可证授权单位也须做出更好的协调，避免在最后一刻出现变故，造成艺术团体不必要的损失。

近年来，本地的华乐团体面临诸多挑战。尤其在新加坡青年节改制后，取消金银铜奖项级别，改由鼓励性标准，不仅减少竞赛氛围，许多学生也大感受挫。

何伟山说，他曾经在国会上向教育部长提问，了解青年节改制后带来哪些成果，并且也得到答复。或许问题并不会因此得到解决，但这是他作为官委议员应该做的。

身为新加坡华乐团的管理者，何伟山觉得，他的责任在于寻找新的机会，帮助本地华乐团体面对挑战。他指出，新加坡华乐团在2020年举办全国华乐比赛将增设华乐乐队组别，鼓励全国学府的华乐团体参赛。

他说：“教育政策正在朝废除分流的方向前进，我觉得文化艺术团体应该配合这个方向，也须要从教育的角度来思考。当然，这一定会牵涉到许多实际的利益问题。”

何伟山强调，母族文化是多元社会的文化支柱，“新加坡的华乐其实早已跨入不同族群，可以很潮流，也可以有高度。我相信，华乐的声音是新加坡族群的共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