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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代为何还写诗?——记新缅跨界联系论坛

(左起)缅甸诗人Thitsar Ni、新加坡诗人Farihan、缅甸诗人Myay Hmon Lwin、新加坡诗人魏俐瑞与来自菲律宾的主持人Adrea Pasion-Flores,一起探讨文学如何反映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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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翁山淑枝在大选中胜出,全新的民选政府取消了军政府时期的审查机构,缅甸诗人有了更多的喘息空间。新加坡与缅甸诗人在“跨界联系:东南亚文学计划——缅甸2019”论坛”上交流看法。

在缅甸,诗与革命密不可分。

诗人Thitsar Ni说:“诗人聆听人民,人民的声音就是诗的声音。”

面对集权,诗的多义性,诗的象征与隐喻成为文学家最有力的抵抗工具。

缅甸诗学的三个追求

Thitsar Ni说,缅甸的诗学向来有三个追求:一、民主;二、人权;三、和平。

“经历70年的内战,缅甸到今天还未找到真正的和平。”

他感叹,同时也庆幸重度审查的日子结束了。自2013年翁山淑枝在大选中胜出,全新的民选政府取消了军政府时期的审查机构,诗人有了更多的喘息空间。当然,还有不少议题难以碰触,比如国际社会近年非常关注的罗兴亚人危机。这次在仰光接触到的诗人、作家、画家、漫画家、社会工作者,当他们被问及自由与审查制度的问题时,总是五味杂陈。

Thitsar Ni在刚过去的星期六,参加了新加坡书籍理事会在仰光与缅甸书籍援助与保存基金会(MBAPF)携手举办的“跨界联系:东南亚文学计划——缅甸2019”论坛,交流会上他铿锵的语调让人印象深刻。

缅甸人从文学中寻找尊严

同场的还有缅甸文学界的另一位自由斗士San San Nweh,1994年她因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谈及国家政治,结果被政府治罪,直到2001年才获释。坐过四次牢的Maung Aung Pwint甚至因为拥有一台传真机而获罪——这几乎是一代缅甸艺术家共同的命运。

San San Nweh也是论坛的主讲人,她告诉我们,在被压抑的日子里,人们从文学中寻找尊严。

与会的年轻诗人Myay Hmoe Lwin虽然不曾遭遇牢狱之灾,但他告诉我,写诗也曾带给他麻烦,他被审查部门捉去问话,出版活动全被禁止了。当然害怕,他说,但比起上一代人他的经历并不算什么。

如今言论开放了,Myay Hmoe Lwin却发现当今的缅甸失去了偶像级的诗人,抗争时期诗总是走在最前线,而今不一样了,他看到的是,写诗的人多了,读诗的人却少了。他甚至怀念起审查制度,说,如何规避审查说出真理,才最能激发创意。

我想,他更想要说的是,文学审美变化的问题。

Myay Hmoe Lwin很惊讶新加坡诗人群体占了写作群很大的比重,甚至英文诗销售很好。在座谈会上,他问新加坡的马来作家Farihan Bahron与英文诗人魏俐瑞:“缅甸的诗人都是革命家,为什么新加坡现在有这么多诗人?”(我必须承认我的综述以及大家当下对这道题的了解都不够全面,加上翻译的问题,各人反应都很不同,却也因为这差异勾出了很有意思的思考。)

Farihan很讶异,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被问到类似的问题。几年前他到印度尼西亚参与一个作家会议,同场的有新马、文莱与印尼作家。当时,印尼作家态度有点不和善地问他,为什么新马作家在和平时代仍继续写诗?似乎对他们而言,诗只能带着革命的传统。

Farihan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恶魔要抗争。我们没有战争,但也有自己的挣扎。”

或许这种比较是没有必要的,就比如经常有人说新加坡很干净、安全、和平,因此就不利于写作一样。也许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意识太重的缘故?实在是个难消化的疑难。魏俐瑞的回应则是:“有些国家经济富裕,但在道德上贫瘠。像是人们对国际局势的冷感,比如当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大家都事不关己,于是我就写了一首诗讽刺。”

插画家、专栏作家阿果也在交流过程中碰到了类似的提问,缅甸童书创作者Thant Zin Soe给他出了道难题:如何在童书里谈战争,同时要避免血和枪。阿果想了想,举了日本插画家小林丰《世界上最美丽的村子》为例,告诉他,该本童书从头到尾都在述说一个阿富汗村落的美好,到了最后一页才告诉读者,这个村子已经因为战争而不复存在了——多震撼!完全不需要枪械和鲜血,也能告诉孩子战争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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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诗人陈志锐主讲论坛。

陈志锐献上“书写·自在”

本地诗人陈志锐作为星期六论坛的主讲人,分享了邱菽园、赖逋泓、林方、希尼尔、郑竹文与英培安的诗作,向缅甸作家和读者展示百年来新加坡诗人自然而然的多语混用诗学。陈志锐很敬重San San Nweh,为她写了一幅字:“书写·自在”。陈志锐说,因为缺乏对缅甸时局的理解,他在下笔时放弃了“自由”一词,担心那会是敏感的事,才用了“自在”。陈志锐相信,这次文学交流活动足以打开窗,让彼此通过更多的翻译和深入交谈,才能除魅。

或许有人是从吉普林的诗认识缅甸,有人通过奥威尔的作品,也有人是经由当今的西方媒体,魏俐瑞认为这些途径难免形成刻板印象,也只有人与人真正接触,才能深入了解。他说,不久前碰到另一位缅甸作家,对方告诉他,新加坡处理四种语言好像就已经很艰难了,但缅甸要处理135种语言的问题!(即便如此,MBAPF的创办人Thant Thaw Kaung博士还是很希望能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改善缅甸的族群关系。)

要如何想象彼此的困境,实非易事。

Maung Aung Pwint曾说:“诗的本质就是同理心。”我想,革命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通过交流,通过阅读彼此的作品,找到同理心。相信这也是新加坡书籍理事会“跨界联系”计划的终极目标。

来临9月,理事会举办的亚洲童书节(AFCC)将以缅甸为焦点国,邀请缅甸作家、画家到新加坡参与活动。这次4月3日至6日的仰光行,新加坡作家、画家、出版社与理事会代表拜访了当地图书馆、小学、书店了解当地书业,两地作家、画家也都配对起来,开启合作项目,希望能在来临9月交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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