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9年到2019年，百年来新马华文学到新华文学的成长轨迹，主要是中国、本土、西方三大元素，在不同时代里交集互动，相互消长的演进历程。
这三大元素的历史关系与走向，共同形塑百年来新马两地华文文学生命发展的立体形象，构成一路蜕变的标记，贯串其间“始终像一根红线”的主要因素，就是时代性。
急剧、频繁而巨大的政治社会变迁，对20世纪中国与海外华文文学在各层面的影响，尤显突出。
有学者强调，新马华文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海外的一个文学分支；也有学者立足于本土的历史社会演变现实，摆脱中国文学与新华文学的关系，独立解读新华文学；各都是一种时代性观念的表现。
一、答案在风中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路，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答案在风中飘荡。
这是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兼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名作《答案在风中飘荡》的第一段和副歌。
新文学到新华文学，从中国走到本地，自1919年走到2019年，走过100年时光，要走过多少条路？回首前瞻，又是如何一番景象？一路风雨，一路走来，又有什么答案在风中飘荡？
二、名义的界定
新文学到新华文学，词语简单，意思明白，但对内涵的界定，却有许多不同的解读。
先说作为中国新文学简称的“新文学”，对其诞生（起点）年代的界定，就有不同说法。
常见的说法是，以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新文学的起点。但有学者认为，应提早到1918年甚至1917年，因一种新文体的确定，需要有创作与理论为依据。第一批新文学创作（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胡适等人的第一批白话新诗）就出现于1918年；新文学理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更早在1917年就已出现。
还有，学者以文学发展的延续性观点，指出晚清文学改良与新文学的“改良”之间的关联，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语，早年周作人更曾把新文学源头上溯至晚明）的说法，把新文学的源头更向前推。
这些说法，各有其理，何者为是，见仁见智。
作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简称的“新华文学”，公认定义是以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为起点。
但从文学的发生／诞生而言，华文文学在新加坡本地场域出现与成长的时间，又早于国家建立逾百年。
基于地缘与时代因素，新加坡独立前的本地华文文学向来被称为马华文学（如方修大量著作均以“马华新文学”为名及定位），实际内涵包括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文学，彼此互动关系密切，并往往以在新加坡发生的文学动向为主导力量，但多年来（新马政治分家前）并未有以地域之分而特别凸显出“新华文学”的概念与用词。
即使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的十余年间，新马两地依然未见有出现“新华文学”一词或提出这个新概念，但已开始出现新马并称的新现象。
1972年李廷辉主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首次出现两地并称的“新马华文文学”一词，直到1979年赵戎编《新马华文文艺词典》，依然延续这种“新马一家”的文学史定位。
由于政府社团组织注册的规定，本地文学组织最早在名称上“脱离”马华，以新加坡为定位，如1970年成立的新加坡作家协会（1976-1987年一度改称“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及1980年成立的新加坡文艺研究会（1990年改名新加坡文艺协会）。
虽然在1976年已有出版社出版《新加坡文艺季刊》，但据主编杨松年称，“敢以新加坡为名，是旨在希望打破门户之见”（2003年《南大资讯》访谈），创刊宗旨只强调“编选好作品，不分派系”，说明所重仅为创作风格，并未强调新加坡的本土文学意识，故当年的“新加坡文艺”与“新华文学”，在定位与“正名”意识上仍有不同。
文学选集往往是作品的文学意识与作者“身份”界定的体现形式之一，又不完全受到正式文学史的界定与定位应有的严谨性所约束。
随着1982年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1983年王润华、黄孟文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 等文选集相继出现，显示“新加坡华文文学”在1980年代才开始明确定名与定位。
1990年代及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华文学”就广泛见诸于各文学场域，成为本地作者创作意识、书刊或学术研究的专用名词。如新加坡作家协会1978年创刊的《文学半年刊》，在1998年就正式改名为《新华文学》；2012年欧清池、呂振端主编的《新华文学大系》，更直接以1965年为收集起点。
虽然新华文学的政治性历史定位应由新加坡独立建国开始，但就文学发展史而言，毕竟不能忽略早年属于马华文学时期的“前身”那段生命诞生与成长的历程，前后两个阶段合起来才是一部新加坡华文文学史的全貌。如2002年黄孟文等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内容叙述就是由1919年至1995年。
有关名词与内涵重叠造成的混淆现象，当然由于历史与地域因素所导致，为更明确厘清彼此的关系与定位，或可放弃过去的习惯名词，依循同一历史地域原则，把1965年前包含两地作品时期的马华文学，改称为“新马华文文学”（与方修的“马华新文学”有别），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则各自重新定位为为新华文学及马华文学。
事实上，无论新文学、新马华文学、马华文学或新华文学，究竟应以文学场域或历史事件的年代为定位，或是以文学发展（审美）的延续性观点定位，不同的界定与解读，正显示文学史与文学本身在思维观念与叙述模式之间的复杂纠葛，这也拓宽对文学史或文学发展的多元／多向审视与解析的可能领域。
因此，对新马华文学或新华文学，也就有了多种读法的可能。
三、多样化解读
从新马华文学到新华文学，对文学发展史或性质的审视与解读，两地学者（因新马两地文学的历史血缘可并列参照）历年来就有多种读法，主要有：
1、方修的现实主义文学史观：
把现实主义视作马华文学史的主潮，观点从社会政治视角出发，带有明显的左翼文学意识形态色彩，并以反封建、新兴文学运动、抗日与救亡文学等时代动向与盛衰，建构文学史的分期。
2、杨松年的“本地意识”发展史观：
根据作者与社会互动的精神心态观点，以侨民思想、南洋思想／色彩、马来亚地方性／本地意识等一系列时代思潮的变化，作为文学史分期标准。
3、王润华的“后殖民文学”解读：
根据后殖民文学理论，并以本土多元文化的社会与创作语境，解读新马华文学具有中心（本源）与边缘的“双重文学传统”，进而建构新华文学的独特性（本土性）与国际性（自主性）定位。
4、柯思仁的“华语语系”视角：
以区隔中心（本源）与边缘（在地）关系的华语语系理论，探讨新华文学从强势转为弱势，在新加坡社会现实语境书写中渐成为“小文学”的定位问题，及如何进行自我身份认同调整，立足跨文化互动交流，重构新华文学“在地性”的身份认同。
5、黄锦树的美学现代主义文学史观：
以美学标准作为文学史写作的主要维度（其他还有马华性和经典性），并认为只有现代主义才是真正美学的代表。他一方面强调文学的现代性，一方面强调马华文学应与中国文学切割以彼此形成“对话”关系，自成“主流”。
6、张锦忠的“复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论述：
以文学史建构过程充满异质性、多重性的交集，因此必须考虑更多的关系。他也指出“马华文学”的传统定位语意涵盖族裔与语系的“复系统性”，并提出属于族裔文学的新词彙“华马文学”（华裔马来西亚文学，包含华人的非华文写作），以区隔两者的指涉边界。
上述六种不同的解读，代表老中青三个世代两地学者的观点，也隐隐体现从新马华到新华（马华从略）文学在不同时代的生命情境。
大致而言，早期的解读偏重于建国前的研究（如方修、杨松年，主要的资料收集与论述均以1949年为止），后期则多以建国后的新华文学为研究重点（如王润华、柯思仁等）。
论述观点，则有单向度文学史观的架构（如方修、黄锦树），也有社会人文的演进概念或各种西方理论的论述视角（如杨松年、王润华、柯思仁、张锦忠等）。
虽然解读重点与视角各有不同，但基本包含两大课题：一为文学史分期标准，二是新／马文学的身份定位标准。
这两个课题的基本性质，一是历史性，二是文学性，两者交织，构成贯穿各种不同解读之间共同的一条主要脉络——时代性。
无论延伸五四的现实主义、本地意识、后殖民文学，或美学现代主义、华语语系，或马华、新马华、新华，甚至“华马”（或“华新”）等概念的审视、重审或重构，不同的叙述与视角，历史或文学、意识与表现，均和时代性有关，也是时代性的体现。
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及“十代九变”（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是历史发展与文学现象的一条规律，这也使得文学观念具有历史流动变化的特征。
急剧、频繁而巨大的政治社会变迁，对20世纪中国与海外华文文学在各层面的影响，尤显突出。
有学者（如方修）强调，新马华文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海外的一个文学分支；也有学者（如王润华、杨松年、柯思仁等）则立足于本土的历史社会演变现实，摆脱中国文学与新华文学的关系，独立解读新华文学；各都是一种时代性观念的表现。
（上，待续）
（作者是本地作家，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文林》主编）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