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文学到新华文学系列②
“五四文学场”的精彩，就是个性及风格的“众声喧哗”。岛国文学场对于这样的“众声喧哗”蕴蓄足够的能量吗，是否以“五四文学”为借鉴？百年后，重访“五四文学场”，仿佛漫游在“记忆与虚构”的文学旅途上。作为读者，我感到惬意而充实；作为写作者，我期待尝试与创造，作为教学者，我深感任重道远。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徐志摩《雪花的快乐》（1924 ）
“五四运动”已百年过去，作为20世纪初中国青年学生与社会各界有志之士的爱国运动，对现今新加坡读者而言仅是“历史事件”。不过，此“历史事件”前后所触及并引发的社会变动、思想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对早期本地华社，包括商团、会馆、报刊、学校、学生及文化团体等来说是具牵动力的，回响也很大，这是因为本地华人群体跟中华文化传统的渊源与人际的紧密联系。对战前与战后新马华文文学的启蒙及发展，“五四运动”的影响更是深远。周策纵教授在其《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1959）论著中亦强调，这场运动是“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并指出：“青年知识分子凭借一己情怀与抱负，身陷救亡与启蒙的纠缠，自由、民主、科学之风，使旧制度、旧伦理、旧文化摇摇欲坠。”由此可见，“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在极大程度上对早期的新华写作者起着引导性的作用。然而必须指出，这些影响后来因某些作家群体逐渐偏向批判现实主义或左翼文学的范畴，跟独立后的建国发展理念有差异而不再受到重视。
实则“五四新文学”原是多元、开放且富于创造性的，其思潮是以欧洲十八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为主，对自我、个性、自由和灵性的推崇，对正统观念的反叛，重视想象力的创造性功能，并强调人道主义精神，激进与左倾是后来的政治因素所导致的变异，本质上已背离文学革命的精神。只是，时间流逝，世代变迁，岛国建立了自己的教育体制和方针，“五四新文学”对于现今的学生、写作者或文化知识人来说，并非特别的人文元素与文学滋养，故不接触，不熟悉，并不影响他们的学习或创作。因此，不重视，甚至不懂得“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或者没有读过“五四文学”作品，对岛国教育背景下成长的青年人而言，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的人文思想教育，针对性地说，我们的“华文文学”作为一门教学科目，规划与教学者有怎样的文学理念？选用哪些教材及内容？还有运用怎样的教学方法，又是否考虑到学习者的能力与实际的需求？关注华文文化教育的衮衮诸公不妨深思。
此处，只能就我个人的学习和教学经验来谈“五四文学”与岛国文学的关系。予我，“五四文学场”是现代中西思想文化跨界，互动与交融最为活跃的场域，是民国知识人自由思想与多元创作的人文空间。故此，错过“五四新文学”，仿佛错过现代华文文学中极为精彩繁茂的序曲，它像个回不去的“文学乌托邦”，我只能在创作者留下的文本与人生轶事中慢慢挖掘，细细品味其精华与趣味，以自得其乐。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徐志摩《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1928）
徐志摩作为“五四新文学”中的浪漫派代表作家，借写诗来思索，从痛苦迷茫中寻找可能的方向，并怀着激情地跟同代人共勉：“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归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功利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计较稻穗的饱满是在哪一天。……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为此我们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败中不颓丧，在痛苦中不绝望。”（《“新月”的态度》1928年3月）
这是发刊词，读起来多么激昂，想象那是个知识人都怀抱理想与渴求新知的时代，是我们缺失的吗？
记忆里有一本封面浅蓝色的《现代文学简史》，以前有位教过我的华文老师戏称它“简到可以死”，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就从这本《简史》开始。中二课堂上，年轻的文学老师用柔和的嗓音念着书页上的字句，学生低头默读，心底想什么，老师知否？依稀记得书中写到“五四运动”时有本杂志叫《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鼓吹新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简称“德”先生和“赛”先生，鼓励以白话文写作。1917年刊登了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他提出文学改革的主张，叫做“八不主义”。当年我把“八不主义”背得滚瓜烂熟：“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可是，不明白改革文学为何要说“不”？也不理解“八不”的含义——哪些是“滥调套语”，哪些是“俗字俗语”？什么叫做“用典和对仗”，怎样算“言之有物”？怎么才不是模仿、不无病呻吟？这些临空降落的“文艺语汇”，对没有文学阅读经验的少年人来说既陌生又奇怪。只是我有疑问却不敢发问，觉得不懂是自己差劲。那是个讲求专心并安静听课的年代，老师的话学生言听计从，教科书中的知识我们囫囵吞枣。很久以后才发现，这跟“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质疑精神，重新估定一切经典价值的新思想正好背道而驰。然而，尽管不明其意，测验时“八不主义”却一字不漏地默写出来，运用的就是记忆力，俗称“死记硬背”，别无其他思维技能。
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的人文思想教育，针对性地说，我们的“华文文学”作为一门教学科目，规划与教学者有怎样的文学理念？选用哪些教材及内容？还有运用怎样的教学方法，又是否考虑到学习者的能力与实际的需求？关注华文文化教育的衮衮诸公不妨深思。
中三那年被编入文科班，那个年头分班按“理工商文”，恰如传统社会分“士农工商”阶级，数理成绩差的就读文科，“文科生”自是学校的末流。从此文学、历史、地理与社会科学等成为主修科目。我就怯怯生生地跨入“中华文学的场域”——朝廷庙堂、山林田园、城市乡镇、闺中庭院，在岛国少年的思维里都是想象的世界，读文学就如一场虚构的文化旅程。这是后见之明，当初我懵懂无知。从先秦文学开始，古代神话、诗经楚辞、诸子散文、汉乐府古诗、唐宋诗词、古文八大家、传奇话本、元曲杂剧、明清章回小说等古代文学作品以外，现代文学赏析鲁迅的小说，徐志摩的诗，朱自清、冰心的散文，田汉和欧阳于倩的独幕剧。然而，仅限于作家的单篇作品赏析，如《孔乙己》《伤逝》《再别康桥》《偶然》《荷塘月色》《背影》《寄小读者》《获虎之夜》《回家以后》等。虽然文学史里也提到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女神》，闻一多的《死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萧红的《生死场》等具标志性的五四作家及作品，却只是“人名书名”的罗列，文本内涵与创作手法没有触及，“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更是不明究里。慢慢我发现，这样“点到为止”的学习，怎么算涉猎“五四文学场”？好像过门不入，走马看花，不禁心虚。不过，这些无知无明不影响会考时“中华文学”拿A等级，靠的也是记忆力。读文科就是要勤奋记背，那时有句顺口溜：“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就是在揶揄文科生的学习状态。后来从事教学研究才发现，“人文思维”是人类思维中富于创意和批判性的高层次思维。
升上高中之后，继续选修拿手的“文学”，古典文学作品仍占大部分，倒背如流的有李白、杜甫的诗，苏轼、辛弃疾和李清照的词，注释做得密密麻麻的是王勃的《滕王阁序》和杜牧的《阿房宫赋》，读得最惬意的是《儒林外史》和《聊斋》，因为书生鬼狐的“故事”最引入遐思，至于印象深刻的现代文学作品是茅盾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子夜》。当时，实在不理解小说中的人物与思想，他们存在的世界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与感知能力。何谓“民族工业资本家”？“买办阶级”是什么？公债交易中的“多头”与“空头”、“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这些生造的词语跟文学有何关连？随岛国社会经济稳健成长的我辈等人，对“革命”非常生疏，老师也就轻描淡写的带过去，我脑袋里挤满疑团，含含糊糊的“印象”特别深刻。记得“买空卖空”这个债券交易用词是修读经济的同学给我举例说明之后才稍微明白的。即使多年以后，理解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那样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及强烈的意识形态，依旧难以消受。我开始对现代文学作品生厌，阅读如同嚼蜡，枯燥乏味是仅存的记忆。何况，少年爱绮丽，又多愁善感，浪漫豪迈或者缠绵悱恻的古典诗词及其优美的意境方能掳掠赤子心。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戴望舒《雨巷》（1927）
认识“雨巷诗人”戴望舒在多年以后，还有他周边的同代诗人冯至、卞之琳、施蛰存、废名等。他们曾把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这些“五四前辈”当作崇拜的偶像，却在学习浸濡中开创各自的现代派诗风。“雨巷”中的等待与徘徊，梦一般凄婉迷茫的意境，表现由幻灭而来的哀怨、迷惘、惆怅各种复杂微妙的情感，无人比戴氏经营得更贴切，如他说的“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鞋子”（《我的记忆》），而老友施蛰存尤其理解他的诗性：“凡读过他的诗的人，都能感到一种特殊的魅惑。这种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节的，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恍惚间，给我们的青年一点诗情的魅惑如何？以长短句，复沓重叠的修辞手法，旋律回荡悠长，氛围朦胧凄迷，让他们从低头滑手机的沉溺中醒觉，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空间，仿佛“人的意识的觉醒”。
纵然，“五四文学”有的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打倒孔家店、反抗保守思想，揭露旧社会与传统礼教的黑暗和腐败，仍有不少生动活泼又启迪心智的作品；关于人性的解放，追求独立的个性与平等的观念，对爱、美、自由的单纯信仰，庸常生活的闲适与趣味，平凡却富深意的人生哲理等，它们涵泳着五四文学的精神，即“人的意识的觉醒”，可陶冶年少的心灵，培养审美观，扩展文化视野，提升语文素养，增强批判性思考。何不尝试翻阅，去感受“五四”的人文氛围、价值观与真性情的流转？鲁迅的《风筝》《秋夜》《影的告别》，周作人的《初恋》《苦雨》，朱自清的《匆匆》《儿女》，徐志摩的《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海滩上种花》，梁遇春的《又是一年春草绿》《吻火——Kissing the fire》等篇，因为读了有所感悟，而在自己的课堂上用作教材。
从事教学工作以后，了解文学教材的选用除了语文水平的考量之外，还要考虑到作品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是否符合学习者的认知能力，也受限于课时、评估方式等因素。然而，我觉得教学者的人文素养与教学热忱却是影响学生学习最大的潜在因素。从来赏析《再别康桥》和《偶然》两首诗就是我们认识徐志摩的主要门径。可是，他的浪漫主义渊源与康桥文化的思想启蒙——“就我个人说，我的眼睛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由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却极少融入教学内容。故“徐志摩”作为诗人只停留在风花雪月的唯美世界里，他跟多位女性的婚恋情爱，成为创作以外的风流逸事，被后人谈资，还被影像媒体挪用渲染。他对于“爱、美、自由”的单纯信仰的追崇，既展现在创作文本里，也隐含在短暂而绚烂的人生中，有没有被深入的解读？若细读《翡冷翠山居闲话》《吸烟与文化》《海滩上种花》这些篇章或演讲稿，就能发现一个留学欧美的民国青年，在中西文化交融下，以唯美的眼光审视现实生活，用纯粹的想象去平衡理想，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社会现状的批判。在写给恩师梁启超的书函中，徐志摩热烈的呼喊：“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难？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大岂得已而然哉？......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此灵魂伴侣岂只是“小曼”与“徽因”而已？
徐志摩的人格魅力后来在读到其后辈作家梁遇春的悼念文章《吻火——Kissing the fire》时有更深层的了解。他写道：“他每次看到他那种惊奇的眼神，好像正在猜人生的谜，又好像正在一页一页揭开宇宙的神秘……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惊奇着。人世的悲欢，自然的美景，以及日常的琐事，他都觉得是很古怪……所以他天天都是那么有兴致（Gusto），就是说出悲哀的话的时候，也不是垂头丧气……Kissing the fire，这句话真可以代表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是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他却亲自吻着这团生龙活虎般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朽为神奇……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是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出人生的神奇。”梁遇春将徐志摩喻为人生的“吻火者”说明他观察力敏锐，心思细密，而他在“五四文学”里也是一个率性而为的“蹈火者”，写作不考虑是否符合传统观念，是否违背常规，只求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心性与思考。聪慧却早逝的梁遇春文章虽带着伤感的色彩，但夹议夹叙，辞藻华美而想象丰富，确是受到徐志摩的影响，还有他倾心的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
文接下期：站在巨人的肩上
（流苏是本地作家，从事现代文学教学、新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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