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中午，我接到朋友晓星从上海发来的微信信息。点开一看，是一则联合早报网的即时新闻：“旅居本地的中国先驱钢琴家巫漪丽逝世”，报道说4月20日星期六晚间出席观赏维多利亚音乐厅一场音乐会的巫漪丽女士，在音乐会下半场突然开始冒冷汗，感到不适，走向厕所中途因体力不支而晕倒，在场工作人员立刻将她送往中央医院急救，但在当夜10时宣告不治身亡。
晓星继续写短信过来：“这位老太太的哥哥是上海名医，妹妹是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巫漪丽的哥哥巫协宁，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消化科的教授级专家主任医师。在网上的医联预约平台，巫医生挂名的特需专家门诊预约已排满至半个月后。巫漪丽的妹妹巫漪云，曾经与他人合作编写大学《高级英语》教材，并是英国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中文译者。晓星说：“她父母家与我父母家同住一条里弄。我没有见过巫老太太本人。她很早就离开家了。小时候我经常看到她当医生的哥哥。不过在文革过后，他们搬出了旧邻里。”
我俩一问一答下，巫家的家庭背景慢慢勾勒出来。巫漪丽1930年出生于上海，6岁习琴，9岁夺得上海儿童音乐比赛钢琴组第一名。她的母亲李慧英，接受过西式教育。父亲巫振英早年留学美国，是一名建筑师。巫家原来所在的上海陕西北路640弄，就是由巫振英设计的。巫家当时住在弄里的17号，晓星的祖父也住在同一个里弄。晓星听姑妈讲过，巫漪丽小时候练琴很勤奋，每次走过她家门口，总会听见她的弹琴声。
晓星小时候在弄堂里玩耍，天黑时经常看到当医生的巫家大哥骑着一辆轻便式脚踏车下班回家。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本来全属640弄17号的巫家房子，被搬进的外人占用去了不少空间。当时巫家的电话也被拆走了，半夜里常常有人在他家门口大声呼叫“巫医生”，因为有人到医院看急诊，需要他马上回去诊治。文革结束后，上海卫生局给巫医生安排了新居所，巫家才搬离640弄。因为晓星的父亲和巫医生先后是小学和中学时代的同学，互有往来，知道巫家搬去了位于北京西路近铜仁路的公寓住宅里。20年前晓星父亲过世，两家人才渐渐失去联络。晓星说，巫医生是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医学博士。他曾经查阅过一本有关圣约翰大学校史的书，当年该校毕业的医学博士只有四位，巫协宁医生就是其中一位。
跟晓星聊完巫家历史，我又跟几位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的上海人，或隔空或隔海地聊起巫漪丽的身世。1993年，巫漪丽应当时担任实践表演艺术学院代院长的歌唱家苏燕卿之邀，从美国来新加坡出任实践的钢琴老师，也为学生演出作伴奏。后来她又在由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刘斌老师主持的音乐机构里“任职”。刘斌至今记得当年为了帮年届七旬的巫漪丽申请工作准证与义顺集选区议员约见谈话，并要求议员为巫漪丽写求情信的陈年往事。
被迫与前夫劳燕分飞
纵观巫漪丽女士的一生，最令人伤感的是她和前夫当年被迫劳燕分飞的故事。
19岁的巫漪丽一举成名，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取得圆满成功，成为“最年轻的女钢琴家”。那是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1954年，巫漪丽被调往北京中央乐团。一年后，她出任中央乐团第一任钢琴独奏家。在中央乐团，巫漪丽结识了她一生挚爱、乐团第一小提琴首席演奏家杨秉荪，他俩的婚姻当时为众人所羡慕，也是一对夫妻组合、黄金搭档。两人琴瑟相调，鸾凤和鸣，曾经合作演奏过多首包括《梁祝》在内的著名曲目。
1962年，32岁的巫漪丽获评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就在她刚刚攀上音乐事业最高峰的时候，没等到她奏出更为华丽的交响，命运乐章却戛然而止。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不关心“政治”，一心只为音乐的两个走“白专道路”的“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明令禁止再拉琴、弹琴。在政治斗争的恶劣环境下，杨秉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被押解到石家庄的河北第二监狱服刑。巫漪丽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家属”，形势逼迫她与坐监的丈夫“划清界线”，她痛苦地作出了关系到今后一生的决定：到军宣队开介绍信，去法院申请与杨秉荪离婚。
文革过后，1978年获得平反的杨秉荪再次出任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而巫漪丽和他终究未能重新走到一起。1990年，退休了的杨秉荪再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一家三口去美国休斯顿定居。杨秉荪在2017年与世长辞，终年88岁。孑然一身的巫漪丽1981年远赴重洋去美国进修，1993年辗转来到新加坡，在这里一呆就是26年，这比她在出生地上海生活的时间（24年）还要久。
去年11月，我在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聆听著名学者王赓武讲述他的新作：英文自传“Home is Not Here”《家不在这里》。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当然理解“家不在这里”的宗教内涵。但是，每当我想起那一个个离开家乡，最后终老于“他乡”的人物：画家张荔英、小说家张爱玲、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如今，这名单又增添了一位89岁的钢琴家巫漪丽——想起她们的人生遭遇，不由得在夜空之下再次扪心自问：家到底在何方？魂又该归何处？
祈愿巫漪丽女士一路走好，安享永恒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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