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文学领袖手稿藏狮城 杜南发藏文人手迹选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其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和海外影响深远。本地收藏名人作家书信手札三十几年的前报人、作家杜南发接受联合早报专访，分享其五四新文学领袖人物（鲁迅、周作人、胡适、蔡元培、刘延陵、朱自清、戴望舒）的书信手迹藏品。

这相信是本地，甚至是东南亚唯一相对齐全的五四新文学收藏，尤其鲁迅《1915年致胡绥之信札》附南齐永明六年拓片是鲁迅1915年唯一被发现的信札，中国迄今未发现同一年手迹，海外亦仅见此一件，为极宝贵之重要文物；蔡元培1934年《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打油诗》是第一次公开曝光，弥足珍贵。

杜南发认为，其鲁迅收藏与金庸《笑傲江湖》的部分原件手稿，是其文人手稿藏品中最有价值的。他说：“五四文学领袖要收藏周作人、胡适的手稿并不难，但要收到鲁迅的，很难，在本地更难，因为鲁迅生前留下的文稿信件，高达99%由家人捐献给北京、上海、绍兴的三家鲁迅博物馆，以及国家图书馆收藏，流出市场的机会很少。市场上迄今只出现过鲍耀明旧藏两页鲁迅手稿及一页鲁迅写给陶亢德的书信真迹，另有一件赠日本友人的书法有些争议，偶见有书信出现则往往‘似是而非’。”

杜南发的鲁迅书信与拓片原为他认识的一名行家在所收购的一堆古书里发现，联同两份石涛的信札。坚信“收藏以不伤身为原则”的杜南发，买不起石涛，就以自己负担得起的价格买下鲁迅的书信和拓片，他不愿估计今天的市价。前述鲍耀明的鲁迅手稿及信札，文字较多，2013年北京嘉德拍卖价分别为人民币690万（约142万新元）和655万（约135万新元）。

鲁迅（周树人）书信《1915年致胡绥之信札》附南齐永明六年拓片写于1915年4月14日。当时鲁迅居北京绍兴会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1915年《鲁迅乙卯日记》记：“4月14日：晴，风。上午寄西泠印社信。寄胡绥之信并《永明造像》拓片一枚。夜风。”

胡绥之即胡玉缙（1850－1940），曾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当年的鲁迅和他常有来往。1915年1月底，鲁迅首次买拓片，开始对古碑拓着迷。这件永明造像拓片是他最早收藏的古碑拓片之一。刻有文字的石佛像是他故乡绍兴妙相寺里的古佛，清代重碑铭文字，开始有当地人拓片售卖，鲁迅弟弟周作人从故乡寄给他，鲁迅日记记载他收到第二天就寄此拓片与信给胡绥之。杜南发曾从大量文献记录详细研究考证这段过程的细节，还到过绍兴寻访这尊千年古佛。

根据他向时任上海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王锡荣请教，得知中国迄今没发现1915年的鲁迅信札，相信海内外仅此一件，是极为珍贵的文物。拓片是南齐永明六年行楷书，是存世很少的南齐永明楷书文字。铭文的“维卫尊佛”是七佛之首（释迦牟尼是第七位），这尊1500年前的古佛像，是早期传入江南的七佛信仰存世唯一文物。杜南发说，鲁迅信和拓片原裱在一起，从当年（民国）藏家题签可以看出他是看中拓片的价值而非鲁迅书信而购藏的。“鲁迅抄碑”是他对古文学研究的重要阶段，这封信正是写于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时刻。信和拓片能同时完整一套保留下来，非常难得。

一般人收藏以市场价值出发，购画第一，书法其次，书信手札不被重视，这几年才有所改变。杜南发说，书画价值会随时代改变，如上世纪40年代上海“三吴一冯”（吴湖帆、吴待秋、吴华源、冯超然）最有名，现已只剩下吴湖帆。

杜南发购藏文人书信手稿，出自个人对文史的爱好及对文友情谊的重视，藏有从民国到当代的文人及友人，从沈从文、巴金、台静农等，到和他往来的文友金庸、三毛、亦舒、董桥等逾百件，年代最早为“清初六家”恽寿平写给王石谷的《雨后帖》。他说：“不论手稿还是书信，现在已很少人提笔书写了，特别是用毛笔写信写稿几乎绝迹。这组五四收藏相信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著名文人手写的书信与诗文稿，因为书信格式已改变，变成WhatsApp，已经没了手写信稿文字里那种人的温度。”

以市场价值论，书信手札比不上书画价高，但画家吴冠中的名言是：“一百个齐白石也不如一个鲁迅”，就如“拉斐尔也只是一个画家。尽管他画的很好，但只是个技术。他的思想没法和但丁比。我们的艺术要有深刻震撼人的魅力，但我深深地觉得作为画家，我们很难做得到。”杜南发说，其五四收藏的市场价值或许比不上一张比较重要的李可染水墨画，但却具有更加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

五四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周作人，提出“个性的解放”“人的文学”的主张，杜南发拥有其十几二十件手稿和书法，其中，周作人在1934年1月13日50岁生日时，写了两首《五十自寿打油诗》，由林语堂发表在当年4月《人间世》创刊号，代表作家的“转型”，具有很特别的意义。

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两首分录如下：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终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诸君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 * * * * * * *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

周作人二诗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许多重要文坛人物如蔡元培、胡适、林语堂、钱玄同、郑振铎、刘半农等，纷纷步韵和诗，一时热闹非常，但也有不少批评与不满，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青年之间的一场思想交锋，引起著名的“隐士与叛徒”论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路上重要的历史事件。

据郑子瑜旧藏周作人信札，这两首《五十自寿打油诗》为周作人78岁时重写，于1962年寄赠郑子瑜。1950年代移居本地的中国学者郑子瑜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曾出版《中国修辞学史稿》，所藏的所有周作人诗文稿及大部分书法，在他晚年全部卖给杜南发收藏，包括周作人晚年寄到海外仅有的周作人杂诗稿，是目前海外最大一批周作人重要手稿。

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来绍兴同乡蔡元培立刻写了两首诗唱和，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先后发表于当年5月《人间世》，传为佳话。

蔡元培作于1934年的《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打油诗》：

何分袍子与袈裟，天下原来是一家。不管乘轩缘好鹤，休因惹草却惊蛇。扪心得失勤拈豆，入市婆娑懒绩麻。园地仍归君自己，可能亲掇雨前茶。

厂甸滩头卖饼家，肯将儒服换袈裟。赏音莫泥骊黄鸟，佐斗宁参内外蛇。好祝南山寿维石，谁歌北虏乱如麻。春秋自有太平世，且咬饣麻饣麻且品茶。

《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打油诗》手稿，当年由蔡元培寄给周作人，1962年周作人寄来新加坡送给郑子瑜。据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写：“蔡孑民手稿附上，即以奉赠，或者印入集中亦可”（周致郑1962.04.17函）。说明周作人将收藏多年的蔡元培手稿赠予郑子瑜时，表示也可将手稿收入计划出版的诗集中。

杜南发说，蔡元培在《人间世》发表的墨迹原件已失传，只有杂志上的照片。这件他当年亲笔手抄寄给周作人的两首诗，是唯一存世的原件，只在1960年代周作人致郑子瑜信件里提及，但外界从未见过“原貌”，也不知道其存在，这是逾半世纪以来，第一次曝光，弥足珍贵。

周作人《所谓五十自寿打油诗》文稿，是周作人1961年3月24日写给郑子瑜的手稿，共有四页，文中谈到他写这两首诗及发表的经过，还抄有蔡元培的和诗。杜南发说，周作人这篇自述文稿，配合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及蔡元培《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打油诗》手稿，构成了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周作人自寿诗事件”一组重要的时代文献。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和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学运动领导人往来密切，他开启北大的自由之风，对五四运动的发展影响巨大。杜南发说：“有了蔡元培创造的平台，才让鲁迅、胡适等有发挥的天地，大树才能长成。”

胡适在五四时期倡导“白话文”，发表新文学理论《文学改良刍议》，并创作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白话新诗。他有两句名言谈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一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另一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时要在有疑处不疑”，胡适《1946年赠陈古虞书法》写的是后者。

陈古虞（1919－1990）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历任中法大学、北京大学讲师。1952年调到上海戏剧学院任中国戏剧史教研室主任、戏文系教授，本地戏剧家乐美勤是其学生。陈古虞是昆曲家、律谱家，被称为“一生钟情昆曲的北大才子”。

杜南发说，1946年胡适聘陈古虞担任北京大学昆剧指导员，在北大写这幅字给他，陈古虞也保留了当年的聘书及北大“中南海宿舍”的信封原件，是难得的北大早期文物。

朱自清是五四重要作家，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之一，很受人敬仰。杜南发说，其存世手迹很少，这幅字迹《1932年朱自清致柳无忌信札》很是难得。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朱自清正在北大读书，开始发表诗歌，出版处女作诗集《睡吧，小小的人》。1921年，他参加文学研究会，1925年写了著名的散文《背影》，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1年，朱自清赴欧洲游学，由1931年8月至1932年4月，在伦敦住了7个月，当时因为经费有限，颇为租房所苦，后遇清华学生柳无忌（柳亚子之子，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两人同住，分担房租。

据杜南发考证，柳无忌1932年2月去巴黎，从日期推算，朱自清这封信是写于1932年2月28日（星期六），信上提到他们当时的女房东一家，也写在他1934年出版的《伦敦杂记》里。此信写于朱自清出国时所带的国立清华大学信笺上，可见出国时之节俭。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著名作家、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刘延陵（1894－1988年）是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1922年与朱自清等人创立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团体中国新诗社，是中国第一本新诗杂志《诗》月刊主编，第一个介绍法国象征派新诗及其理论至中国的拓荒者，在中国新诗的演变与发展过程起着重要影响。

刘延陵1939年移居新加坡，在《星洲日报》电讯组当编辑，新加坡沦陷时期则摆书摊维生。战后曾在新加坡《中兴日报》《华侨日报》，英国广播电台远东区中文部和广告公司任职，曾任义安工艺学院和南洋大学的兼职讲师，教新文艺习作。

杜南发说，刘延陵在新加坡生活近半个世纪，不求闻达，与世无争，并没与其他人有过多接触，晚年才为人所知，受到中国文学界的注意。

刘延陵晚年诗稿《杨柳》发表于1988年，也是他当年去世时写的最后一首诗，亲手抄写送给前报人潘正镭，2009年潘正镭转赠予杜南发。

杜南发说：“刘延陵是真正的五四新文学人物，下半生定居本地，是五四新文学和新加坡唯一最直接的联系。这份他唯一存世的最后诗稿，是本地一件重要的文学遗产。”

五四时期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代表人物为戴望舒（1905－1950）与李金发。戴望舒因名作《雨巷》被称为“雨巷诗人”。1930年代他留学西班牙，翻译许多西班牙作品，这份西班牙著名诗人阿尔陀拉季雷（Manuel Altolaguirre 1905-1959）译诗手稿，是目前仅见的戴望舒译诗稿存世原件，发表于1937年2月上海《新诗》月刊第一卷第五期。除了翻译5首诗，还有他写的介绍文章《关于阿尔陀拉季雷》手稿。

写现代诗的杜南发说，戴望舒存世手稿很少，他这么多年仅见这一件。这份手稿原为上海《新诗》月刊主编施蛰存收藏，为戴望舒罕见的1930年代手迹原件。还附有1937年元旦香港《星岛日报》副刊上发表戴望舒著名诗作《元旦祝福》剪报，以及诗作《马德里》剪报，应为1937年戴望舒从香港寄到上海给施蛰存的。

五四新文学理论与实践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而非只有政治意识形态；又因机缘所限，因而杜南发所藏并没包括陈独秀与李大钊的作品。杜南发回望这组五四新文学书信手稿藏品，发现它们都与“古”有关，鲁迅抄古碑，周作人的打油诗为古诗体，蔡元培的和诗也是古诗，胡适的名句原概念出自朱熹的宋明理学，朱自清也是旧学出身，他们都没脱离传统。

杜南发说：“他们厉害的不是造反颠覆，而是从旧的文学传统走出来，其求新求变有基础，很踏实，才成为大家。今天我们谈五四的价值，除了改变整个时代的冲击和革命，还应该注意到五四的传统基础，以及如何走出传统，在传统里拔高。虽然五四有很偏激的一面，但并未彻底颠覆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比如这些新文学主流领导者因为有古文基础，他们所写的白话文才有味道。他们是站在传统的肩膀上革新，这是五四价值所在。传统在他们的血液里，没阻碍他们成为丰实坚固的新人物，而是一种内在的养分。研究五四，应该看见并重视这点：传统才是源头活水，创新必定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国度。”

杜南发对收藏的态度是随缘，但很认真，也不后悔。稍有怀疑，或“不是很舒服”，就用原价或便宜的价格卖掉。他买过蔡元培的对联，最初研究觉得不太对就原价卖掉，再经过几年研究又觉得应该是对的，虽然可惜，但卖了就算。

他的收藏中最有名气的要数五四颓废派作家郁达夫的对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与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两副对联。他指出，鲁迅并没有将他在《自嘲》诗里的这对名句子写成对联（当年诗稿只抄送柳亚子和郁达夫），目前所见是后人自诗稿集字而成。郁达夫自己将原诗里的这两名句写成对联，迄今记录上也只有这件，是郑子瑜当年在厦门买纸给郁达夫写，由郑子瑜交代家人在身后转卖给他。

文人手稿作主题式收藏之外，杜南发收藏成系列的还有清宫文献（如访谈当天所见的雍正手书朱笔上谕），计划将研究结果写一部书，从侧面反映清朝历代发展，也收藏中国和新马的书画，购藏原则很简单：“不为谋利，重视意义，随缘随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