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街头艺人 出街逐梦

街头表演者与人群之间的互动是城市一道人文风景。我国年青一代街头艺人清楚街头演出的局限，

更懂得用熙熙攘攘、杂音四起的街头舞台擦亮技艺，被看见，赢掌声。

来临的“滨海街头艺人节”，20多名本地街头艺人将亮相献艺。《联合早报》记者采访参与演出的艺人，听他们轻弹浅唱一段段街头表演背后的青春故事。

说起街头艺人，总能唤起年轻人无比青春、热血的激情。自1997年，国家艺术理事会推出“街头表演计划”以来，本地大约有80处合法的卖艺地点，供300余位持有街头表演证的街头艺人“落户”。除了点缀主要的旅游景点，街头艺人也可以选择在住宅区和公园等公共空间，开拓自己的根据地。

对老一辈街头艺人来说，一条街道就是他们的所有。然而在数码时代，年轻街头艺人的街头演出，线上互动，再加上粉丝的培养都是同时进行的。“街头”，在新一代街头艺人的心中是什么模样？他们又是怀着怎样的期许，走上街头抛洒青春？

来临的5月31日至6月2日，随着星展银行举办第八届滨海龙舟赛，并展开“滨海街头艺人节”（Busking by the Bay 2019），20余位本地的街头艺人受邀到场，为观众演出。其中包括街头艺人黄秉隆、年轻女歌手郑映姿（27岁）、杂技表演者吴正隆（23岁）、“待业者”乐团以及去年进入《中国好声音》盲选阶段的李俊纬（26岁）等等。他们各自对本地的街头文化都有不同的理解。

“无怨无悔地去生活，跟着梦想走。”说这句台词老套，无可厚非。然而，不愿意透露年龄的街头艺人黄秉隆带着一点偏执，笃定地将这句话进行到底，把背影留驻在马林百列街头的流光下。

七年了，从黄秉隆歌唱的姿态回望川流不息的人流、冰淇淋车、烤板栗小贩、一张张羁旅者和陌路人的脸——一座城市的呼吸感，依稀可闻。

“我常说，这是一个纷杂难辨的世界，而我要用一首首歌的时间，寻觅它，探索它。”黄秉隆说，这七年来，他经常在马林百列一带献唱。他也曾走过英国、台湾、缅甸、印度、泰国、中国大陆等地的闹市与陋巷，行装不多，但一把木吉他总是不离手。原因是，谁知道某时某刻，他须要为某人弹首歌呢？

当音乐来到街头，就不只是音乐，而是一种关怀。“人们因为各种原因停下来，听我唱歌。”黄秉隆说，街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能安抚人心。他记得在英国，曾有一个衣衫不整的年长流浪汉，走上前来，请他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于是他一开唱，那人的眼泪夺眶而出，说他原来是一名来自香港的水手，已经很久没听到这道乡音。

黄秉隆结婚将近三年，妻子从事视觉艺术，而他自己也有一份稳定的教学工作。他回忆说，早年在英国读大学时，他在伦敦南岸拾起了街头音乐的爱好，至今乐此不疲。“我的学生也知道我在街头表演。我想我做了一个榜样，希望他们能找到同样的勇气，去追求他们所爱。”

在他看来，街头，是个坐标，“走上街头”则如同一个浪漫的词汇。他说：“我享受自由的表演。随着当下的心情、时间，还有路人的反应，选择弹一首曲子，可以是流行歌曲、摇滚或者爵士，能够去实验，去享受自由，就是这种瞬息万变的状态。当然，我也须要体谅观众，在陌生的街道上营造出一股熟悉的氛围。这个时候，音乐就变得很有魔力，让人们忘记所处的地方，找到快乐。”

黄秉隆认为自己身处于两代街头艺人的夹心层。七年前，街头艺人让人联想起老人、残疾人士、穷人。但七年之后的今天，街头文化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也成为许多年轻人逐梦的平台。

身为少数几位女性街头艺人之一，郑映姿受访时说，她从去年才开始尝试街头表演。而在陌生人面前公开演唱这件事，还须从她驻唱的咖啡馆说起。

当时她在南洋理工大学的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院（School of Art, Design and Media）修读数码电影制作课程。由于曾参加过爵士乐团，心中抑制不住地想圆一个音乐梦。因此，她每周五晚都会在一家榜鹅的小咖啡馆驻唱，由一位朋友伴奏吉他。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那一刻的自己，像找到了人生挚爱一样，“当时我就觉得，随着我的成长，那里将会是我可以怀念青春的地方。”

走入“街头演艺圈”，郑映姿发现圈子小，人人都很面熟。为什么踏出这一步？郑映姿说，她想知道自己的音乐能否与公众产生共鸣。她经常去克拉码头的地下隧道，以及索美塞和乌节路一带演出。不像酒吧，这里的路人步履匆匆，唯一能抓住他们的只能靠自己的表演，“你必须用音乐让他们卸下戒备，全身心都进入你的音乐世界。这份满足感，我觉得很棒。”

然而，街道毕竟不是玩音乐的最好场所，面对杂音是常态。有好几次，郑映姿的演出都会被突然的道路施工打断，“在街上的我们，必须尽一切方法去力争、守护属于自己的空间，把演出继续下去，把观众留下来。”不过换一个角度，这般杂闹也让她可以合理地放肆，实验非主流的音乐风格。

今年第一次参加“滨海街头艺人节”的李俊纬说，他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房地产经济学，并在大三到瑞典交换时，在斯德哥尔摩市的酒吧、公园甚至地铁上献唱，“其实地铁上是不允许表演的，但很有意思的是，我看到警察还是很有礼貌地等我唱完，才请我移步到别处去。”

与其承担街头上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李俊纬更愿意偶尔“出街”。他直言，在这个阶段，许多音乐人需要的是舞台和观众。来到街头表演的好处因此是阶段性的，可以帮助他们提高知名度，为更广阔的舞台和机会做准备。

近日刚刚推出新单曲的郑映姿也认为，她对自己的音乐道路有实际的考量，她不觉得“街头”是一个她想全职坚守的岗位。目前，玩音乐的收入还不足以维持她的生活费用，直到去年，她仍须一边演出，一边教英文补习。追逐梦想需要一个持久的计划，她希望慢慢地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从11岁开始学习杂技表演，至今已有12年舞台经验的吴正隆，在本地街头艺人的圈子里混迹已有五年，并成立了杂耍团体“烦人兄弟”（The Annoying Brothers）。如今，吴正隆的一身红白条纹服装在乌节路上已成为招牌，每到周末甚至有常客定期到场观看。

然而，在吴正隆的日程里，正规的商业演出其实不少。他挤出时间到街头演出，完全是为了他想用杂技打动观众的初心。相比于在舞台上一场逾百元的马戏杂耍表演，吴正隆相信，他在街头的演出或许能打动到更多的观众。

吴正隆至今记得他和搭档在乌节路上的第一场街头演出，虽然两人精心准备了一系列节目，却没能留住任何一名观众。最后他们对着空荡荡的街道，放下道具，足足沉默了3个小时。

吴正隆说：“与舞台上不同，你在街上是一无所有的，除了你自己。要想在街上被人当成一回事，就须要倾尽全力，即便是一些摊位摆设也须要看起来专业、称职，人们才不会觉得你是乞丐。此外，你也同时是自己的舞美、扩音师，有时候也是自己的保安。”

路人是挑剔的，但吴正隆感觉他在努力改变新加坡的城市风景。他先后到韩国、菲律宾、台湾、越南等亚洲地区做街头表演之后，深刻地意识到“本土特色”的重要性，也动念成立一个国家级的马戏团，“在越南，我看过当地的马戏杂技，都很有当地的文化色彩，很有国民特征。我觉得新加坡也值得拥有这样一个马戏团。”

街头艺人并不是一昧地哗众取宠，卖艺不只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面对不稳定的收入，吴正隆觉得观众付不付钱，是有道理的，“观众是在360度围观，他们也需要热身、高潮和一个华丽的收尾。”按他的话说，我国的行人过客的确不容易讨好，但那些愿意支持的人，却远比菲律宾、台湾的观众更慷慨，“如果你能在新加坡站稳脚跟，在哪里都可以！”

从事IT行业的余远义（27岁）和在银行从事职员培训的翁振维（27岁）在国民服役结束后的空档期成立了“待业者”乐团（The Unemployed）。

如今有了稳定工作，两人受访时说，他们走上街头倒不是为了炫技。相反，两人继续经营这支“待业”乐团，不为牟利，而是想回到没有都市压力的状态，感受简单、纯粹的幸福感。

为此，两人不期望公众来打赏，也不去凑市中心的热闹，而是回到巴西立一带的住宅区，与居民们自娱自乐。

翁振维认为，为邻里居民献唱是欢乐的，未必须要精益求精。“我们有想要表达的音乐，就去呈献给街上的人听。就这么简单。有时候孩子们会来玩，阿姨们会来点歌，这是互动的，生活的音乐。在这种时刻，我觉得街头让我活了过来。”

邻里观众的年龄层很广，喜欢听的歌曲也因此横跨好几个时代。为了让路人们听到熟悉的音乐，两人学习了英语、马来语、华语及方言曲种。他们也练习1960年代以降的流行歌曲例如“木匠兄妹”（The Carpenters）乐队《世界之巅》、麦克尔杰克逊《镜中人》等等。

余远义说：“走上街头，我们不需要更大的舞台，只要人们愿意付出时间，站在那里听一会儿，两人都觉得足够了。”

星展银行“滨海街头艺人节”将在滨海湾中央岬（The Promontory@Marina Bay）举办，欲知详情可浏览www.dbs.com/busking/index.html

“我们有想要表达的音乐，就去呈献给街上的人听。有时候孩子们会来玩，阿姨们会来点歌，这是互动的，生活的音乐。在这种时刻，我觉得街头让我活了过来。” ——翁振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