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中国人移民到新加坡，入境前须隔离，以确保外人不会把病菌带入新加坡。检疫的地方就设在南部外岛龟屿对望的棋樟山，可是因为近在龟屿，人们就统称这个检疫过程为“禁龟屿”。
69岁的老移民蒋援朝，近日在收拾整理书房的柜子时，无意间翻出一批旧文件，其中两张志明日期是1959年5月，也就是整整收藏了一个甲子，感觉上自是十分珍贵。
这一组证件，一是身份证书与入境签证（Certificate of Identity and Entry Visa），另一是入境准证（Entry Permit），是蒋援朝60年前从中国福建同安南来新加坡寻访父亲蒋维笼时的随身文件，凭借这个俗称“大字”的证件，才能登陆新加坡。
“大”在闽南语中形容为重要，“字”则是证件的意思，所以用“大字”来称这个文件，也确是凸显出它的重要性。
“大字”上附有照片和个人资料，一如现今的护照，不过，它是由新加坡殖民地政府移民与护照局发出的，在这之前，有意入境者必须越洋提出申请。这公函一来一往，往往就要花费三四个月。
检疫期一星期
看到这组证件，让蒋援朝忆起当年到来新加坡的经历，当中最难忘的是在棋樟山检疫的那段日子，虽然时隔60年，部分过程还历历在目。
原来，那时候中国人移民到新加坡，在入境新加坡前都必须先行隔离，以确保外人不会把原住地的病菌带入新加坡，危害当地人的健康。
这个检疫的地方，就设在新加坡南部外岛龟屿对望的棋樟山（St John's Island，现称圣约翰岛），猜想是因为近在龟屿，人们就统称这样的检疫过程为“禁龟屿”。
一般上，检疫期是一个星期。等到这观察期过后，确定没有患上任何传染病症，移民局才放人，准许登陆新加坡本岛。
英国殖民地政府在19世纪中叶开始，对中国南来的移民实行这样的检疫，这个条令一直维持到上世纪中期，移民潮结束后才告解除。
无所事事一星期
蒋援朝回忆，1959年他随母亲杨粉（当时46岁）与大两岁的二哥蒋黎金，一起乘坐货船海皇号前来新加坡，他们先从同安的马巷出发乘车到漳州，停留一晚后续程潮州，再从汕头码头乘小船，到大海换上远洋的轮船。
厦门其实也有码头，要这样绕道而行，因为厦门与金门两地政权不同，当时一再隔岸展开炮战，为策安全，船家只好避开厦门的航线。
经历六七天的海上漂泊，终于到达新加坡。蒋黎金补充，他们在到达新加坡岸外时，再从大船转小船往棋樟山。上岸后，同行四五十人，立即被分配到一栋大棚子里，这里是他们接下一星期夜宿的地方；大棚子里有两大列的木板架，分上下两层，但没有提供任何枕头或被铺。
一待安顿妥当，大家都被令排队，接受预防针注射，至于是打什么针，大家都不甚了了。随后几天，据蒋援朝回忆，基本上无所事事，众人可以四处自由走动，反正四周是大海，当局也不担心检疫者会跑到哪里去。
他说：“当时身边因为有母亲和兄长照顾，对我来说，倒是无忧无虑，天天看海玩乐。”
他记得，有一回哥哥带着他到海边游荡，一下子给忘了时间，等到入夜回返住宿的大棚时，这才赫然发现，篱笆门已经上锁，不得其门而入。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好飞身翻篱而入，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让人回味不已。”
蒋黎金也说，在岛上时，他见到一名官员头上裹着布巾，这还是他平生头一回看到有这样装扮的人，后来才得知这是锡克人的习俗，当时真让他打从心里感到万分好奇。
三餐丰盛
至于在棋樟山的三餐，蒋黎金记得，早餐提供有牛油面包，午晚餐多是吃糜，不时还有腐乳配食。
蒋援朝说：“对比起家乡的大锅饭，这可说是丰盛多了。”他说，当初家乡生活困苦，尤其是清末民初，民不聊生，就有人饿死街头，这才导致后来掀起移民潮，许多人因而一再想方设法，往外寻求生路，包括他的父亲在内。他父亲二战前已经来新加坡，在新加坡河畔货仓当搬运苦力，后来晋升为工头。
这样持续一个星期，蒋援朝说，总算安好没事，他们母子三人终于可以离开棋樟山，改乘小船登陆本岛。在红灯码头上岸时，父亲已经在那里久候多时，然后接他们到大坡豆腐街的住家，一家人从此团圆，开始在新加坡的新生活。
蒋援朝与哥哥后来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在这里念书工作，安居乐业，后来也结婚生儿育女。
面对这组珍藏的文件，蒋援朝说：“也许这是最珍贵的教材，给下一代人了解，先辈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不惜冒险远渡重洋离乡背井，从中正好可以让我们去体会感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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