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祖父母、父母亲在厦门街63号生活了九年，两个妹妹、两个弟弟也先后在那里出生、长大。
厦门街和直落亚逸街十字路口的一栋三层楼建筑，从1917年至1956年，是爱同学校的校舍。校门开向直落亚逸街，但校舍却沿着厦门街伸展。
爱同隔邻就是厦门街63号店铺，当年挂着“信其有”招牌。它就是我的老家，我的出生地。
那时日军已攻占新加坡近两年，并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
从小，祖父就要我记得，并能以闽南话讲出“厦门街，信其有”这六个字。这是我家的住址，万一我迷路，可请路人帮忙。
店内有七个房间
厦门街63号也和街道两旁的其他店铺设计一样，门前的五脚基，由左邻的爱同校舍，连接右边三间店铺，一直延伸到“仙祖宫”。过了安祥山的入口，五脚基继续沿伸至克罗士街（Cross Street）路口。
厦门街的店铺门牌号码，由北京街开始，左边从小号连续不断，一直到直落亚逸街交叉口附近的62号为止，跨街为63号，转头发向北京街方向，逐渐增加，仙祖宫门牌66号，英华学校旧校址70号。
63号店铺内用木板隔开七个房间，楼下三间，楼上四间。楼下进口就是厅堂，厅后边有两个房间；然后是天井，天井一角落搭建一小冲凉房；天井后又有一房。楼下大厅堂右边有一小通道，由外至内连贯楼下三个房和天井，直通最后面的厨房。通道旁有一木梯，可上二楼。
二楼多一个房间，它在最前面，临街，有长窗，盖在五脚基和厅堂前沿之上，是最好的房间。前房和天井之间分隔有两房，天井和二楼最后面的厨房之间又有一房，共四房。
厨房后有一道小铁门，通往后面的安祥山，铁门旁有一旧式马桶厕所，七家共用。
祖父是二房东
祖父母住在楼下最后面的房间，双亲、我和两个妹妹住在二楼第三间房，隔着天井，可看到祖父母楼下的房间。两个弟弟和祖父母同住。
祖父是二房东，代向房客收租金，並负责管理维修和控制水电用量。他每个月头总带着我到克罗士街（Cross Street）业主万德成商行处结账，交房租。
祖父也时常要我陪他到丝丝街（Cecil Street）一家指定的杂货店，购买配给一家每月所需的米粮。然后，祖孙俩共乘三轮车回家。对这种粮食配给制度，祖父、父亲对英殖民政府都非常不满。除了我们两家人，当时和我们同住在这个店铺里的，还有五家房客。
贫苦的“先生嬷”
楼下厅堂最前房间住的是50多岁的“先生嬷”和她的养女。闽南话以“先生”称呼中医，“嬷”，是婆婆的尊称。“先生嬷”是以为人求神看病来糊口，“信其有”这匾是祖父为她挂上去的，希望有更多信徒相信她。
她一家贫苦，衣服多是补过的，只有在上神时穿得比较好，但也是件洗得发白的布钮上衣。三餐粗茶淡饭，少有肉食。有一回，不知是什么特别日子，她煮了一小砂锅的猪脚肉。从后面厨房捧去房间时，砂锅柄突然断了，几块猪脚肉掉落在地上。
“先生嬷”蹲在地上，忙着抢救。祖母看了于心不忍，也蹲下要帮忙。她好不尴尬连声道谢，拒绝祖母的好意，快手收拾在地上的猪脚肉，匆忙回房去。不久她拿着一把破扫帚，要清理地上的砂锅碎片、汤汁。但祖母已经帮她清理好了，她一边感谢祖母，一边解释说猪脚是一个病人的家属送的。因病人病情有起色，猪脚是用来答谢神恩的；她已好久没吃肉。当时我也在场，感到她的无奈和哀伤。
阿幺的米粉与魚饼粥
和她一板之隔，住了一对贫病夫妇。丈夫年轻时在码头当苦力，后来因工伤而不能工作，整天躲在房里，几乎没有踏出房门一步。养家的责任就落在妻女身上。
妻子绰号阿幺，在街口摆一摊位，卖米粉、魚饼粥。我早上上学时，如没吃早餐，就会和她买一小盘米粉，外加一小碗粥，只卖一角钱。阿幺喜欢为我在粥里添多些鱼饼、花生。至今我还是认为阿幺的粥，是我今生吃过最好吃的粥。这或许因碗中融入了一分回忆，一分邻里之情。
她女儿在别处当女佣，很少回家。谈到她女儿，阿幺似乎很自豪。但谈到她的男孩阿木时，却愀然不乐，担心他给私会党徒伤害，或给“马打”（警察）抓去。这个十多岁的男孩，整天游手好闲，时和街坊一些同年龄层的混混，到处惹是生非，时有便衣警察（暗牌）做家访。
二楼的房客
二楼前房的房客家长也姓欧，是我们的宗亲，辈分很高，祖父要我称呼他为叔公，他在《星洲日报》工作。
夫妇倆有三个男孩，最小的名钟福和我同龄，后来在南大中文系与我同班。张瘦石老师上课前要点名，大概我和钟福名字发音相近，老师念他姓名，我举手，念我姓名，他举手；有时两个都举手，有时两个都不举手，弄得张老师莞尔而笑。钟福有两个孪生的哥哥。
二房住了一对中年夫妇，丈夫也在报馆工作，但却是《南洋商报》。
他们夫妇有个十多岁的男孩子，绰号“扁头”。一家人都很低调，沉默寡言，只和前面欧家、我祖父母和母亲交谈。
这两家房客时常送报纸给祖父，偶尔夹有《中兴日报》。
祖父用这几份报纸教我识字、造句。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有《南洋》《星洲》两家华文报。
住二楼最后面房的房客最神秘，是一对年纪挺大的夫妇，和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名叫阿支。
祖父和其他房客都不太喜欢和他们来往。邻里有流言说，那男人在“马打间”（警察局）蹲过，有案底。他的妻子时常出门打工。
邻居也传说那女孩手脚不干净，喜欢偷鸡摸狗，也喜欢和邻里少年扯蛋吹牛。
母亲在二楼和这家只有一天井之隔，却也相安无事。祖父、母亲常告诫我不可跟阿支上街，但母亲却不时还给阿支一些旧衣服、日常用品。
斜对面的店铺
63号的斜对面也是同样的店铺，在街口是咖啡店。它隔邻的店铺，记忆中有个招牌“张再来”，是家中医兼药店。
记得这招牌，因为祖父常笑说它有些“不安好心”：希望病人再来光顾。
“张再来”的格调，似乎低于“信其有”。它和隔壁的两家店铺的五脚基，在大门旁排长凳和几张椅子。许多大妈午后常在此聚会。她们玩牌、排龙门阵、谈天说地，道尽街坊大小事；偶尔也会为孩子和标会银事大声争吵。
祖母、母亲不太愿意和邻里这些大妈交往。但母亲却每天黄昏，吩咐我把丽的呼声播音器放在二楼房门外，与房客和一些邻里孩子分享。
在没有电视的年代，丽的呼声的广播节目应是大家最受欢迎的娱乐。和邻居分享，大家都高兴。
母亲喜欢丽的呼声的戏剧、歌曲和黄正经的潮语故事；我偏爱听讲古，尤其是王道的厦语讲古。记得他讲的鹰爪王，当时多个孩子盘坐在二楼走廊，全神贯注听节目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
搬离厦门街
厦门街的店铺都一样，环境简陋、卫生条件欠佳。厕所要靠36门的粪车和工友每天来清理。时常停电、制水。老鼠、蟑螂和苍蝇是常客。然而，在当时屋荒的环境下，这有水、有电的店舖，提供可算是不错的居住条件。祖父接手为63号的二房东，20多年内没有房客帮离。
后来第一家搬走的反而是我们。妈妈在我九岁那年病亡，几个月后父亲申请的“改良信托局”（SIT） 组屋分配下来，我们和祖母搬入新组屋，和父亲、继母同住。祖父则继续留在厦门街生活，直到他老人家过世，那已是1957年的事了。
店铺被拆除
我和祖父母、父母亲在厦门街63号生活了九年，两个妹妹、两个弟弟也先后在那里出生、长大。很自然地，对这些老店铺、街景、房客，怀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段童年岁月，蕴藏着许多的回忆，有温馨、悲痛，有对已离世亲人的思念，尤其是英年早逝的妈妈；为我启蒙的祖父；对我们兄弟姐妹无微不至、爱护有加的祖母，更是不能忘怀。
70年代中期，厦门街63号和隔邻的几栋店屋、街口的校舍都被拆除，在原地面上改建成厦门街熟食中心和停车场。
旧貌已不复存在，但我还是喜欢时常到厦门街一带走走；1980年代，有空时带着孩子到厦门街看看，告诉他们，这是老爸当年出生的地方，人不可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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