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本地富商王三龙在咖啡山的墓园广而精美，但墓碑上只“金门”二字，究竟这位金门人是哪一乡人？王家何时出洋谋生？
常去咖啡山（武吉布朗）田野的历史爱好者，大概不会错过在这座全冢山最大的墓葬拍上一些相片。无论是墓域占地之广，或是坟前的精美石雕，都足以衬托墓主王三龙生前的巨大财富与社会地位。
早已经记不起来，过去到咖啡山义冢作田野调查时，参观几次王三龙夫妇合葬墓茔？每回站在墓前，望着墓碑上的铭刻“金门”二字，以及墓联“金堆代代发，门振房房兴”，就陷入思考这位金门人，究竟是哪一乡人？王家何时出洋谋生？月前金门挚友捎来揭开这位本地著名侨领祖籍之谜的族谱文献，解开心中多年的谜团。
金门东沙村与王氏宗族
东沙村位于金门岛东南沿海，虽然物产贫瘠，却是闽南重要盐产地之一。林焜煌（光绪）《金门志》卷二《港埭》载：金门通潮五港，凡频水处，俱有盐场。一在东沙澳，入潮通东沙村后，沙壅成田。文中说的田，就是盐田。
时光回到五年前，有机会到金门岛访古。这个只要骑着摩托车就可以全岛趴趴走的侨乡，因中国大陆1958年发动八二三炮战而闻名全世界。自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后，金门岛成为战地前线。也因为驻有重兵，小岛与世隔离，历史宛如凝固在时间囊里，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形态，竟然保存得比任何地方完整。记得那一天，骑着摩托车到访岛上的东沙村，站在东沙王氏家庙前，心想这个以王氏族裔为主的金门村落，到底是不是王三龙的祖居地呢？是与不是的矛盾和考量，遂成回途中的懊恼。
原乡族谱揭王三龙原籍之谜
福建会馆出版的《福建先贤录——新加坡篇》与金门会馆出版的《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两书内的王三龙传记皆笔者负责撰写，文中苦于对于王三龙父辈事迹与名字完全没有头绪。主要是王三龙墓碑上只刻着金门二字，因此无法从其原籍的族谱着手，追溯其先辈名字。
金门文化局这两年陆陆续续出版金门全县各乡村的村史，去年末东沙村王建成出版《绮丽东乡——怀沙情深话东沙》。挚友台湾学者林建育第一时间告知，书中对王三龙的事迹颇有记述，而且刊载金门东沙乡王氏族谱的图片。现居住于金门的林建育拜访王建成，蒙王建成慷慨分享族谱文献，并透露王三龙家族在原乡的一些事迹。
此部族谱题为《金门东沙太原衍派族谱》，原修于民国四年（1915），民国三十五年（1946）重抄。金门东沙王氏入闽可追溯到唐五代，宋代时移入金门。东沙王氏也是全金门多处王氏村落的原乡。谱中记载，王三龙的父亲文褒公（宇字辈）长子应龙（世字辈），而且还注明“龙，出洋英属石叻”。简简单单的一小行字，说明王三龙原名王应龙，祖上世居金门东沙村。
过去闽粤地区的族谱对于族人离开家乡，到海外谋生如果没有返乡，或者音讯全无者，通常在修族谱时，会在其名字旁边注明“落番”或“出洋”，又如果找到离乡者的落脚地，也会注明出洋的地方。例如“石叻”“麻六甲”之类。查阅东沙王氏家谱，发现除了英属石叻，还有另一个叫“捧梨弄”的地方，去的人亦不少。“捧梨弄”即今天新加坡北边柔佛东南部的“边佳兰”，俗称“四湾岛”。《叻报》上有时称之为“帆下垅”，有时又称为“帆黎弄”。
咖啡山王三龙家族墓碑文献
王三龙离世时，其墓地原属王氏太原山地界，日后殖民地政府开辟咖啡山公冢，才征用王氏太原山部分地段。遗憾的是，王三龙父亲王文褒的墓茔至今尚未发现，是否下葬于王氏太原山，暂不得而知。在王三龙夫妇合葬墓附近，见有王三龙母亲的墓葬，墓碑碑文提供王文褒一家成员的名字。其墓碑上清楚刻着王门陈氏（谥）俭娘故于光绪甲午年（1895），七月初七。陈氏育有三子：三龙、三杰、三美；二女：金娘与冰娘；四孙：錬铨、錬镛、平福、平和。另外，王三龙的弟弟王三杰（1939年逝世）与王三美逝（1941年逝世，享年76），墓茔皆在咖啡山。
王三龙母亲陈氏墓碑上裔孙的名字，与王三龙墓碑上所记有些不同。王三龙墓碑上子嗣清楚的刻着孝男文达、平福两位。不见母亲陈氏墓碑上的“平和”之名。王文达是否就是平和就不晓得。王文达逝世于1941年，享年54，遗下四子二女，儿子王长辉出世于1909年。由此推算，王文达出世于1887年，祖母王氏去世时已经八岁。至于王平福，逝世于1958年，享寿79。平福与文达微差两岁。我们在王三杰的墓碑上发现，其子嗣的名字是王栋铨，而王三美的长子则叫王英和。
王三龙父辈离乡缘由
据东沙村耆老口传，王三龙的父亲王文褒，在东沙村中的祖居前有田亩，附近有一池塘，池塘水源用以灌溉田地。某年大旱，王文褒与族人因争夺水源发生争执，并起殴斗。不幸的是，还误伤前来劝架的长辈。结果耆老开祖厝（即家庙）议事，一致认为王文褒此乃大逆不道，按族规驱逐出东沙乡。王文褒离开家乡时还曾誓言：故里族人弃我身家于不顾，我即永生不认故里（按王建成书中原话）。
著名的史学家萧公权（1897-1981）在其著作《中国乡村——论19世纪帝国的控制》（Rural China :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一书认为，宗族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的程序与道德，依据儒学的基本原则制定“宗规”，对宗族事务实施奖励与惩罚。例如行为优良给予赐匾，行为不检则给予驱逐。或许是年轻气盛，王文褒因违规受罚，令人唏嘘。
王三龙与王三龙公司
王三龙出世于1858年，母亲陈氏逝世时，王三龙正值壮年（时38岁）。据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的记述，王三龙21岁便开始从事小规模的代理生意，并经营房地产交易，获利不少。以后他取得马来半岛上彭亨，以及丁加奴（今改登嘉楼）的甘马挽（Kemaman）的木材开采专利。
王三龙的商号英文名称为“Ong Sam Leong & Co”（王三龙公司），火锯厂称为远利火锯厂，后改为远利源。据1911年《海峡时报》刊登的商业启事，王三龙公司的锯木厂位于加冷河岸，办公室在罗敏申路41号。从广告词上理解，王三龙公司除了经营木材业，也承包各类工程（General Contractors）。后来还创立联合火锯公司（United Sawmills Ltd），由王平福担任董事经理。
除了锯木厂生意，王三龙也在乌敏岛拥有采石场，承包殖民地政府的石料供应。1902年，王三龙在乌敏岛的石场，每月提供1200吨的花岗岩予政府的公共建设。此外，王三龙在新加坡南部，印度尼西亚的峇淡岛建有一座叫龙远窑的砖厂，生产砖块供应新加坡的建筑业市场。日后王三龙还登广告宣称，其峇淡砖窑生产的砖块，由英国匠师督造，质量优良，耐火耐水。当时工部局的建造工程，常使用王三龙的峇淡砖。1910年凤山寺建造时，也曾使用峇淡砖窑出产的砖块。今天我们在王三龙墓域，可以看到其使用的砖块也是峇淡岛烧造的。
从王三龙的木材、石料与砖窑业等生意来看，其贸易网络主要围绕在建筑工程。也因为生意网络之特质，1899年他以王三龙公司的名义，取得圣诞岛磷酸有限公司（The Christmas Island Phosphate Co. Ltd）的承包合同，提供劳工及杂货供应权，这些劳工皆来自中国两广地区。1919年，圣诞岛上发生华工骚乱事件，王文达还前去视察业务。
圣诞岛位于印度洋，由于是在1643年的圣诞节，由英国船长威廉·迈纳斯（William Mynors）发现，因此命名为圣诞岛。1888年拼入英国，1945年被日军占领，1946年归新加坡管辖，1957年新加坡自治前，澳大利亚要求英国将主权移交澳大利亚，并补偿292万镑予新加坡。
王三龙与长子王文达
宋旺相曾对王三龙作如是评价：他一生勤劳刻苦，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教育有限，却靠着坚韧不拔的精神与对商业的灵敏，建立自己的家业。王三龙似乎也没有参与金门会馆事务。1907年，闽帮创办道南学堂，王三龙以远利源商号的名誉，捐献400元。1910年，以王三龙为首的“倡修路董”（包括王君于、王祈顺，王长顺等）倡议修缮来往闽帮义冢——新恒山亭与王氏太原山之间的道路。此外，我们还可以在龟屿福山宫见到王三龙的捐献。王三龙逝世于1918年，夫人则逝世于1941年。王三龙逝世前，还见其投资树胶种植与房地产的报道，在武吉班让拥有大片的树胶园。
王家到长子王文达（1888-1941）这一代，家族事业不只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一跃成为侨生领袖。1925年王文达被殖民地政府封为太平局绅。王文达虽是侨生，但效忠殖民地政府，例如1918年，以其父亲王三龙之名义，捐赠5200元，建造一座英军营房。1919年10月还捐5000元予莱佛士书院。可是，对于本地华社及中国局势也依然关心。1920年王文达捐献1000元予爱同学校，作为扩充校舍之用途。中国发生一二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王文达昆仲皆有助赈。
落地生根与国家认同
历史总是不断地在重演。19世纪70年代以来，海峡（新加坡）侨生与日后的中国移民关系逐渐走向分裂。随着移民浪潮，新客数量逐渐超越侨生，新移民日后在经济等领域成为主导者，竞争时双方所结下的误解与成见无法轻易解开。侨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教育与思想全盘西化，结果与祖籍的纽带完全分割，这或可以理解为完全融入或扎根移居地。教育全盘西化与缺乏儒家思想，造成日后出现再度移民的现象。
如果将王三龙视为金侨移民新加坡的第二代，那其裔孙王长辉就是第四代。王长辉（1909-1999）毕业于莱佛士书院，然后前往英国修读法律，1934年取得律师资格后返新，1940年被举为工部局议员。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律师，与英国律师黎觉合开一家律师楼。建国总理李光耀从英国毕业返新后，曾受王长辉的邀请，在其律师楼任见习律师。王长辉长期任英籍海峡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会长（英籍海峡华人公会创于1900年，受殖民地政府豁免注册）。然而，由于王长辉所处的时代、社会与教育背景，早年他的思想倾向西化和狭义。1954年，他改变思维，公开鼓励侨生学习中文，声称海峡华人公会是本土华人社团。
1974年11月，王长辉在土生协会（前英籍海峡华人公会）庆祝74周年纪念宴会上致辞时，曾呼吁政府应保留与记录本地一些重要的历史古迹与地标。他阐明，历史与古迹如失去了，是无法以金钱弥补回来的。他举好几个例子：福康宁山基督教坟场，马来军团在马利那山的抗日据点，武吉巴督的一所日本祠庙。此外，他还建议设立一座美术馆，陈列新加坡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及文物。这位移民自金门岛的富商后裔，除了关怀这个多元的移民社会，也关注建国后的文化建设。建国50年后，这些想法与建议，国家相关部门也逐一实现了。
情牵故乡东沙村
其实无论是什么时期南来的金侨，其第一代绝大多数，一定是将新加坡视为“他乡”，在此奋斗为了有朝一日能衣锦荣归。东沙乡还有一座广济庙，庙里有一梁签，记录着1967年小庙修缮时，新加坡的东沙金侨及王氏同乡会捐助家乡。说明金侨与家乡纽带不断。
移民到了第二代与第三代，“他乡”的观念转弱，逐渐将侨居地视为“家乡”。都说“中华文化”与“落叶归根”是华侨最初的文化认同及价值取向。假设落叶归根是建立在衣锦还乡的基础上，可又有多少南来谋生者衣锦还乡？又或许因远离他乡，金侨逐渐遗忘金门二字其实并非金堆与门第之意，而是明代文人形容浯岛地理位置险要，有“固若金汤，雄镇海门”美称，所取的地名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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