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吊诡的我国政治史 ——《我城故事——重访新加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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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文史工作者林恩和新作《我城故事——重访新加坡历史》提到书写这部书的两个意图,一是带读者回到历史现场,二是承认历史性格的多义,以及历史面貌可能的多面性。

本地文史工作者林恩和继去年出版《我城我语》后,又于日前出版新作《我城故事——重访新加坡历史》。

反殖民主义斗争和博弈过程 互相关联与互相印证

《我城故事》共收录12篇有关新加坡历史、文化与政治演变的论述,包括《马来亚的国家想象/新加坡人民的马来亚梦》《作为左派的人民行动党/从创党到执政之路》《新加坡问题促成大马计划的出台/从解密档案看马来西亚的成立》《当新加坡问题变成问题的新加坡/解密新加坡出走马来西亚》《红色的播种者/海南人与新加坡左翼活动的萌芽》《一个新地缘政体的建构/重新审视新加坡的开埠》《开埠200周年我们怎样叙说历史》《绘制新加坡拉/想象与真实》《何处是祖家?从唐人到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国家和身份认同的转变》《寻找印共领袖丹·马拉卡在新加坡的足迹》《新加坡华文出版的峥嵘岁月/1945-1965新加坡华文出版的观察》《小贩文化申遗/攸关美食、民生?还是建构舌尖上的国民认同?》,其中部分文章曾在《怡和世纪》发表。

林恩和在《我城故事》前言里首先交代了自己书写本书的意图:“我写《我城故事》,有两个想法:一是在大家的印象里,历史总是枯燥无味的,离不开干巴巴的文字叙说、繁琐的考据论证,有时还为了要显示‘客观’,刻意把自己从中抽离,总之,历史好像就是要弄成不要让普通人去阅读的。我的想法是历史应该是亲民的可读的,它的文字除了要追求严谨,还必须具有文学的色彩,呈现的方式不妨多元,不应该死守一种论述方式,必要时还要亲身介入历史现场。故事的陈述除了具有理性的条理剖析,也能接触到感性的历史体温;第二是必须承认历史性格的多义,以及历史面貌可能的多面性,在新加坡可追溯的200年的历史里,它的内容的丰富以及它蕴藏的多样性,无时不在,无所不在。”。

《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在本书序言中对本书做了很好的概括:“它并不是一部对新加坡历史进行系统性综述的著作,而是由论述个别历史事件的独立篇章组成。这些以叙事史方式撰写的文章看似‘各自为政’,其实是由一条反殖民主义斗争和博弈过程的主线贯穿着,彼此互相关联,互相呼应,也互相印证,共同拼凑成一幅明晰的历史图景。它们将读者带到历史现场,身历其境,将自己代入当时的场域,让历史在眼前重现。”

新加坡独立与信天翁文件

本书对不少历史事件重新做出省思、整理与分析,较令读者关注的例如《当新加坡问题变成问题的新加坡/解密新加坡出走马来西亚》一文,林恩和首先提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独立日泪洒记者招待会的历史画面,“让人觉得在脱离马来西亚的问题上,新加坡扮演的是一个‘受害人’的角色,‘新加坡是被逐出马来西亚’、‘新加坡是被迫独立的’,这样的历史叙述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

接下来作者引述马来西亚总理东姑阿都拉曼赠予李光耀的著作《回顾》扉页上的题辞:“赠予这位曾经致力于成立马来西亚而后来更加致力于分裂它的朋友”。林恩和说:“这句话真正一语道破新加坡出走马来西亚的原因。”

本书也指出,李光耀在自传中把他的政治同路人喻为不祥的“信天翁”:“这些亲共分子就像是套在我们颈项的信天翁(albatross around our necks,英谚,意为不祥之物或灾难),我们必须很小心地摆脱他们,如果我们表现投机,利用完后便抛弃他们,我们将会失去讲华族语言群众的支持,合并就是与他们分手最好的课题”。

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也提出,1996年吴庆瑞接受新加坡学者Melanie Chew访问时透露了一个“被称为《信天翁文件》(Albatross File)的国家机密”文件,内容是与马来西亚中央政府进行“宪制重组”谈判的一些个人意见和对策,李光耀委托吴庆瑞全权处理脱离马来西亚谈判的委托书,以及吴庆瑞与马来西亚副总理敦阿都拉查和内政部长敦依斯迈谈判的记录。在1980年的口述历史中,吴庆瑞强调“马来西亚就是套在我们颈项的信天翁”。

结合李光耀与吴庆瑞口中的“信天翁”,林恩和说:“从他们两人同样用‘信天翁’来形容‘亲共分子’和马来西亚,不难理解他们对这两者均有弃之则吉的心理。”

马来西亚成立的真相

在另一篇《新加坡问题促成大马计划的出台/从解密档案看马来西亚的成立》中,作者引用解密档案说了当年马来西亚成立的真正原因。文章从新加坡当时的政治局势说起:虽然人民行动党在立法议会里组成新加坡第一届自治邦政府,但执政初期政绩并不理想,且面对党争和党内左右两股势力的角力而处于困境。首先发难的是时任国家发展部长的王永元,他辞去芳林区立法议员的议席,在1961年4月举行芳林补选,以高票击败行动党候选人易润堂。

除了面对王永元的挑战,党内左翼势力对当权派寻找借口试图阻止释放全部政治犯的举动逐渐不满,开始向行动党政府施予压力。四面楚歌之下,以李光耀为首的当权派开始提出“通过合并取得独立”(independent through merger)的宣示,让他们有了反击的武器。

行动党在芳林补选失利后,李光耀、吴庆瑞和马来亚联合邦的东姑、敦拉查、敦依斯迈已私下举行过两次秘密会议,商讨合并的可能性,为了争取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同意合并,新加坡献议组成松懈的邦联(confederation)形式。

作者说:“东姑向来视新加坡为‘问题儿童’,他比谁都不愿意接受新加坡这个‘问题儿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新加坡高比率的华人人口,会改变马来亚的人口结构,使华人总数超越马来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殖民地时代的华人普遍存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这也是东姑深为畏忌的。”

林恩和并引述东姑在书中回忆李光耀在当年如何死缠烂打要他同意合并:“他在我的客厅、我的餐桌前,甚至我的睡房,不管是早晨、中午还是夜晚,直到我答应‘合并’才让我去睡。”

李光耀向东姑直陈行动党的困境,并警告新加坡若落入“共产党人”的手里,将对马来亚构成威胁。作者说:“东姑当然不会因为李光耀的纠缠,也不会为了挽救李光耀而赞成合并,主要的是他害怕见到新加坡变成东南亚的古巴……”

本书也引述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在1961年9月16日致英国殖民地大臣伊安·麦克劳德(Iain Macleod)的一封电文,文中对马来西亚成立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说得很清楚:“我相信‘大马来西亚’将会是保持本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符合英国和英联邦的长远利益”,“除非大马来西亚计划能够很快达至成功,不然我们将面对很大的风险”,“在这几个月内(大马计划)如果不能取得快速进展,新加坡政府几乎可以肯定一定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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