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白野《狮城散记》的解读密码： 历史感、小叙述 与去东方主义书写

《狮城散记》值得重新出版与阅读，就因为鲁白野让本土历史说话，因为他是有历史感的作家，他对过去、现在与未来都有共感，东方与西方同时联系成考虑系统。

鲁白野（1923-1961）的《黎明前的行脚》收集的都是战后从印度尼西亚回返新马书写的散文与诗，抒发自我流浪印尼于新马土地的情怀，其中后面突然出现一篇很理性的散文如《写实的诗》。他认为作家，包括自己，应该“是一位看得到将来世界的美丽远景的历史学者”。因此，他的《狮城散记》才有如此强大透视力的文化历史书写。这是引导读者阅读《狮城散记》的重要入门指标。

鲁白野比喻自己是历史学者这句话，使我想起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说的，历史感与传统是诗人不可少的。他说，传统不能继承，如果您要它，必须千辛万苦去获取。历史感牵涉到感性与认知，不只针对过去的历史，也与现在的历史感有关。这种历史感强迫作家写作时，首先必须拥有历史感。历史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自己一代的文化历史认知，而且还要拥有从荷马以来，整个欧洲文学与本国文学同时存在，组成同时的历史文化感。这个历史的意识既是永久的意识，也是暂时的意识，更是永久和暂时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作家具有传统性，同时使作家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

就因为鲁白野是一位有强烈历史感的作家，《狮城散记》的文化历史书写颠覆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方主义制造的东南亚的历史文化，通过《狮城散记》，我们找到原来的土地面貌与真实的历史与文化。

萨义德说，亚洲通过欧洲的想象而得到表述，欧洲文化正是通过东方学这一学科的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

西方作家创造被扭曲的南洋。如长期居住新马的毛姆（1874-1965）与康拉德（1857-1924）的文学书写。这些西方作家，使用西方霸权话语，套用“东方主义”的思维 ，将新加坡及南洋简化为单纯的殖民地客体，将多族群的生活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写历史的如白思尔（Victor Purcell，1896-1965）的《马来亚华人》（The Chinese in Malaya，1948）的历史更加有偏见，典型的西方霸权主义的历史。

东南亚的读者阅读毛姆的东南亚小说便可了解，他们像很多西方在殖民地的白人作家，发展出一种所谓殖民地文学，故意简化或丑化殖民的他者及其社会。毛姆书写南洋的小说，代表作收集在《毛姆的马来亚小说》（Maugham's Malaysian Stories）、《毛姆的婆罗洲小说》（Maugham's Borneo Stories）、《木麻黄树》（Casuarina Tree）等小说集中。在这些小说中，白人永远是主人，华人与其他族群都是白人的情妇、佣人、车夫，而且心智行为低劣。

在康拉德的热带丛林小说，像写非洲的长篇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1899）、《阿尔迈耶的愚蠢》（Almayer's Folly，1895），其他长篇小说《群岛流浪者》（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1896）、《金姆爷》（Lord Jim，1900）；短篇小说《浅湖》（The Lagoon，1897）、《前进的贸易站》（An Out Post of Progress，1897）等，白人在原始的热地丛林中，与土著一起生活，容易引起精神、道德、意志上的堕落。同样的，当地人包括华人，都是民族性、个性卑鄙恶劣。《黑暗的心》的克如智（Kurtz）在刚果内地为抢夺象牙剥削土人，也与白人为敌。《阿尔迈耶的愚蠢》的林格（Tom Lingard），《浅湖》中的无名白人，《群岛流浪者》的威兰斯（Willems）都卷入阴谋斗争之中，成为道德败坏之人。华人与其他族群，只是一团模糊的影子，当地的社区是不存在的事实。

白思尔虽然长期在新马殖民政府民事部门服务，处理华人教育、政治与社会实务，他的历史叙事如《马来亚华人》都以西方殖民主义的心态解读华人事物，从莱佛士的殖民解读马来亚与新加坡的历史发展。

鲁白野在1950年代就默默开始写《马来散记》与《狮城散记》，企图颠覆强大的东方主义论述。他的历史感加上社会文化使命感，为文人少有。

鲁白野是诗人历史学者，他的《狮城散记》书写西方殖民、华人移民、地理、历史、文化、古迹，冷静客观，超越民族政治的视野。他在《狮城散记》的序，一开头就说明，这本文化历史书写的叙事艺术定位：

深夜闭门听雨，不如挑灯夜读著书，或是撑起一把破旧的伞，到隔壁的马来老人家中，听他诚恳地向我倾诉他的长长的夜话。

如康拉德书写小说《黑暗的心》，关于写西方殖民主义进入非洲大陆的心脏刚果剥削抢夺的小说，他是根据船上水手特别是马罗（Marlow）的回忆叙述的记录而成。鲁白野也很艺术性的，通过一位马来老人叙述者而写成《狮城散记》：

这样，我以虔诚的心情在告诉自己，让我在这静静底夜中掮起笔杆来吧。让我小心翼翼地把老人的一晚旧话记下来，尽管是记在一面菲薄的蕉叶上也好，总不会被雨季中的椰风吹掉了。

这位马来老人象征本土古老永恒的声音，讲出百年来被殖民被侵略被剥削的悲剧。他其实就是作者自己，或者本地族群。在《狮城散记》各个篇章中， 如《19世纪的星洲华人》《莱佛士登陆的情景》，颠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加坡历史书写。

根据英国殖民霸权学者的历史书写，莱佛士在1819年1月28日在新加坡河口登陆时，当时只有150个马来渔民，华人只有30人。新加坡在这之前，一直是海盗的窝巢，他们经常利用这小岛作为平分赃物的地方。这种历史叙述，显然是要建立莱佛士或英国发现新加坡的霸权话语。

置身边缘的马来族、华人学者从双重透视眼光来看，知道新加坡13至15世纪时，爪哇巴领旁（巨港）王子建立过狮子城王国（Singapura），曾是繁盛的海港，曾是东南亚重要贸易港口。后来因为外来侵略战争而沦为废墟。14世纪，中国商人汪大渊写的《岛屿志略》已有淡马锡（Temasek）的记录。元代中国与新加坡已有贸易来往。16世纪，柔佛王朝统治新加坡及廖哪（廖内）群岛，那时廖内兵淡岛（Bentan）就有一万名中国劳工。15世纪时，明代郑和的船队也到过新加坡。16世纪完成的《马来纪年》说新加坡是一大国，人口稠密，商贾众多。莱佛士登陆时，虽然繁华已消失，但绝不是一个海盗藏身的天堂，或完全荒芜人烟的小岛。新加坡岛上的森林中，早有来自中国的移民及马来人、印度人以耕种为生，莱佛士登陆后发现的香料种植如甘密园，便是证据。岛上也设有行政机构，莱佛士登陆后，即与当时统治者柔佛苏丹派驻新加坡的行政首长天猛公签约，才能在岛上居住，后来又用钱租用新加坡。

英国史家为了建构其殖民史，制造新加坡为英人所发现与开辟神话，便把新加坡更早之历史涂掉。但是今天边缘思考的书写，终于把被压抑的历史与回忆挖掘出来。新加坡的作家如鲁白野的散文《狮城散记》等非小说著作便是重构本土地理与历史、文化与生活的书写。

这种故意忽略华人的历史叙述，显然是要建立莱佛士或英国发现新加坡的霸权话语。其实，华人已经开垦甘密园，多达20个。但是至今西方包括本地学者还是以如此相信。

接下来，鲁白野利用海峡殖民地政府旧档案抄来的记录，证明新加坡内陆许多地方，华人已经开垦甘密园多达20个。

这是《19世纪的星洲华侨》的一段，鲁白野根据英国殖民地官员法古哈的报告，证明西方殖民之前，华人早已在新加坡开垦种植，在今天的实淡卜山（Mount Stamford，今珍珠山）、实里基山（Bukit Selegie，后称Mount Sophia）等地。但西方历史家还是故意不接受史实：

当莱佛士还未发现星洲，当星加坡还是淡马锡的时候（14世纪），很多中国人已经到星拓殖了。1819年，莱氏到星，听天猛公说华侨人数约有30名。这个数字显然是不准确的，但华侨比莱氏先一步到星居住，确有其人。这里是我从海峡殖民地政府旧档案抄来的记录，以证实此点：

（甲）1822年12月23日，驻官法古哈（法夸尔）致莱氏秘书赫尔少尉报告书谓：“王家山北面的第一座小山是实利己山。当我在筹划开辟这地方的时候，我发现这一部分的西面是一个华人的甘密园。”；“从皇家山的西面一直伸展到大元帅府的时地，都是未开发的，但是，在此处的东北面倒有一个华人的甘密园。这甘密园是在我们未来星洲便已开拓了的。”

（乙）1822年12月28日，法古哈致赫尔报告书：“天猛公曾把若干地拨给华人及马来人作种植的园坵。这类园地计有20份，都是英国人来此驻扎之前拨给的。

（丙）据土地局士地买卖簿册载，1822年5月10日，柏尔上尉向陈韵雅及陈阿鲁购买两个甘密园。前者之园地在实淡卜山之西面，后者则位在实淡卜山之西南面。这两个甘密园都是在英人未来之前便已开垦了的。同年5月13日，柏尔上尉又向潮侨王端购买两甘密园，园在实淡卜山之东南面，也是在英人未来之前开垦的。（注：此则出自《三州府记录》卷L之六。1819年6月11日）

虽然如此，至今西方包括本地学者还是相信：

原来莱佛士于1819年正月28日在星加坡河口上岸的时候，在莱佛士坊的地方是一座小山……据莱氏的估计，当时居民150人，中有华人30名，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他是听天猛公这样说，而没有亲自去计算过。以后利德博士说星洲人口应在200至300之间，我以为比较准确，因为他预算在实里达一定还有“海民”，而我以为森林中也一定还有华侨在居住。

值得注意的是，《狮城的诞生》一文中指出根据《马来纪年》，狮城在12世纪已经成为亚洲强盛国家，亚洲重要商业交流基地，与中国交往密切。这些历史与西方制造的历史相反，他们至今还是强调英国登陆新加坡河口时，这里还是原始的海盗分赃的荒岛。一切归功西方的开发。其实这国家在1252年才被爪哇王所毁灭，其王族逃到马六甲建立新的王朝。莱佛士1819年才在新加坡上岸，他当时也把堡垒与官邸建造在升旗山，今称福康宁山上，当年马来王朝的王宫、城墙、碉堡还在，英国故意遗忘，英国霸权话语重写新加坡历史。

今天这些马来叙述，就如鲁白野的那位年迈的马来人所象征，早已呼唤我们重新追溯本土历史，拒绝西方制造的殖民主义开发历史。新马华人移民史可追溯至汉代，唐、宋时代，但是中国和马来群岛的频密的商业活动和文化交流，在元、明朝代，才有中国人在当地定居的明确记载。华人第一波大量移居南洋的历史则是在15世纪之后开始。《狮城散记》值得重新出版与阅读，就因为鲁白野让本土历史说话，因为他是有历史感的作家，他对过去、现在与未来都有共感，东方与西方同时联系成考虑系统。

鲁白野的《马来散记》与《狮城散记》以华文书写，却跨越族群与文化，书写殖民者与本土各民族的共同记忆，书写新马的历史与殖民政治，还有着自然地理与人文。在书写艺术上，可比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名著《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

斯特劳斯把亚马逊河流域与巴西高地森林学术调查报告写成文学，鲁白野也将新马的人文、政治与文化与地理写成游记、诗与历史。《忧郁的热带》全书由回忆录、游记、田园调查，就如写实、考古、历史、神话、感想、分析所构成。

这种文化历史书写边缘性特强。自从1970年代以后，所谓进入后现代，无论历史与文学书写，不再相信传统留下来的共同观念与教义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s）的手法是唯一最好的叙述手法，写真实历史，报道事件，写小说，不一定要从巨大主题、帝王、官方档案文献的记载、广大的认同角度去叙述，鲁白野像斯特劳斯，使用“小叙述”，书写局部的、部分的、特殊地方的、特殊个人的，少数族群发生的临时性、偶然性、相对性的事情，有时更能寻找到历史的真相。所以小叙述被形容为“最精粹的想象创造形式”。后现代主义者企图以具体的小事件和小人物的多样化经历来代替大叙事，后现代文学理论大师如李欧塔提出大叙事应该让位于“小叙事”（mini/petit/local narratives），或者说是更谦虚的、“地方化”的叙事。“小叙事”可以“把目光聚焦于单个的事件上，从而把大叙事抛弃”。

《狮城散记》中有一篇《莱佛士登陆的情形》，记载一个小故事，莱佛士刚登陆不久，他的军官法古哈少校的狗在新加坡河边被鳄鱼吃了：

星洲开埠不久，法古哈少校的狗竟被槽河24的鳄色拖去了。法古哈闻讯，翌日在河边持枪等待，暂为爱犬复仇，结果不失所望，击毙鳄鱼一尾，长18尺，便倒吊在湿米街头（近莱佛士学校）的榕树上示众，这棵榕树，土人皆视之为神。日夜香火祭祀，却在1880年失慎被香火烧掉了。

这个小故事富有反殖民的象征意义。鳄鱼是本土的主人，它把殖民走狗吃掉，具有反抗侵略者的象征。法古哈少校击毙鳄鱼，又说明殖民者不容当地人的反抗。充分说明作者如何使用新历史主义建构历史或后现代文学书写模式的“小叙述”。小叙述被形容为“最精粹的想象创造形式”，因为作者用它创造他与华人移民开垦史、英国殖民、日本残酷侵略，尤其西方选择性遗忘本土历史，以东方主义创造新加坡历史。

《狮城散记》有很多“小叙述”，如《吾侨怪杰胡亚基》，他在实龙岗建南生园，现在的新加坡植物园，是胡亚基在1836年捐出东陵区60亩地给殖民政府开发，就是今天的植物园。这些小叙述处处提醒我们，殖民主义者故意遗忘很多与华人有关的历史。可见鲁白野很像新历史主义者（new historicism），了解历史不是直线发展，不断渐进的，历史也不是真理，历史需要建构，不一定客观，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中制造的真实，华人不能接受。同时历史与文学的边界，被新历史主义者取消了。所以今天我们重读一遍，竟发现它是像历史、回忆、自传，又有文学性的散文。

《狮城散记》以小叙述建构很多历史真实图像。这是新马历史生活书写的传统，早在15与16世纪的《马来纪年》立下典范：神话、传说、史实难于分解。殖民者的统治与当地人民的生活，尤其很真实的日常社会动态，比如《19世纪的生活剪影》写牛车水戒严夜晚与街灯的故事，非常写实：

星洲开埠不久，生活……充满了暗杀、欺骗、械斗、拐带；生活永远停滞在半开化的阶段。在海上，马来海盗在杀人越货。在岛上，携械抢劫之案件时常发生。因此，每当傍晚八时，福康宁炮台必鸣炮告诉市民开始戒严的时辰。而圣安得烈教堂也敲钟附和，次早五时，康宁炮台又鸣炮启示戒严之终了，一天的生活便重新开始了。

1824年4月1日，星洲第一次在市区内燃着了街灯。这寥寥无几的使用椰油的灯，成为星洲夜中孱弱的光明的媒介。

在这个晚上，柏尔维斯（John Purvis & Co.）货库竟为人破门入内，窃去了约值500元的货物。1864年5月14日，星洲街灯开始改用瓦斯燃烧。当印度人首次把煤气灯点着时，市民像发现了窃火者普罗米修一样，成群结队跟在他的后头哗笑，从一盏灯走到另一盏灯，直到行完了这点火行程方止。

地球上所有的文化都有一种“原创神话”（myth of founding），有时是根据某种文化创造的故事而形成，这种原创神话是解释一个民族的居住地域、语言、社群生活的共同感觉与记忆的数据源头，也可用来说明其政治权宜的正当性，它与其他国族位置的异同。

《狮城散记》也写了很多神话。如《狮城的诞生》引用《马来纪年》记载的狮头鱼身（Merlion）的故事。今天在新加坡河口，有一座狮头鱼尾的塑像，口中一直在吐水，形象怪异，它被称为鱼尾狮。《狮城散记》引古书《马来纪年》的记载，在12世纪有一位巨港王子尼罗乌多摩（San Nila Utama）王族在淡马锡（即今天新加坡）河口，看见一只动物，形状奇异，比公羊大，黑头红身，胸生白毛，行动敏捷，问随从，没人知晓，后来有人说它像传说中的狮子，因此便认定为狮子，遂改称淡马锡（Temasek）为狮城（Singapura），并在此建立王朝，把小岛发展成东南亚商业中心。那是1106年的事。鱼尾狮塑像置放在新加坡河 口，今日成为外国观光客必到之地，鱼尾狮也被供奉为新加坡之象征。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说，欧洲的小说发掘人类多种不同的生活与精神面向，如山缪尔·李察生（Samuel Richardson）检视内在发生的事，揭示感情的秘密生活；巴尔扎克发现人在历史里头扎根；福楼拜探索无人知晓的日常生活的土壤；托尔斯泰俯身探视非理性如何俘虏人类的行为；普鲁斯特与乔艾斯探测无法捕捉过去与现在的时光与回忆。托马斯·曼怀疑现代人还是沿着古老的神话的脚步走去。欧洲的文学艺术，所以始终构成西方文化的一环，就是拒绝海德格所说的“存在的遗忘”。

鲁白野在《狮城散记》与《马来散记》也像欧洲小说，发掘很多新马人物的生活与精神面向，拒绝把新马各个面向的“存在遗忘”：检视内在发生的事，揭示感情的秘密生活，如胡亚基高超的政商能力与手段，他也喜欢园艺，曾在实龙岗上段地区建立南园，养育动物鱼类，种殖花草树木，1836年又捐献土地给政府保留为今天的新加坡植物园，拥有156年历史的新加坡植物园在2015年成功申请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中的世界文化遗产，这座植物园是全世界第三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花园。

英国官员史格士（William Scott，1786-1861）原是富商与官员，曾任港务局与邮政局长，他又是英国大文豪华特·史格士（Walter Scott，1771-1832）的堂兄，他热爱热带奇花异木，在目前史格士路至东陵俱乐部一带开辟了花草植物园，种植榴梿、红毛丹、芒果、山竹，与5200多棵豆蔻树。既然热爱热带，自己选择死后安葬在福康宁山上，不要回归英国。

再说揭示感情的秘密生活的叙述，胡亚基的马来情妇与家里发生的情杀案，是另一最佳例子。

关于怀疑现代人还是沿着古老的神话的脚步走去，鲁白野用引《马来纪年》，在13世纪马来王朝被爪哇王朝毁灭后，血流成河，染红星洲的泥土，“星洲之土地，因被诅咒，竟致不能种稻。”因此马来人最后放弃狮城，去了马六甲。

但是西方殖民以后，很多西方在殖民地的白人作家，却发展出所谓殖民地文学，故意简化或丑化殖民的他者及其社会，如长期居住新马的毛姆与康拉德的文学书写，白思尔的《马来亚华人史》。这些西方作家，使用西方霸权话语，套用“东方主义”的思维，将新加坡及南洋简化为单纯的殖民地客体，将多族群的生活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狮城散记》一再提醒我们萨义德的控诉，亚洲通过欧洲的想象而得到表述，欧洲文化正是通过东方学这一学科的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亚洲，殖民者眼中的东方。

鲁白野是一位诗人历史家，他又具有历史感，他能结合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文化感受，超越偏见，具有爱德华·萨义德与爱德华·诗尔（Edward Shils）所谓边缘人，被社会放逐的族群的透视的分析能力。

我在上面特别指出，鲁白野特地引用莱佛士时期的狮城驻扎官法夸尔给东印度公司报告，当时狮城森林里早已有华人种植从商，曾是重要通商港口。目前西方历史家已有异于莱佛士的历史叙述，认为开发狮城，法夸尔之功劳超越莱佛士。英国官方一直隐藏法夸尔，全部功劳归于莱佛士。法夸尔与他的上司莱佛士关系恶劣，加上他承认狮城在英国抵达前已经开发，曾是重要商港。这种论述，可见现代历史学者的叙述，如娜迪亚·莱特（Nadia Wright），Ernest Chew与Mary Turnbull的论文。

《狮城散记》也说明新加坡人已接受自己像鱼尾狮，是经过长期被殖民改造之后，在后殖民社会文化长大之后，受了东西方、多元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教育，也就是神话所象征“鱼狮交配”的怪胎，作为鱼狮乱交而产生的鱼尾狮，它永恒地在吐苦水。他永远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自己既然是狮，在森林里可做万兽之王；在河海里当水中之王。今天的新加坡人，几乎人人都发现自己像鱼尾狮，是一只怪异的不知名的动物。新加坡文化思想的发展，新加坡个人的成长，都正面临这种困境与机遇。对现代新加坡人来说，鱼与狮代表海洋与陆地，正说明新加坡人具有东西方的文化、道德、精神，这个社会，也由西方的法治精神与东方的价值观所建设的一个独特的国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