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当代英国小说，不能不关注小说家、诗人A.S.拜厄特，拜厄特的小说既有传统小说的特色，也有试验性等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联合早报》副刊高级记者王一鸣最近翻译了拜厄特的小说《巴别塔》。
对于英国文学界而言，英国小说家、诗人A.S.拜厄特（A.S. Byatt，1936-）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对于文学评论家来说，要研究当代英国小说，不能不关注拜厄特，在论者眼里，拜厄特是当今最富有想象力与智慧的知识型女作家。但由于拜厄特的作品中文译本不多，华文读者历来熟悉拜厄特及其作品的也因此并不多。
将传统与现代熔为一炉
拜厄特小说经常关注的主题是女性与女性知识分子的生存问题，在写作特点方面，论者认为，拜厄特作品最大的特色与文学成就，是能够将传统与现代熔为一炉，拜厄特的小说既有传统小说的特色，也有试验性等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
拜厄特1990年以《占有》（Possession）获得布克奖，一举成名，《占有》并被英国《卫报》评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100部书”，被美国《时代周刊》选入“100部世纪最佳英语小说”。2008年，拜厄特被《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以来英国50位伟大作家之一。
拜厄特学识渊博，经常在小说中融入历史、艺术、政治等元素。她耗时近30年完成的成长四部曲：《花园中的少女》《静物》《巴别塔》《吹口哨的女人》以一位英国知识女性弗雷德丽卡的成长历程，串连起二战后几十年来英国的历史变化。其中，《巴别塔》（Babel Tower）原著更是一本厚达600多页的长篇巨作。
但正因为拜厄特作品较少中文译本，《巴别塔》也因此不为华文读者所熟知。日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本书中文版，这也是《巴别塔》中文版的首次问世，本书译者为《联合早报》副刊高级记者王一鸣。
小说内容浩瀚繁复
《巴别塔》以1960年代中期的英国为背景，这也是一个现代主义思潮开始蓬勃发展的年代，小说女主人公“弗雷德丽卡”为一贯耽溺书海的知识女性，曾在剑桥大学读书，受过各种新思潮的冲击，后来却嫁给与自己性格迥异的乡绅奈杰尔。一场思想上不匹配的婚姻让弗雷德丽卡幻想破裂，很快就叫她感到窒息，在丈夫奈杰尔眼中，弗雷德丽卡的角色扮演只需做好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不需要自我，更不需要朋友。而弗雷德丽卡的信念是：“我是利奥的母亲，我也是我自己，这两件事是同样的事实。”因为两人之间的矛盾，丈夫奈杰尔竟然对她行使暴力，一天深夜，丈夫向她砸来一把斧头，这场家暴也彻底摧毁了两人的婚姻。
弗雷德丽卡带着唯一的儿子利奥逃到伦敦，她一边教书,一边展开离婚诉讼。小说围绕着夫妻两人对利奥的监护权的争夺。另一方面，弗雷德丽卡也得以在她喜爱的文学世界，借由D.H.劳伦斯、威廉·布莱克E.M.福斯特等人的作品，从事学术研究，不放弃恋爱与灵肉合一的罗曼史。小说也穿插了一场离婚听证会，通过这场听证会反映了上世纪女性的婚姻问题与社会问题。
正如本书译者王一鸣所说：“弗雷德丽卡在离婚法庭上所遭遇到的尖锐质问和辛辣苛责，都侧写了那个时代女性堪怜的权利状况和卑微的社会地位。更为讽刺的是，连一同上庭作证的女性，都成为男权意识的帮凶，攻击弗雷德丽卡的离经叛道，企图令弗雷德丽卡屈从。”
值得一提的是，《巴别塔》虽然以上世纪60年代的女性觉醒为主线，但小说不乏古典文学和政治背景，而且书中穿插书信、新闻报道、法庭实录等，书中涉及的内容包括了语言、教育、艺术、科学、信仰、神学等。更有“书中书”如《乱言塔》，内容十分浩瀚繁复。
巴别塔出自《旧约圣经·创世记》第11章故事中人们建造的塔。根据这个篇章，当时人类联合起来打算建造一座通往天堂的塔，因此巴别塔也叫通天塔；但上帝阻止了这项计划，并让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使彼此之间无以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各散东西。译者王一鸣则认为，“在拜厄特和弗雷德丽卡看来，巴别塔正是一座人类永不可能企及也从不会实现的乌托邦。”
一边分裂一边整合
小说《巴别塔》结构恢弘，情节繁丽复杂，王一鸣透露，他翻译《巴别塔》十分耗时费力，从2015年年初开始，到2018年6月19日交稿，前后似乎译了四年半，但王一鸣说：“其中2016年一整年我没有译过一个字，因为我那一整年都过得很开心，没有心情去碰这么深奥这么沉重的书。我的责编竟然没有催促过我，因为她一直说：‘好的译稿，值得等。’尽管我不确定是否能提供‘好的译稿’，但我在译的时候，的确是用尽感情、知识和气力的，以下班后、周末、休假的时间全都用来翻译。”
作为《巴别塔》译者，王一鸣深有所感的是，本书“既有“博物志”的细腻确凿，也有“意识流”的恣肆荡逸，“私小说”的裸裎剖析，以及“罗曼史”的哀感顽艳，因此，他说；“拜厄特似乎使用了数套迥异的语言系统，这令我的整个翻译过程充满一边分裂、一边整合的快慰意趣。”
有灵魂、有情怀的作品
王一鸣也特别提及，《巴别塔》之所以较一些书难翻译，也因为小说里藏着数本“书中书”，其中裘徳·梅森写的寓言故事《乱言塔》是《巴别塔》里主要的书中书。
在王一鸣看来，“《乱言塔》自成一条独特的故事线，它所表述的，是解读弗雷德丽卡和《巴别塔》的重要线索。”
王一鸣说，裘德·梅森也是《巴别塔》的另一名关键角色，他是“一位波西米亚主义的浪荡文人，衣不蔽体，浑身恶臭，声如拉锯，言行乖戾。仍带有一丝古板学究气的弗雷德丽卡初见裘德·梅森时，对他充满嫌恶，不想与他为伍，直到读了裘德写就的小说《乱言塔》，弗雷德丽卡不仅尽全力促成了裘德小说的出版，更对裘德完全改观，与裘德成为交心知己。”
王一鸣说：“裘德是弗雷德丽卡站在文学之镜前看到自己的一个‘镜像’；与裘德关系的演变，也揭示出弗蕾德丽卡对自身性别身份、价值取向、哲学观点、人生规划等，从无望到希冀，从恍惚到思辨，从抗拒到接受的复杂过程。而裘德写下的这本《乱言塔》，是促使弗雷德丽卡启动自己内部变化的导因，《乱言塔》副标题为‘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这恰恰也是献给弗雷德丽卡的。”
《乱言塔》写了法国大革命后，一群理想主义青年逃遁到远离尘世的乌有之乡，想要创建“新世界”，终究因纵欲贪欢，导致世外桃源沦为人间炼狱，乌托邦彻底崩溃瓦解。
王一鸣说：“这个乌托邦，弗雷德丽卡并不陌生，她显然读得出法国思想家傅立叶和法国作家萨德侯爵这两位‘自由之士’的思维精髓在乌托邦中的渗透，而裘德的高明之处在于，将这个中世纪故事以现代寓言的方式绘写和阐释，使得《乱言塔》成为一部立场鲜明、结局骇人的‘反乌托邦’作品，弗雷德丽卡书中看到了若自己继续一意孤行，可能面对的命运。她从书中适时地回归现实，与天性对话，与自我和解，因此当裘德和《乱言塔》在遭到挞伐时，弗雷德丽卡愿意捍卫作者和其著述，她捍卫的其实也是她自己！”
王一鸣说：“自由和尺度，激情和节制，欲望和道德，权利和责任，绝不能一分为二，对立相待——如果从‘道德说教文学’的角度来看，拜厄特的这本《巴别塔》，的确带有因果报应论调，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巴别塔》是有灵魂、有情怀、有格调，也有美感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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