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华人史，实际上是廖内柔佛王朝华人贸易史的延续。
据资料，廖柔王朝副王邓哲剌把甘蜜引入民丹岛，并鼓励华人种植。18世纪中叶，甘蜜贸易成为廖内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1817年，莱佛士的巨著《爪哇史》付梓，引起当时学界的关注。遗憾的是，在他返回伦敦的航程中，船舱起火。他在东南亚各地收集的史料，包括大量的手抄文献，皆毁于祝融。他曾记述，其实还想编撰一部《新加坡史》。日后《新加坡史》并没有写出来。如果莱佛士的《新加坡史》成书，书中对开埠前和初期的华人史会作怎样的论述？历史没有假设，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华人史，实际上是廖内柔佛王朝华人贸易史的延续。因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廖内群岛与柔佛等地，曾是柔佛王国（Johore Empire）的疆域。
望加锡与武吉斯人
1511年，葡萄牙击溃满剌加王朝，占领马六甲，掀开欧洲列强东来的序幕。当葡萄牙人控制马六甲海峡后，伊斯兰、印度及中国商人之间的中西交通航线受阻，被迫改从加里曼丹，转入巽他海峡，或者从菲律宾的苏禄海进入望加锡海峡，再往西航。位于苏拉威西南部的望加锡（Macassar，旧称西里伯），遂成为中西交通要冲。望加锡还是爪哇与摩洛哥群岛的中转港口，商业繁盛。
谈柔佛王朝的历史，离不开武吉斯人。武吉斯人源自望加锡，是个骁勇善战的海上民族。曾经在马来群岛各地称霸，并左右廖柔王朝的政治。直至18世纪末，荷兰人将武吉斯人的势力驱除，廖内遂沦为荷属。
古币解密廖柔王朝甘蜜贸易史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廖内民丹岛的河岸陆续出土数以万计的古代钱币，当时的这个发现，并非通过考古发掘，因此出土的古钱币，大量被转售到新、马的古币收藏市场。部分珍贵的品种，还被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钱币博物馆购藏。对于这些大量出土的古钱币，当时学界并没有作太多的论述与研究。
出土的钱币种类丰富，以锡铸币为主，另有金、银及铜币。出土量最大的锡币，钱文皆铸有回文“真主是伟大的”（Kali Malik Al Adil）字样。这类钱币应是廖柔王朝的铸币。其他尚有来自马来半岛各地、苏门答腊、爪哇的马来王朝钱币，此外还发现大量中国清初铜钱、安南铜钱，及微量的西班牙银元。更重要的是，出土钱币之中，同时发现铸币模具——钱范。这表明钱币的出土地点，也是铸币地所在。
这些出土钱币的种类与铸币年代表明，其流通时间应该在17世纪至18世纪之间，究竟这些流通于18世纪的钱币为何被遗弃在民丹岛的河岸呢？故事要从一部马来文献《珍贵的礼物》（Tuhfat al-Nafis）谈起。
马六甲被葡萄牙人占领后，末代苏丹不断往南迁，曾经迁都柔佛河流域，继迁往廖内，史称廖内柔佛王国。历史上柔佛王国并不强盛，日后甚至受武吉斯人牵制。《珍贵的礼物》成书于1885年，由廖柔王朝皇室编撰，内容记载柔佛王国与马来群岛的历史。
据《珍贵的礼物》记述，廖柔王朝副王邓哲剌（Daeng Chelak，？-1745），把甘蜜引入廖内民丹岛，并鼓励华人种植。至少在18世纪中叶，甘蜜贸易成为廖内最重要的经济支柱。除了马来群岛的土著帆船，闽、粤的红头与绿头船，纷纷到此贸易。新加坡开埠前，廖内是本区域重要的贸易站，马来群岛的商舶与欧洲商船，聚集于此贸易。据英国人记述，19世纪初民丹岛上的华人约有1万3000人，且以闽南和潮州籍为主。甘蜜与胡椒则是廖内、新加坡及柔佛三角贸易圈的主角。
18世纪以来，荷兰人与武吉斯人在马来群岛因商业与政治利益而冲突不断。1784年，荷兰人击溃武吉斯人的政权占领廖内。民丹岛河岸的繁荣景象，几乎皆毁于这次的战火。岸边民居的钱财，随战火沉入水中，记忆逐渐消失。直至1980年代大量的18世纪钱币才重见天日。
荷兰与清初文献载嚼槟榔
甘蜜不只有食用价值，尚有工业价值，充作染料。18世纪的荷兰文献记载，甘蜜不单在廖内大量种植，也曾被荷兰人引进马来半岛的笨珍地区种植。这当然是由于甘蜜在马来群岛与中国市场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华人极不愿意让荷人知晓甘蜜的种植与生产技术。
清初中外交通史文献《海录》（谢清高口述，杨炳南撰），对新加坡出产的甘蜜曾作如斯记述：嘉庆年间，英吉利于此辟展土地，招集各国商民在此贸易，耕种，而薄其赋税，以其为东西南北海道四达之区也。数年以来，商贾云集，舟船辐辏，楼阁连亘，车马载道，遂为胜地矣。蕃人称其地为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土产胡椒、槟榔膏、沙藤、紫菜。槟榔膏即甘沥，可入药。
《海录》里这段记载，是嘉庆庚辰年（1820）补充的。文中透露槟榔膏有入药功能，并说槟榔膏也称甘沥（甘蜜）。实际上清初时，中国广东的粤海关早对来自南洋的甘密征入口税。广东海关文献《粤海关志》里，就将甘蜜归于药物类别，并注明其入口税则。
前述荷兰文献亦曾记载，土著在咀嚼槟榔时，除以荖叶包裹，尚混搭儿茶（Catechu）与小豆蔻（Cardamom）。由于儿茶价昂，便以甘蜜代之。中国闽粤地区咀嚼槟榔之历史悠久，唐宋以来文献记述甚多。清初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记载台湾地区食用槟榔时，需要配加蛎房灰，用孩儿茶、柑仔蜜染红、合浮留藤食之。文中所说的“柑仔蜜”即甘蜜。显而易见，台南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之间的贸易，是甘蜜的来源。
同时期，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对于岭南人嗜食槟榔之记载尤详。并曰盛放槟榔的用具极为讲究：广人喜使槟榔，富者以金银、贫者以锡为小合。雕嵌人物花卉，务极精丽。中分二隔。上贮灰脐、蒌须、槟榔。下贮蒌叶（即荖叶）。食用时先取槟榔，次蒌须、次蒌叶、次灰。凡四物各有其序。此外，书中也记述在咀嚼槟榔时佐以石灰及乌爹泥，并说：有灰而槟榔蒌叶乃回甘。灰之于槟榔蒌叶，犹甘草之于百药也。灰有石灰、蚬灰。以乌爹泥（儿茶的别称）制之作汁益红。字里行间，槟榔咀嚼方式与味道跃然纸上。
由于儿茶与甘蜜相类，洋人曾将源自印度的儿茶与甘蜜混淆记载。早年来自海南岛的历史学者韩槐凖曾撰有《儿茶考》一文，细分两者之差异。从上述文献可知，甘蜜又称柑仔蜜、甘沥、槟榔膏。这些名称最早大概出现于清初。
新加坡开埠前的甘蜜种植
甘蜜园通常开辟于河道流域，方便运输。闽粤方言称河道为“港”，河道尽头或交汇处俗称“港脚”。廖内、新加坡与日后的柔佛皆是如此。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曾记述岛上已经有华人甘蜜园。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信函（收录在海峡殖民地档案里）记载，当时已经有约20处甘蜜园丘。这些甘蜜种植园分布于福康宁山的西南面及东南面。开埠后，有几个华人将甘蜜园售予英国商人，包括Tan Naun Ha（陈银夏？）、Tan Ah Loo（陈亚鲁？）、Heng Tooan（王端？）。
开埠初期的新加坡地图显示，华人曾经聚居于新加坡河南岸，地图上标示这一带是一处华人聚落。在聚落不远处，就标示有甘蜜园（Gambier Plantation）。说明聚落的部分华人与甘蜜种植业有关，甘蜜种植业除了需要园丘工人，也需要运输与贸易。华人聚落的房子，主要是木屋，而且有些是沿着岸边而搭建的浮脚屋。
开埠前的华人，极可能早在1784年荷兰击垮廖内的武吉斯政权后，陆续从廖内移居到本岛。开埠后华人逐步增加。今天如果到廖内或周边岛屿的河岸，相类的水上木屋依然存在，当地华人称之为水厝。相同的居住形态，200年前同样存在于新加坡河沿岸。
开埠初期华人甲必丹从事甘蜜贸易
当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在马六甲海峡以南，寻求一个适合英国商船中转的贸易站时，选址举棋不定。法夸尔曾提议在吉利门岛（Pulau Karimun，今吉里汶岛），然而吉利门与历史擦肩而过，独具慧眼的莱佛士选择了新加坡。
开埠后新加坡河南岸的华人聚落房子激增。聚落里的这些住户，构成开埠初期最早的华人社群。开埠之初，华人社会有甲必丹管理。然而按莱佛士计划，新加坡河西南岸要开辟成为商业地段，供商号与仓库之用。1822年10月莱佛士第三度到新加坡，并拟定市区发展计划，下令聚居于新加坡河西南岸的华人迁离。
海峡殖民地档案里有一份文档，是当年居住于此处130间木屋的111居民，向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面呈的陈情书。他们请求合理的赔偿，在这份陈情书上签字的还有当时的一位华人甲必丹陈浩盛（Tan How Seng）。陈浩盛亦是一名甘蜜商，拥有多处甘蜜园。逝世后地皮卖给洋商约翰麦士威（John. A. Maxwell），可是麦士威发现那里竟然还有华人在种植与提炼甘蜜。档案中虽没有透露陈浩盛从什么地方移居新加坡，显而易见，陈浩盛来自廖内，且还应该是潮州商贾。
伦敦条约撕裂柔佛王国版图
莱佛士的《爪哇史》透露，爪哇的甘蜜依赖凌加（Lingga）与廖内入口，每年的进口介于二至三万担。开埠后，英国人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这直接影响东南亚其他港口的竞争力，例如巴达维亚与马尼拉。以廖内出产的甘蜜等土产为例，也从向南运输巴城转为北上运往新加坡。这时大量的廖内舢舨船，往来于新加坡与民丹岛，运来甘蜜、胡椒、稻米和各种群岛土产，运走鸦片及各国商品。
英、荷长期在东南亚的势力纠纷，终因新加坡的开埠，于1824年3月17日在伦敦签订伦敦条约（亦称英荷条约）。条约中，英国与荷兰划清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英荷互换苏门答腊的明古连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两国以新加坡海峡为界线，北为英国势力范围，以南则归荷属。在船坚炮利下，欧洲列强无视廖柔王朝权益及疆土范围，一纸条约下，古老的马来王国就此崩盘。
风帆时代的廖内甘蜜贸易
开埠前，新加坡岛属柔佛王国的领土范围。与民丹岛的情况大致相同，这时期的甘蜜制成品皆运往廖内或巴达维亚，再转运中国及东南亚各地。第二任驻扎官克劳福曾说，最适合本土种植的农作物是甘蜜与胡椒。只是比起其他商品，甘蜜的需求量与利润不如其他土产。加以甘蜜种植极为耗费土地资源，因此随着自由港的迅速发展，甘蜜种植只能往内陆拓展，然而其东南亚的运销量依然维持。
以1826年为例，甘蜜出口总值达2万8000西班牙银元。由于本地的产量有限，主要还是依靠廖内供应转出口，每年约有五六百艘小船运载甘蜜来本岛。新加坡也取代廖内，成为甘蜜与胡椒的贸易中心。与此同时，中国帆船南来贸易，船上运载大量华工。这些华工在新加坡靠岸后，有一大部分辗转前往南洋各地的甘蜜园与锡矿区。1829年的《新加坡纪事报》报道当年华人激增时指出，园丘工人需求是主要原因。1834年以后，因英国关税降低，加上工业革命以来，纺织与染料供求不断提高，甘蜜价格节节攀升，成为重要的海峡土产。并从本岛移植柔佛，且带动日后柔佛的发展。
甘蜜商的天后与玄天信仰
早年华人南来，谋生经商之余，也把家乡的信仰带来。妈祖崇祀在中国堪称是全国性的，由于其信仰功能，海运与漕运无不信奉妈祖。来往于新加坡与廖内的船户，面对大自然与海盗的威胁，天后宫自然是心灵寄托之处。而玄天上帝却是潮汕地区最重要的神祗。从铭刻文献可知，廖内天后宫的创建年代，不晚于乾隆乙亥年（1779）。
廖内的天后庙与玄天上帝庙，无论是建筑风格或信仰背景，与新加坡的粤海清庙有着某种的历史渊源，更与甘蜜贸易商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今天粤海清庙尚存有两个香炉（现藏于义安公司）。一方铭刻落款为：乙卯年（1819）元月吉旦、天恩公、沐恩金协成喜敬。金协成亦可能是闽籍，厦门地区舶商皆以金字代“合”；大多文献表明，廖内同时有闽商与粤商，即潮州人。另一个铭刻为：道光六年（1826），玄天上帝，曾四合敬。曾四合，似乎非独自一人，或是四个人合敬；在曼谷，潮州人的公司多以某某两合为名称，当是一种商业合作俚语或名词。这两方香炉上的铭刻，可说是新加坡最早的华人铭刻文献，且与甘蜜贸易史关系密切。
开埠前史观需撇开国界
今天如果从国界与一贯的历史观，一般将新加坡、柔佛与廖内三地历史分开论述。然而在1824年以前，这三个地方，皆属于廖柔王朝之疆域。在谈论这个时代的华商、甘蜜贸易及日后柔佛港主制度下，影响新加坡早年最重要的两项贸易大宗（锡米与椒蜜），如将三地切割分述，所得到的历史图像将是片面的。
要更加理解新加坡开埠前的历史，需稍微跳出一个历史框框——英荷条约。英荷条约的签订，不只将柔佛王国的版图撕裂，也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思维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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