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城市名片——本地公共艺术何去何从

新加坡建设发展迅速，商场、大厦与建筑的拆除、重建、翻新工程时有所见，公共艺术便因此经常“被搬来搬去”，一些甚至“失踪”或让艺术家自己搬回去。

公共艺术“吃”空间，新加坡究竟需要被誉为“城市名片”的公共艺术吗？

已故雕塑家黄荣庭的两个大型雕塑《人之精神》（1984）矗立于樟宜机场第一搭客大厦出境厅多年，2009年随着机场翻新，移到停车场摆放六年，再因星耀樟宜（Jewel）工程展开，埋在仓库长达四年，本月底将“回”到第一搭客大厦登机处，重见天日。

负责拆解与装置雕塑的雕塑家陈连山（67岁）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黄荣庭雕塑每个重四吨，体积很大，得拆成两半才能进门。搬迁工程晚上进行，用大卡车将雕塑从仓库载到机场，现场围幕修补雕塑，利用特制推车、吊架、绳索、滑车，调动十几人吊起、安装。

岛国数十年来建设发展迅速，商场、大厦及建筑的拆除、重建、翻新工程不时有，公共艺术经常“被搬来搬去”，令艺术家无奈。陈连山说：“公共艺术是艺术家根据场地设计的，一旦换地方摆放，若与周围空间环境不符合，雕塑的创作精神也就没了。”

陈连山以黄荣庭的雕塑《母与子》为例，本来矗立在远东购物中心，小喷泉围绕，周边宽阔，雕塑端庄。为了让给停车位，雕塑在2008年移到乌节龙都大酒店一家餐馆前面，空间局促，背景拉杂，鸽子出没，雕塑显得邋遢。

也是为了让位给停车场，矗立于文华大酒店前，台湾雕塑大师杨英风的《玉宇壁》被拆毁。酒店在2008年易主，华联企业集团把一批杨英风作品捐献台湾杨英风艺术教育基金会。台湾雕塑家朱铭曾惋惜新加坡“走宝”，以杨英风的艺术价值和市价，为何不由本地美术馆加以陈列和收藏？

很多时候，随着大厦的拆建，公共艺术消失无踪。陈连山1993年为百腾置地设计的雕塑《虹》，2003年随着移民厅拆建而无以保留。艺术家廖光炎（59岁）1987年圣淘沙雕塑设计比赛得奖作品，原本矗立圣淘沙岛滨海，后来搬到西罗索海滩，艺术家已不知它现身在何处。廖光炎说，澳大利亚有法律条文确保，万一公共艺术品拥有者不想要该艺术品，须先征求艺术家同意，或让艺术家取回作品，但在新加坡，只有作品版权法，并没有这条法律保障艺术家公共艺术品的权益。

做过公共艺术研究的讲师Jeffrey Say曾说，很多战前和战后的公共雕塑消失无踪，难以溯源，包括为丹戎巴葛地铁站创作的意大利雕塑家鲁特夫·诺里（Rudolfo Nolli）、本地先驱雕塑家Yeo Hwee Bin和艺术家霍尔辛顿（Vincent Hoisington）的作品。

大多时候，公共艺术的移动，业主也没通知艺术家。艺术家韩少芙（76岁）用意大利灰色大理石雕塑的《迎接》（1985），立在乌节路地铁站入口处20年，有一天她经过时发现，它消失了！原来这件艺术品在2006年地铁站翻新重建后，被“乱乱放在SMRT俱乐部（碧山）”。韩少芙说：“有很多不能保存的公共艺术都被拆掉、丢掉了。即使我们没空间摆放，是不是也该尊重、了解艺术品的价值，至少联络艺术家，或通过国家艺术理事会联系艺术家？”

城市空间的愈发昂贵，令公共艺术品命运岌岌可危。余欣美术馆（The Luxe Art Museum）业主规划几年后拆掉大厦，改建成服务公寓，最近通知韩少芙搬掉她那两件位于美术馆入口处的雕塑。韩少芙说，雕塑很重，又在停车场，得咨询工程师研究如何安全移出。韩少芙位于罗敏申路凯德大厦的玻璃球状雕塑《珍珠的闪光》（1991）的喷泉在大厦装修后没了，发展商与艺术家协商，留块小空间摆几个玻璃球，其余收在仓库。她说，凯德置地是长久委托艺术家创作的发展商，比较尊重艺术家，其他发展商懒得或不懂得联络艺术家。

照理公园的空间不比都市空间局促，但公园内的公共艺术未必好命。雕塑家杨子强（50岁）用新加坡石头做成的雕塑《从另个角度观看森林的雨》（2014），位于裕廊公园。一个月前，裕廊市镇会通知杨子强公园将展开翻新、提升与新发展工程，询问他取回作品的意愿。杨子强说，因为有艺术家朋友想要这件作品，他决定取回，与市镇会商讨后续事宜。

公共艺术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如德国雕塑之城明斯特；或热门的景点，如奥斯陆的维格兰雕塑公园。新加坡公园的公共艺术远比不上商场大厦的多，因为公园局没有委托或购藏艺术品的资源。办过亚细安雕塑家比赛的福康宁山，尚有一些大型雕塑。雕塑家林序毅说：“在国外，公园是公共艺术最完美的场所，反观新加坡公园的公共艺术很少，且比商场更危险，随时可被移走，只是暂时的安身之所。”

杨子强认为，户外的艺术品不多，反映国人对艺术的认知度，“盖个亭子不会比雕塑便宜，但其功能性不用解释。雕塑不具实际功能，对业者来说，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但是，雕塑是时间胶囊，如果每几年就丢艺术品，我们不会有米开朗基罗《大卫》像之类作品留下。”

本地的公共艺术关键在于空间的使用很难取得协调，往往得和各单位部门沟通，只要其中一方不认可，协议就拉倒。杨子强说：“相关机构对于放一件艺术品在公共空间没有太大的热情，反而视为问题，担心艺术品的公共安全，关注是否购买艺术品保险等等。”

公共艺术面积较大，很“吃”空间，安身之处，令不少艺术家头很大。受新加坡双年展委托，林序毅创作高2.6米，重1.8吨的大型铜雕《海岛志》。2017年在新加坡美术馆门前展后，藏在仓库四个月，几番寻找、协商，才找到合适落脚点——樟宜尾海滩。林序毅说，铜雕左手唯一竖着的食指，传为海上的船只指引归途的方向，最初想设在新加坡河口，现在落户海滩，符合其创作概念，比在美术馆门口好，因而将作品捐献公园局，自掏腰包承担仓库费、运输安置、工程安全询问等五位数费用。

林序毅为“谁先觉”（iPreciation）户外雕塑项目创作的三个铜雕《八哥对话》，在皇后坊绿地展出后没人买，艺术家接洽艺理会，将之暂时安身在月眠艺术中心草地。他说：“我常碰到画廊询问有无大型雕塑，可是若做了没人买，就会遇上空间处理的问题，左右为难。”他最好命的户外铜雕《吃风》立于滨海艺术中心滨海林荫道，一家五口“吃风”看海景。

林序毅指出，以前雕塑被视为长长久久的艺术，但现在很多展览将雕塑当成道具，花钱花材料费呈现创作概念，展出后就拆毁，犹如圣诞新年装饰，很是可惜，也很无奈。韩少芙也说，雕塑分短期和长期两种，短期的展出后毁掉丢掉，长期的原料材质耐用（如花岗岩），具备长久保留的价值。

现实是，不少艺术家作品因缺乏空间收藏，毁掉居多。韩少芙受新加坡双年展委托的《黑森林》装置，展后她的朋友收了几块木头，其他的搬走，她说：“我的工作室已塞满艺术品，仅留小块空间做雕塑。两三千平方米的空间不是我付得起的租金。现在，冠病疫情使我在上海的项目无法飞去做，手停口也停！”

因为空间匮乏，新加坡和香港艺术家、公共艺术品的命运何其相似，杨子强说，有时在新加坡送出作品也没人要，这也造成本地艺术家有更多作品在国外完成。他去年12月受邀在台东美术馆呈献一组作品“泉涌之境，手放之处，脚歇之地”，有一只重达七吨的泥塑陶手，花12天144小时完成，这类作品在本地难为，“空间有限，作品格局也有限。”

过去五年，有关公共雕塑的委托机会明显少了，雕塑不再那么重要，年轻雕塑家再没机会创作，杨子强担忧地说：“雕塑会否断代？”委托少了，可能与为鼓励发展商把艺术融入新建筑设计的扣税，或提供大厦业主额外总建筑面积之类的优惠政策取消有关，业者少了动力支持艺术。陈连山说，以前政府对公共艺术有规划蓝图，与不同机构合作，政府出地点，商家出钱，找艺术家创作公共艺术，自2000年以后，商家出钱少了，公共艺术缩减。

2014年成立的公共艺术信托金，由政府注入一笔1000万元款项，委托艺术家创作公共艺术作品。由艺理会和国家文物局负责的信托金接受艺术赞助者捐款，政府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拨款，推广更多的公共艺术。

以前的公共艺术以雕塑居多，带永久性，有些成为地标，但是，今天的公共艺术定义更宽，不限于雕塑，不仅仅通过雕塑家之眼来看美丽的世界，而是“更着重在与公众互动的装置，将艺术带入社区，让普罗大众能够了解什么是艺术。现在，国家单位的资金投放偏向能够引起公众话题的艺术，让公众前来打卡，与旅游配套相结合的公共艺术特定形式。”杨子强说。

杨子强指出，台湾人已观察到这类像设计多于雕塑的公共艺术更倾向于制造出更多的“垃圾”，没能像罗丹的雕塑引发内在的感动。光影交叠的公共艺术当下火热，比如昼夜璀璨艺术节（Light to Night），杨子强并不反对光的艺术，但质疑“iLight Singapore”项目打着“环保”旗帜，其实是“光害”，质问：这样的公共艺术形式能够引发公众更深层的艺术感受吗？

公共艺术的维修也是个问题。陈连山说，尽管欧洲视户外雕塑的腐蚀为一种美，但经风吹雨打的公共雕塑的定期维修还是有必要的。华侨银行大厦前的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雕塑，新加坡河边的费尔南多·波特罗大胖鸟雕塑（1990）维修得好，但其他的公共雕塑似乎没维修过。当他看到在莱佛士坊的杨英风雕塑《向前迈进》，有几只小船被人“顺手牵羊”，很难过。公共艺术品的保养维修之责任，是由场地业主或委托创作的单位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