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陌生人

这些身影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不论艳阳或暴雨，他们把青春与汗水挥洒在岛国的土地上，建设了新加坡，也为远方的家人换来温饱。隐身于异乡的这些身影，除了“客工”身份，同时也是儿子、兄弟、丈夫、父亲。

他们不是面目模糊的群体，而是和你我一样，都是有名有姓的个体。

过去我们常不客气地称你们“外劳”，现在较普遍，也较合理的称呼是“客工”。

但称呼改了，心态、态度和制度是否随之改善？

冠病疫情让国人，甚至全世界聚焦你们——宿舍环境、确诊病例、隔离情况、餐食物资等。很多人赫然发现或想起：小小岛国的570万人口中有大约四分之一持有外国护照，这差不多等于裕廊、淡滨尼、兀兰、义顺、大巴窑和勿洛组屋居民人数的总和。外籍工作人士之中，收入较低的是99万9000名工作准证持有者，其中近30%是建筑工人。

几十年来，我们一边抗拒并埋怨你们人数增加，一边享受你们以青春和血汗为我们建造的组屋、商场、地铁还有更多更多。

岛国很小，小得我们不愿和你们共享组屋邻里和设施；岛国很大，大得我们几乎没有交集的空间，尽管我们近在咫尺。

讽刺的是，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移民的后代，却常常忘了祖先也是苦力、猪仔，和你们一样漂洋过海，为家人谋求更安定的幸福。

其实，我们不都一样？

我们都在用心扮演不同角色：孩子、伴侣、家人、朋友、员工。只是你们身在异乡，与家人分隔两地，现在或许语言不通，或许不熟悉自己的法律权益，或许处处碰壁……却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坚韧、善良与宽容。

你们的故事，可以说给我们听吗？

对于不少外籍客工来说，沟通和语言障碍总是难以跨越的藩篱。平时不善言辞，羞涩于情感表达的他们，如何在疫情期间通过有效交流让家人放心？孟加拉籍客工诗人穆库（M.D.Mukul Hossine）发挥语言天分，担任起客工和家人之间的“传声筒”，一边为大家加油打气，一边为客工家人解释新加坡的抗疫措施，好让他们真正放心。

穆库的父亲患病多年，2月初他接获父亲病重的消息，赶忙请假回乡探望。虽然暂时离开了新加坡，他一直关注着本地疫情的发展，也和工友们保持联系。“我认识的人当中目前已有三名确诊，还有一些人正在等待化验结果。大家或多或少会感到担忧害怕，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自己会不会中招，这段时间是否有工钱，怎么跟家人沟通等。我会尽力安慰他们，无论是什么宗教信仰，多为疫情祈祷，希望自己和家人都健康。”

人虽远在孟加拉，每一次当李显龙总理发表重要指示，他总会第一时间在面簿分享。“客工大多性格内向，不太会表达。每次家人追问情况，他们只是简单说一句‘我很好’让对方放心。越是这样，家人反倒越着急，因为无法了解真实状况。我试着简单明了地解释新加坡抗疫措施，只有了解政府在做的事，家人才会安心，知道他们有被保护，被照顾。”

穆库从小有着很强的语言天赋，善于表达，喜欢作诗。来新的12年间，他发表过两本英译本诗集，也是第一个在我国出版诗集的客工。疫情期间他除了写诗寄愿，也通过画画、摄影记录家乡日常。

在新打工期间，穆库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义工活动，他将在本地学到的公益活动策划方式复制打包，帮助家乡抗疫。电访时他谈到家乡的情况：“疫情本身不是最大的影响，反倒是人们居家隔离，手停口停后，一家人的吃饭生计成了问题。我把在新加坡学到的爱心模式照搬过来，用在网上卖诗集筹到的钱买大米，打包成袋后分给这里的贫困家庭，至少他们在疫情期间有粮食可以吃。”

作者：Md Mukul Hossine

我期待一个崭新的清晨

充满此起彼伏的喧嚣

回教堂里

悦耳的宣礼声响起

伴随清脆的钟声

人们开始做礼拜

母亲诵读着可兰经

人力车和脚踏车铃响不停

孩子们无忧无虑上学去

当这个清晨来临 不再有惧怕惊慌

当这个清晨来临 世界将恢复平静

我多么渴望邂逅这样的清晨

当无名的恐慌如浪来袭

平安化作电话里的一声问候

那些破碎的梦想 满怀希望的心　

刺痛蹂躏

望着挂在墙上的全家福

庆幸造物主怜悯

我还活着

在这墙砖瓦块的房里

我要熬过冠病疫情

远远地摆脱它

不知疲惫的工人

眼眶满溢着泪水

心火在胸膛炙热地燃烧

我想看到的不是烈火

是鸟儿振翅翱翔的翅膀

是的 我要在疫情中活下去

我想要抛开沉默 开怀大笑

我期待一个美好的清晨

鸟儿又开始无私地歌唱

农夫低声吟唱往日的歌谣

忙碌的人儿嘴角编织灿烂的微笑

甜枣浆蒸年糕的美味扑面而来

长辈们时而低声攀谈 时而开怀大笑

院子里又飘来收获的芬芳

花园里的玫瑰咧嘴绽放

宠物兔Motu从屋里到阳台来回撒欢儿

母亲在用腌鱼和菠菜作羹汤

再一次

我多么希望

在云开雾散

明亮的清晨

醒来

（注：这首诗原作是孟加拉文，作者请友人译成英文，再由早报记者译成中文。）

孟加拉客工莫尼尔（Monir）

“2019年3月27日！”

被问及结婚日期，28岁的莫尼尔（Monir）不假思索地说出答案，原本有点微弱的声音忽然响亮，充满元气。记者赞他好记性，他好似有点paiseh（不好意思）地笑出来，说：“Special day lah（特别的日子啦）。”

来自孟加拉拉杰沙希市（Rajshahi）的莫尼尔，和妻子在双方家长安排下成亲，婚礼地点是女方住的首都城市达卡。目前，妻子留在达卡，莫尼尔则在我国从事建筑工作，无奈因冠病疫情不得开工，呆在宿舍既无聊又害怕染病。

他说：“COVID暴发后，老婆一直要我回去孟加拉。我说see how lah。我之前向银行借了3000新元还中介费，得把债务清完。”

莫尼尔在2015年第一次借钱来到我国工作，间中曾因工伤不得继续留下，也曾因雇主公司忽倒闭而面临工作准证被取消的厄运。一般客工来新前都得借钱支付中介费，贷款未还清就被迫离开，是终日压在客工心上的担忧，但对于自己的遭遇，莫尼尔没有说出半句怨言。

现在是莫尼尔第五次回到岛国谋生，因父亲健康欠佳，他成了家中唯一经济支柱。月入800多新元，扣除每月还给银行的贷款和汇给父亲和妻子的家用，自己的生活费剩200元，除了每天三餐，主要是给手机预付费SIM卡增值，否则无法与亲人保持联系。

岛国生活费多高众所皆知，他说：“是不容易，但挨过去，把银行贷款还清就会好很多。我喜欢新加坡，这里有好制度和好法律，也有很多人愿意帮助客工。”

现在不能踏出宿舍，与妻子聊天的自由和时间多了，但宿舍没有网络，思念再深终究被手机预付费SIM卡的存值捆绑。即便如此，他坚持天天和妻子通电。

他说：“夫妻就该像好朋友一样，什么都能说，能听。如果另一半是你最好的朋友，那生活必然非常美好。我一直在想怎么让她开心，想她会喜欢什么。她开心，我就开心。”

莫尼尔希望目前的工作可以让他存够钱回家开裁缝店，给妻子更好的生活。他父亲过去是裁缝师，他也掌握了一些技能。手艺如何？爽朗的笑声透过吵杂的背景传过来。“Ok lah！”他说。到时生活稳定了，他才打算和妻子商量生孩子的事。“当了爸爸后，我一定会和孩子说新加坡的故事。我还想和新加坡人和总理说谢谢，谢谢大家照顾我们。”

结束WhatsApp通电前，他提醒记者take care，有任何问题随时找他。始终顾虑他用的是预付费SIM卡，聊了45分钟不知用掉他多少储值？传了短信说想帮他的卡片增值，问他用哪家电信公司，他匆匆来电，一口拒绝：“我们是像朋友一样聊天，我只是和你说了我的故事，你不用帮我top up，ok？Just take care.”

孟加拉客工亚立夫（Yarif）

同样从孟加拉来到我国谋生的亚立夫（Yarif），故事与莫尼尔有许多相似之处。

2012年首次来新讨生活，现在是第四次回到岛国，间中同样因雇用合约到期而离开，然后又借钱给中介费来新工作，每次越洋就得再次为贷款折腾。

他说：“1500新元给了孟加拉的中介，另外1500新元给了新加坡的中介。没有中介就没法来新。”

2017年7月17日，亚立夫在家长安排下成亲，对方是大学生。新婚不到两个月，他再次启程来新，希望存够钱实现梦想：和妻子一起到法国工作。无奈2018年12月8日一次工伤，让梦想按下“暂停”键。

亚立夫向客工援助组织客工亦重（TWC2）求助时透露受伤经过：他站在椎台梯子上敲拆天花板，原本负责稳住梯子的同事为了闪避从天花板坠落的水泥块而倒退一步。没人稳住梯子，亚立夫失足跌落在水泥碎块上，摔伤了右肩、颈项和背部。

受伤至今过了16个月，亚立夫向人力部提交了工伤赔偿申请但悬而未决。目前持有特别准证（Special Pass）得以留下，但他不知保险赔偿何时通过，赔偿金何时发出，因此向TWC2求助。近一年半以来，仅两个月病假期间有工钱，但钱早用光，现在和几个客工分租小印度一间小房间的他，只能靠TWC2提供援助金、预付费电话卡和车资卡。

相较于冠病疫情，更让他担忧的是生活费。他说：“我不担心冠病，因为我除了偶尔出去买吃的，其余时间都留在房里。外出时一定戴口罩，用手机前也一定洗手。孟加拉也受冠病影响，太太每天叫我回去，但工伤的case没解决，怎么回去？How？现在只有哥哥寄钱回家，我的贷款也没还完。”

他期待尽快收到赔偿金，回国和妻子团聚，计划将来。“如果留在孟加拉，我们可能会生一两个孩子。如果可以去到法国，那里有很好的福利制度，或许可以生三四个孩子。”

会说法语吗？不担心人生地不熟？谈起法国，亚立夫的语气轻快多了。“去了再学。我来新加坡之前也不会说英语啊。”

挂上电话前，他和莫尼尔一样叮嘱记者：Take care（照顾自己）。

中国客工孙思汉

他是别人的父亲、丈夫、儿子，用汗水赚取微薄收入，编织家人的幸福生活。

给孙思汉（48岁）打电话时，他在客工宿舍里待着。停工逾一个月，客工被嘱咐待在宿舍里，没事不能出门，除了睡觉、看书、滑手机，他一有空就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

他说：“听说宿舍里有人确诊，确切人数不知道。我们这里（房间）的情况还可以，自己照顾好卫生与健康。政府给客工每人提供搓手液、口罩和温度计，一日三餐免费供应，我们没缺什么。”目前，他和住在同个宿舍房间的其他15个客工互相照应。

停工，越发加深了孙思汉对家人的思念。他说：“工作时还不怎么想家，停工了，在宿舍里躺着，就特别想家。”上有老、下有小，疫情暴发几个月来，他对家人的牵挂无处不在。原先还担心着家人在中国的安危，如今中国解封，本地客工宿舍的确诊病例攀升，家人都很担心他。

来自安徽的孙思汉在家乡有父母、妻子，育有四个孩子，长女已出嫁，25岁的儿子在温州上班，留下一个17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与妻子同住。2007年，他只身来到新加坡当客工，三年约满后回乡，2018年再度回返我国工作。问他为什么，他说：“家里孩子多，上学要花钱，日常开支也大。”

孙思汉17岁就在工地干活，他说在中国工作和新加坡打工没什么不同。“在农村工地打工也不能常回家，一年可回两三次。在新加坡一两年回家一次，习惯了，一切以照顾家庭为重。”

客工一般两年获准回家乡一次，若有特殊情况，可向雇主申请。他上一次回家是去年，回去给儿子订婚、买房子。原本今年也计划回家，如今因为疫情而耽延。

孙思汉的父母70多岁，他离家工作时，托妻子照料两老。母亲前阵子因胆结石动手术，儿子知道他忙，嘱咐他不要回去，自己却放下工作回农村照顾奶奶，教他感到欣慰。那阵子，妻子经常送饭到医院照顾母亲，他赞许太太贤惠，他不在时，多亏有她当家。

他说：“虽然不常在家人身边，仍能感受到他们的关爱。”他非常珍惜每一次和家人的团聚，还说每次回家，家人都会准备美味饭菜，盼着他的归来。

和所有身在异乡的客工一样，孙思汉希望能与家人早日团聚，疫情结束后，与家人拍一张全家福。

中国客工申红卫

为人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亲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但对于许多客工来说，陪伴往往成了亲子关系中的奢侈品。

来自中国河北的申红卫（36岁），五年前来到新加坡当客工。家乡除了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儿子出生前的两个月，他已来到我国当客工，加上这几年与孩子聚少离多，导致亲子感情疏离。他感慨道：“女儿还好，儿子几乎对我没感情。第一次回去时，儿子根本认不得我，我下了车想抱抱他，他急忙往他妈后面躲……”

问他最近过得如何，他劈头就说：很想家。来新工作五年，申红卫只回过两次家，特别想念家人，尤其是孩子。他上一次回家是2018年，却不是为了休假。“第一次回家是因为我妈脑出血，我回家一个月，在医院待了28天照顾妈妈，也没什么时间陪伴孩子。”第二次则是由于岳父入院，为让妻子回娘家照料父亲，他特别请假回家看孩子。

本地客工宿舍的冠病疫情加剧，家人十分担心他。为让家人放心，他经常与家人联系，一天打好几通电话回家。

他说之前宿舍里的垃圾清理得不及时，现在宿舍卫生情况已获得改善，确诊和需要被隔离的客工相继撤出宿舍后，希望当局能及时派人为空置的房间消毒。问他是否担心阻断措施后其他人对客工的看法，他无奈地说：“那是肯定的，大家以后在外面见到客工，肯定会躲着我们。”语气里可听出，他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只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大家恢复原本的生活。

申红卫还没来新之前，曾在电子厂和工地工作，但赚得不比新加坡当客工来得多。等了一年才透过中介办好签证。签证办妥，就是离家的时候。妻子问他“可以不要去吗？”但已经答应了人，又为了整顿家里经济，他还是选择来了。每月定时给家人汇钱回家，家里的经济条件总算比从前好一些。

他每天一早五时起床，搭巴士或地铁到工地做工，早的话傍晚7时就能下班，回到宿舍快晚上9时，吃点东西，洗刷后就得上床睡觉。他的生活介于工地、宿舍，两点一线，星期天也不休息。

家永远是申红卫温暖的避风港，每每妻子打电话来关心，叫他太累就回家，但他仍然选择为了家庭坚持下去。

待疫情稳定下来后，申红卫期盼能回家走一趟。母亲因脑出血后遗症半身瘫痪，目前由父亲照料。明明心系着家人，却又不敢给父母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电话另一端的妈妈总是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想他时也会在电话里哭……说到这里，他停顿几秒说：“我现在不想别的，只求能够平安回家，就够了。”

34岁的沙杜库迪星（Sandhu Kuldeep Singh）最想吃妈妈和姐妹做的印度烤饼（chapati）。这一年半来，他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一口家乡味。

两年多前，拥有两张大学文凭和一张硕士文凭的沙杜库迪星，还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Punjab）的家乡当老师，教的是社会知识科，包括印度的历史及社会经济课题。今天，他以客工的身份，在新加坡东部一带的度假村里隔离，等待重新开工。

沙杜库迪星从小“什么都不想，只想着读书”，成绩平均都是80多分，数学有时还可以考满分。上了高中，他每天来回离家20公里的城市，到那里上高中和大学。当时，他跟随朋友选择文科，没有继续修数学。他说，这是“一大错误”，因为数学老师比社会知识老师赚的钱更多。

教了两年书，他与今年27岁的妻子商量后决定双双来新加坡工作，他当装修工人，妻子则当女佣。

2018年11月，沙杜库迪向亲戚朋友借了9500新元支付中介费后抵达新加坡。那双曾经握笔和翻书的手，如今天天搬运一袋袋砖头和地砖。虽然与妻子同在一片土地上，但两人一个月只能见一两次面。我问沙杜库迪星，生活经历如此巨大的转变，他是否后悔做出这个决定？他说：“不不，我不后悔，要改善生活品质，我就要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好让自己和妻子过上好生活。沙杜库迪星如果一天工作10小时，每天可赚23元至25元（日薪19元，加班费每小时3.5元）。这和他在印度执教几年后的薪水差不多，但如果他继续在新加坡工作，薪水涨幅会比在印度高。况且，他今年初已经升职当安全主管。

冠病19疫情暴发后，住在S11宿舍的沙杜库迪星和同伴们被送到樟宜的度假村隔离。隔离期间，公司照常支付薪水，令他感到安心。

他坦言，在这之前，他不敢让家人知道病毒在宿舍里蔓延，免得他们担心。检测结果呈阴性后，他才跟家人报平安。

沙杜库迪星的父亲今年60岁，母亲56岁，家里还有个37岁的姐姐和三个年龄介于22岁至30岁的妹妹，其中两人还未结婚。身为家中唯一的儿子，沙杜库迪星得承担起赚钱养家的责任。

我问他，压力大吗？他说：“不会，这是我的责任。”当我继续问他下一个问题时，电话那头的回答变得迟缓且模糊不清。我以为是收讯问题，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星，你在哭吗？”

电话那端传来一阵吸鼻涕的声音，接着是一句：“对不起……我很想念他们……”

我们后来继续聊他在新加坡的经历。他说大部分的国人都对客工很好，但他担心疫情过后，人们会相信毫无根据的谣言而改变对客工的态度。

我直言，有些人觉得客工不讲求卫生。他告诉我，他到不同的地方工作时都会随身携带肥皂，吃饭前一定先洗手，因为那是母亲对他们的要求。

他说：“以前，我没洗手就想要偷吃她刚煮好的食物时，她都会生气地骂：不洗手就没得吃。但这是我的习惯，我不能说所有的客工都讲卫生或不讲卫生，就如你也不能说所有的华人都讲卫生或不卫生。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

访问结束之际，沙杜库迪星忽然问我：“你是新加坡人吗？”我答：“是。”他说：“那你的家人都在这里。你很幸运。”

不知道那晚，他的梦里是否会出现妈妈煮的印度烤饼。

姚晓慧（38岁）难忘2018年自己不小心将三岁儿反锁车内，10名客工挺身帮助孩子脱困的经历。

事发当天，姚晓慧到幼儿园接儿子放学，但不知何故不小心把儿子和车钥匙都反锁在车内。她顿时不知所措且急忙找人帮忙。此举很快就引起在幼儿园工地施工客工的注意，并主动上前关心。姚晓慧忆述，当时客工们正在停车场休息，其中一名客工帮她查找电话，致电车商，安抚她说车商会派人下来查看。

后来，客工招来同伴，10人围着车子，合力将车头稍微抬起，希望钥匙可以掉到距离车门边的位置，以便凭感应器自动开锁，无奈这招无法奏效。其中一名客工对她说“Baby Baby”，她才如梦初醒，叫车内的孩子伸手去拿钥匙。孩子最后取得钥匙，并按照母亲指示将车门打开。

为答谢客工热心援助，姚晓慧当下掏出一些钱交给客工致意，客工却不肯收下。客工说：“只要孩子没事就好。”令人动容。她于是买了饮料请客工们喝，向他们致谢。

对于印度籍客工阿瑞凡（Arivan）来说，疫情阻断的不只是他与外界的联系，还有回家的路。他的家乡位于印度南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回去的路程需要中转飞机、火车、公车，稍遇飞机晚点，就可能错过一日一班的火车接驳时间。

回家路漫漫，加上旅费又不便宜，阿瑞凡尽量减少回去探亲的次数，省下的钱可以寄给家人。从2009年来新打工，他平均三四年才回去一次。上一次回家两个儿子还是小毛头，如今已长成了10岁和14岁的小大人。他最近刚换了手机，最先想到的是把孩子们的照片转存进去，想他们了就看两眼。

今年3月，阿瑞凡原本计划要回乡探亲，谁知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各国纷纷实行边境封锁，回家的路变得遥遥无期。“现在各国家都受疫情影响，我家乡也是，所以回不去孩子们也能够理解，虽然会有点失望。”

今年38岁的阿瑞凡，还有个相差六岁的弟弟，几年前追随哥哥榜样外出打工，目前人在泰国清迈。疫情期间，兄弟俩几乎每天打一次电话，没有冗长的寒暄，只是互报一声平安，再闲聊两句足矣。

隔离期间，手机成了阿瑞凡生活的重心，“工地都停工了，每天没事做，大家都是抱着手机看剧，不然就跟家人通视频。我一天给家里打两三通电话，比之前还频繁，让他们觉得我好像一直都在身边，就不会太担心了。”

阿瑞凡原本住在榜鹅一带的集体宿舍，庆幸的是3月中公司已经开始分流，把工人安排到不同地方，目前并没有听说身边的工友感染。“现在一个屋里住的人少了，地方也宽敞了。即便如此，为了安全起见我每天都会戴口罩，吃饭睡觉时才摘掉。也按照规定量体温、洗手。每天祈祷这场疫情能早点过去，完成手边的建筑工程后，就可以早日回家与家人团聚。”

孟加拉客工穆库（M.D.Mukul Hossine）回乡之前，专程从大士村的客工宿舍跑到后港，为了见一个重要的朋友。

她叫翁秀琴（32岁，活动策划），是义工团体Migrant Matters的发起人。“当时我的女儿两个月大，穆库专程来找我，带着从Mustafa买的婴儿衣服给我女儿庆生，之后就直接去机场回家了。”翁秀琴回忆道。

与客工群体结缘的这份情谊，要从2015年说起。当时她和朋友报名当义工，认识了穆库和几名客工，也是生平第一次近距离和他们聊天。“当时穆库提到很多工友不够衣服穿，他会捐出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翁秀琴听了，当即决定召集亲友回收衣物送给客工。没想到最后竟然发展成大规模的爱心捐赠活动，在全岛共有6处收集点，收到了衣服、洗漱用品、零食等，分装后在父亲节当天送给近3000名客工。

翁秀琴为这个自发成立的组织起名为Migrant Matters，在她看来，“客工是我的哥们，他们帮新加坡建屋子，为社会做了不少贡献，但他们的挣扎不是每个人都了解的。想想看他们在外辛苦打拼，那么多人住在一起，家人又不在身边，这群人真的需要得到社会的重视。”

平日里，翁秀琴喜欢把做活动时剩下的冰淇淋、爆米花和礼品袋送给客工。家里开派对，他会请客工朋友一起，有客工过生日，也会邀请她出席，这份互动十分难得。

阻断措施实施后，翁秀琴和召集到的30多名义工，每天开车冲在前线，马不停蹄地派送物资，从最初急需的口罩、洗手液，到盒饭、生鲜蔬菜等，放到客工宿舍门口就离开。

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翁秀琴最近都是一个人住。“虽然家人支持理解我帮助客工的行为，但为安全起见，出于对家人的保护，我自己吃住在一个房间。平时即使在家也会戴口罩，说话时尽量跟他们保持距离。”

让翁秀琴感动的是，这次报名的义工多是自雇人士，疫情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计。但手停口停之际，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既然什么都做不了，至少我可以用时间精力去帮助其他人。”这份“苦中亦行善”的乐观态度，为冰冷残酷的现实增添了几分温情。

随着越来越多群体的加入，也让这把“爱心之火”烧得更旺，“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要帮助客工，难道他们的老板不管吗？要知道现在的情况是，疫情大暴发来得太突然，雇主也措手不及，很难马上筹到物资，这个时候需要动员社会各界一起行动。”

关怀过程中也有一些灰色地带是被忽略的，例如那些刚来到新加坡，等待工作准证的“散工”。“他们这群人很可怜，不属于任何公司，还没赚钱就要自己贴钱交房租。我们平时会去送一些食物让他们可以自己煮，随着不同机构陆续注意到这个群体，也在为他们提供更全面的帮助。”

如果说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明明有选择躲进“防空洞”避难，为何要冲在“战火弥漫”的第一线帮助客工？对此，翁秀琴说：“因为我把客工当朋友，也会对他们有某种尊敬。如果可以给予直接及时的帮助，我会尽量去做。他们不善表达，只会一直跟你说谢谢，这种感恩是很难用金钱衡量的，那种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满足感，是最强大的推动力。我也希望通过行动告诉他们，他们并没有被这个社会遗忘。”

48岁的女律师蒂帕·斯瓦米纳坦（Dipa Swaminathan）是客工援助组织It's Raining Raincoats的创办人。客工宿舍冠病疫情肆虐，令人担忧。蒂帕说：“客工宿舍环境拥挤，难以做到‘社交距离’，一旦有人感染，自然会迅速在宿舍蔓延开来。”

组织近期展开多项援助活动，包括鼓励大众捐助餐食、电话储值卡，募集客工日用品如：洗漱用品、洗手液等，甚至提供线上课程，帮助客工在停工期间提升英语书写与口语能力。

蒂帕于2015年成立“It's Raining Raincoats”，借该平台鼓励国人感谢并援助客工群体，目前有将近500名义工。她认为新加坡人愿意关怀客工，每次举办活动都得到热烈回响。2018年圣诞节，她发起为每个客工准备圣诞礼物，当时有25至30名义工自愿开放住所收集国人捐赠的礼物。日前她也为本地第42起确诊感染冠病的孟加拉籍客工募集婴儿用品。

蒂帕希望下半年不会再有客工工伤意外事件，客工住宿环境获得改善，希望社会大众放下歧见，视客工如同“兄弟”。

艰难时期，她呼吁国人为客工祈祷，时刻跟进客工援助组织面簿所发起的活动，积极参与。她说：“当疫情稳定下来，危机过去，希望国人还能持续着对客工的友好与善意。”

支援客工的本地组织绝大部分为民间发起的非牟利团体，历史最久的包括：　

·2003年创办的客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简称TWC2）；

·2004年创办的温情之家（Humanitarian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简称HOME）；

·2006年创办的康侍（HealthServe）。

这些非官方组织在客工权益问题未被广泛关注前已深入客工社群，通过固定项目协助客工。例如康侍为客工提供他们负担得起的医疗和膳食，TWC2则有“加富路项目”（Cuff Road Project），受伤客工除了每天领取免费膳食，还能向义工咨询工伤索偿的调解与审讯程序。

TWC2的关怀基金亦从其他方面支援受伤客工，包括免费法律咨询；支付医药费（工伤医药费可能超出雇主愿意或必须负担的范围）；填补车资卡，让客工得以搭乘公交去医院复诊；为没有落脚处的受伤客工提供租金补贴。

HOME除了帮助客工，也协助被剥削或暴力对待的女佣。HOME有收容所，也为工人提供免费援助热线和法律咨询。

TWC2和HOME亦推行公共教育，并不时发表研究报告，建议如何改善制度，例如强制雇主以电子转账支付薪水，允许客工转换雇主，让女佣有自由选择与雇主分开居住，以及改善客工宿舍环境。

HOME发言人接受联合早报电邮访问时指出，雇主和员工之间的权利悬殊必须改善，才能减少剥削和虐待事件。但撇开制度不谈，组织经验显示目前有更多国人有同理心，认为客工的居住环境无法让人接受。最近几周因冠病疫情在宿舍暴发，也引起更多人关心客工，捐款和义工人数都增加了，让组织感到鼓舞。

发言人强调：“客工应被视为我们社群的一分子，并得到同等待遇，有尊严地活着。别忘了，我们其实都是移民和客工的后代。”

前淡滨尼集选区议员伍碧虹认为，对于如何对待客工，国人还未达成共识，但领导人有责任与居民一起塑造我们想要身处，以及引以为傲的社会。

伍碧虹向来关注弱势群体的问题，曾在国会中多次为低收入人士、年长者、未婚妈妈和客工发声。根据2008年10月22日的国会报道，当其他议员纷纷探讨如何减低客工宿舍对国人造成的不便，甚至建议把客工安顿在外岛时，只有伍碧虹从客工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个问题，并关注新加坡人对客工所持有的观念。她当时问部长是否同意，“新加坡作为文明社会，是有责任为客工提供妥善的住宿，让他们到此老老实实打一份工，而不是感觉自己像是个‘现代苦力’？”

2015年后就退出政坛的她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她相信每个人无论背景或出生地，都应该受到公平的对待。新加坡有责任为客工们提供良好的住宿环境，同时确保他们不会因为议价能力薄弱而受到剥削。

她也认为，领导人有责任与居民们一起塑造我们想要身处，以及引以为傲的社会。有些人希望客工能融入我国社会，有些人希望他们尽可能地远离新加坡人，远离组屋社区。有些极端者更想要他们离开新加坡。

她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不认为新加坡已经达成共识，但我相信我们应该以信约作为我们的治国方针。‘不分种族、言语、宗教’，这是团结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如何对待社会各阶层与自己不同的人——包括客工——其实反映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之中有人采访过多则客工新闻，有人参与客工援助活动，有人始终忘不了求学时看过几名客工轮流换穿仅有一套的新衣拍照，有人小时候常听大人称客工为“Ah Neh”或“吉宁仔”，长大了才知道这是非常不礼貌，不尊重对方的说法。

客工往往基于背景、语言及日常习惯的不同而处于劣势，受到歧视和偏见，被视为单一群体或冷冰冰的数据，被迫生活在城市夹缝和边缘。沮丧的是，客工被剥削、欺压的新闻层出不穷，还有数年时间常见全岛多处国人公开表态不想与客工为邻；所幸的是，国人的态度在改变，关怀和帮助客工的民间团体近年增加，更多人走进客工群，倾听他们的故事，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交朋友。

或许你也习惯了客工默默工作的身影，不曾想过主动攀谈。第一次接触时，对方或许腼腆、羞涩，或许是坚强惯了，情感不轻易流露于言表。但只要真心聆听，等待，你会听到他的故事，有家人、孩子、家乡，模糊的轮廓益发清晰，最美好的温柔安静地躲藏在最低调的坚毅背后。

如有100万名客工，就有100万个离乡背井的孩子、父亲、丈夫、兄弟，诉说着至少100万个故事。期待更多人从身边的客工出发，以礼相待，肯定对方的付出，听听他的声音，了解他的故事，或许还可主动为客工发声，伸出援手。

客工丰富了这座城市，我们绝对可以，也应该将心比心。

■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永隆外币兑换公司诈骗千逾名客工总数约877万元汇款，受害群体以中国客工为主。2002年7月19日，高庭重判合伙人蓝成锋坐牢22年。

■2002年6月：人力部颁布新条例，作为今后申请工作准证的条件，雇主须安排客工住在工人宿舍或政府批准的房屋，要确保工人们获得适当照顾，住得像样。

■2003年5月22日：国家环境局将“新加坡OK计划”扩展到63所客工和学生宿舍，鼓励它们提高环境卫生水平，彻底防止沙斯散播。

■2007年3月：为照顾客工福利，确保他们不被无良雇主亏待，人力部宣布加强多项措施，要求雇主在申请工作准证时，提供客工住宿地点资料。如不符合要求，人力部不会批准有关申请。

■2008年9月：实龙岗花园一空置学校可能改建为客工宿舍，引起600居民不满，联署抗议。事件在本地掀起议论，争辩是否应允许客工迁入住宅区。居民反对的最大理由是居住环境将受不利影响，屋价可能因此下跌。

■2009年3月22日：位于裕廊工业区顺利路，耗资500万元的客工休闲俱乐部正式开幕，面积约4个足球场，为附近约3万5000名客工提供吃喝玩乐的地方。

■2009年4月5日：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的数据显示，外籍流浪汉从2007年的2人增至2008年的74人，其中大部分是客工。他们为了省房租或因住宿条件太糟而选择露宿工作地点附近。

■2009年4月26日：客工与雇主的劳务纠纷近来有增加趋势，全国职工总会与新加坡全国雇主联合会成立外籍客工中心（Migrant Workers Centre），为陷入困境的客工提供一站式援助。

■2010年7月：因6月22日的严重车祸（三名客工因罗厘坠沟丧命），原定后年生效的罗厘安全条例提前实施。载送工人的轻型和重型罗厘分别要在2011年2月和8月前安装遮盖及合规围栏。车斗载客量限制也提前生效，过去每4平方英尺可载一人，2011年8月前须提高到每8平方英尺。

■2010年2月19日：圣淘沙名胜世界开业不到5天，大批客工涌入赌场，引起本地赌客不满。担心客工嗜赌，更多雇主要求客工“自愿”申请赌场禁门令，甚至把这当成录用条件。

■2012年11月26日：SMRT中国籍司机罢工风波。不满马国司机薪水比他们高，SMRT近200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要求人人同工同酬，惊动镇暴部队到场。

■2013年12月8日：小印度暴动。客工被私巴撞倒当场丧命，客工包围肇事车辆，演变成400人暴乱，18人受伤，5辆车烧毁，共300警员出动，混乱持续两个多小时。暴动后，政府于小印度实施禁酒令，暂停客工私巴服务，并吁请宿舍业者为客工办休闲活动，避免客工聚集小印度。

■2014年11月16日：12名客工参与本地首届客工诗歌创作比赛，向150名观众朗诵原创诗歌。比赛由原籍印度孟买，现为我国永久居民的什瓦奇主办。

■2015年2月21日：政府与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全国预防嗜赌理事会和南部客工宿舍联合展开客工关怀计划（Project Transient Workers Outreach），同时委任客工大使，助客工了解本地法律和社会规范等重要知识。

■2018年1月6日：我国首个综合培训设施与客工宿舍西雅丰盛港宿舍（ASPRI-Westlite Dormitory - Papan）正式开幕。宿舍有7900个床位，健身室、游乐室和其他体育设施。

■2018年7月30日：本地青年蔡引舟发起的“后巷理发”（Back Alley Barbers）计划扩大，25名志愿者每月轮流到客工宿舍和疗养院提供免费理发服务。

■2018年9月13日：人力部推出手机应用DormWatch，促进客工和宿舍运营者间的沟通，改善居住环境。

■2019年5月8日：拥有1万6800个床位的大士村客工宿舍推出号称本地首家“共享酒店式服务公寓宿舍”的700个床位，从双层床改为单层床，每两周有专人打扫。

■2020年4月25日：多个客工组织和善心人士发起捐款和派发物资等活动，例如以客工为题材的本地纪录片《我的新加坡梦》（I Dream Of Singapore）通过线上播放为客工筹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