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者吴庆辉在早报悦读@NLB的线上直播讲座说，新加坡人其实有自己的故事，但说得很浅，少了细节，因此有必要从旧事物进一步解码。
早报悦读@NLB于上周五（7月17日）举行线上直播讲座，主讲者文史研究者吴庆辉以“老地址新解码”为题，与大家分享如何从老地址打开时空记忆，从文物了解前人的生活故事。
确定年份与时间点
也是《联合晚报》专栏作者的吴庆辉说，新加坡发展得太快，以致不同世代之间，很多时候没有共同的记忆空间。新加坡人其实有自己的故事，但说得很浅，少了细节，因此有必要从旧事物进一步解码。吴庆辉举例，从纪年的方式，从不同年代不同格式的老地址、邮区、电话号码，以及本地华文繁体字过渡到简体的年代，可以一一解码。
对文史研究来说，确定年份、时间点非常重要，一些文物本身也许有年份，但有些没有，纪年的方式除了公历之外，碰上宗教文物还有佛历、回历、道历，孔子诞生纪年等，另外，还有中国历代皇帝年号，甚至日本的年号等，因此新加坡在日据时代的文件出现了“2605”年，因为日本皇纪大约是公元前660年，迄今2676年，日本皇纪的2605年，其实是1945年。跟新加坡历史交集比较多的是昭和时代，换算昭和年的方式是加25，例如昭和二十年，20加25得45，也就是1945年。
又如黄帝六十甲子纪年，这是中国古代以干支法则记录年月日时的历法，也即俗称60年一甲子。比较少见到的如反清复明组织使用的“天运”年号纪年。
从方言词汇也能解读年代，如做口述历史时，遇到受访者为讲方言的老一辈，他们在谈到时间点时，用了诸如：查某仔（少女时代）、笑年（年轻时候）等方言，这时就可从中推算年代。
如果从文物上无法准确推断年代，文史研究者一般会笼统的加以归纳说明是古代、殖民地时代、日治时期或战前、战后（1942-1945前后）等。
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为“莱佛士图书馆”，在正式成为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之前，中间有一个时期曾称为莱佛士国家图书馆，当时还设了三家分馆。吴庆辉说，要知道莱佛士国家图书馆是哪个年代的事，从旧文物上图书馆的地址、邮区可找到端倪。
老地址的千变万化
过去，老地址的写法千变万化。吴庆辉说，华人书写地址传统习惯就是按“大”到“小”的顺序，读法是从右到左，例如：新加坡大坡牛车水戏院街口门牌4号，首先写的是城市——新加坡，然后是区名——牛车水，之后才轮到街名与门牌号码。
吴庆辉也提到早期门牌号码的编制，最初是用阿拉伯数字，按1、2、3的顺序排列，从街口一边开始，到另一个街口的最后那个单位，然后号码的顺序再从其对面的角落单位，排列回到1号这边街口。1924年至1936年，有了单数与双数门牌各在街道一边的排列方式，门牌号码可无限地顺序排下去。又如不同楼层的单位，门牌号码后面就附英文字母，二楼层地面层门牌加“A”，以此类推，三楼为1B，四楼1C，五楼1D，但不用英文字母“I”与“O”，因为与阿拉伯数字的“1”与“0”接近，为了避免混淆。一些地方因为西洋迷信，也不用“13”。
1983年起，不用英文字母来代表楼层，改用“#nn-xxx”的格式来标识楼层与门牌。目前本地还可找到过去顺序排列的门牌号码例如摩士街（Mosque Street）、厦门街（Amoy Street）、驳船码头（Boat Quay）及达士敦山（Duxton Hill）等。
本地现在门牌号码的书写格式只有40年历史，在更多高楼住宅区出现后，每栋楼都有号码（俗称大牌），成为地址的第四个组成部分。此外，一些地名、街名也有民间的俗称，如黑桥、白桥、红桥、青桥、结霜桥等。
从电话号码与邮区判断年代
吴庆辉指出，从电话号码也可以推断年份。新加坡在19世纪末推出电话服务，1930年以前用的是四个数字的电话号码；自1930年4月开始有自动驳接的系统，电话号码改用五个数字。六个数字的电话号码大约在1966年开始使用；到了1973年，本地电话号码增至七个数字，一直到1985年，全岛统一使用七个数字的电话号码。自2002年3月1日开始，本地电话号码进入八个数字的年代。
除了电话号码，经常用来判断年代的是邮区号码。1950年以前是没有邮区号码的，1950年新加坡首次将全岛划分为28个邮区。1979年采用四个数字的邮区号码，共80个邮区，首两个数字是原邮区，后两个是重新划分的新邮区。
目前六个数字的邮区号码是在1995年推出的，首两位数是旧邮区的最后两位数，新码后面四个数字则是房屋单位的门牌。建屋局组屋的大牌号码则组成新邮区号码后面的三个数字。今天房地产广告还沿用28邮区时代的分区方式，例如第9区，第10区，第15区等。
繁体、简体与异体字
吴庆辉说，从文物所使用的繁体或简体也可以推断出属于哪个年代。
新加坡推行的政策是从1969年教育部推出本地版《简体字表》开始，最初共收录502个繁体字简化而成的简体字，1974年再颁布《简体字总表》，其中包括好几十个跟中国相异或中国没有采用的“异体字”。1976年5月推出的《简体字总表》修订本，采纳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的简体字，同时删除“异体字”。1979年6月《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已全面实行横排左翻。
另外，吴庆辉说，从旧街景照片里的交通工具，例如马车、牛车、人力车、三轮车、无轨电车等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照片拍摄年代。
吴庆辉说：“老地址是时间与地理的代码，是认识过去的解码线索之一，不同解码线索越多越好。目前数码科技能大大提高逻辑推理工作效应，另外，加上自己的感知、思考与洞察力，多走动、多交流等都可打开悟性之窗。”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