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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口述历史寻找窗口 《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

《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由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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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的和解,实际操作仍困难,只有从聆听开始,通过《在伤口上重生》这样的口述历史作品,找到窗口。

秘密阅读

在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是巨大的历史伤口,至今仍未痊愈。

事件涉及政党政治,更涉及敏感的族群关系,每逢选举都会被政客操用,成为恐吓的武器。

1969年5月13日在吉隆坡发生的种族暴力事件,成因众说纷纭,死亡人数从官方公布的百余人到民间猜测的上千人,分歧之大,至今仍未能得到让人满意的解答。即便2018年马来西亚希盟成功变天,在2019年五一三事件50周年的历史契机,新政府仍不愿解密官方档案,时任首相马哈迪一开始表示会探讨设立和解委员会,最后国会上首相署却答复说因为要“专注团结与经济”而拒绝成立委员会。

今年初,马来西亚又爆发喜来登行动,希盟政府倒台,新的国盟政府成立,族群议题继续主导马来西亚的政治,使得从官方途径解密五一三事件,通过官方管道达到和解,是越来越不可能了。

庆幸的是,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际,《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文运企业)在马来西亚出版了,让读者得以从受害者家属的视角,回看1969年发生的暴力事件。

19个故事填补叙事空白

本书由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编撰,成员包括大学讲师傅向红、媒体工作者覃心皓、文化工作者邓婉晴,以及纪录片导演梁友瑄。傅向红是在2006年马来西亚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反拆迁运动时发现,原来部分五一三事件死难者被埋葬在麻风病院范围内,并在2016年因缘际会,才在墓园访问死难者家属,开启记录口述历史的工作。

他们三年多来进行40多次采访,不过最终本书仅整理出19个故事,其中一个原因是与对方失去联系,无法向家属征得出版同意。

即便如此,这19个故事仍填补多年来的叙事空白。

五一三事件多年来被政治操作,已成空洞的符号,大家都遗忘了,甚至从未听过真正受牵连的声音。

《在伤口上重生》里,每个故事都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赋予言说者话语权。这个手法让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车诺比的悲鸣》,每个受害者都是以第一人称向读者诉说他们的经历——不让言说者被代言。

不同族群的回忆

由于五一三事件的敏感性,研究工作很难展开,一如学者黄锦树在序中所说,“在学术上几乎是不可触”。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而言,他们经历过的一切更是难以言说,外在的政治因素,加上内在的心理悲痛,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声音因此长期缺席。在这个前提下,这本口述历史便有着重大意义。

砍杀、纵火、人体被烧的味道、血的腥味、无头尸,家属从警察手中接过相簿在一张张尸体照片中寻找自己的亲人,制服人员开枪射杀违反宵禁者,私会党、掌更人、红头兵、包着红头巾的暴徒……这些情节不断出现,为读者重建历史现场。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收录来自不同族群的回忆(当然华人还是占最大份额,因为访问中心是双溪毛糯麻风病院五一三死难者墓园),打开更多对话的可能。

从国家电影局员工、马大新生、军人、建筑工友、福建炒面店的兄弟、白铁工人、杂货与电器店家庭……一个个平凡人被卷进暴力事件,人生从此改变。

内疚、愤怒、悔恨、伤心欲绝,叙述自己的伤痛,一如本书指出的,口述过程可能很痛苦,但对一些口述者来说却是疗愈的过程。

追踪母亲家族遇难历史

编撰本书的小组成员覃心皓是五一三事件遇难者的二代家属,他参与这项工作最初是想要追踪母亲家族五人遇难的历史。覃心皓说:“人在经历极端暴力后所承受的极端创痛,本来就难以言说;就算能够言说,其所能表达的伤痛,肯定也只是他们心中感受的亿万分之一。”

他也写道:“五一三事件的爆发,到底是突发的,还是预谋的?悲剧的结果,到底是意外的,还是预期的?甚至,是否以上皆有?当今政治现实下要寻找这些答案,依旧困难重重。但是,就算真相暂时不便追寻;认可遇难者家属的伤痛,总该是个跨种族、跨宗教、跨政党都可以达致的最大公约数。”

今年5月,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因警方过度执法横死街头,引起全球各地发起黑人与少数民族平权运动。种族问题有着漫长且复杂的历史,是团乱麻,庆幸的是,现今这个年代,人们有了更多对话的机会,乱麻正在被慢慢解开,当然过程未必完全顺利,甚至可能节外生枝,但至少和解工程已经开始。

明天(21日)是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日。1964年7月21日,新加坡发生种族冲突,后来这个日子被定为种族和谐日,说明悲剧事件可以通过正面的方式,把恐惧转化成积极的力量。

五一三事件要如何和解,在马来西亚,实际操作何其困难,但也只有从聆听开始,通过《在伤口上重生》这样的口述历史作品,找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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