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的和解，实际操作仍困难，只有从聆听开始，通过《在伤口上重生》这样的口述历史作品，找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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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是巨大的历史伤口，至今仍未痊愈。
事件涉及政党政治，更涉及敏感的族群关系，每逢选举都会被政客操用，成为恐吓的武器。
1969年5月13日在吉隆坡发生的种族暴力事件，成因众说纷纭，死亡人数从官方公布的百余人到民间猜测的上千人，分歧之大，至今仍未能得到让人满意的解答。即便2018年马来西亚希盟成功变天，在2019年五一三事件50周年的历史契机，新政府仍不愿解密官方档案，时任首相马哈迪一开始表示会探讨设立和解委员会，最后国会上首相署却答复说因为要“专注团结与经济”而拒绝成立委员会。
今年初，马来西亚又爆发喜来登行动，希盟政府倒台，新的国盟政府成立，族群议题继续主导马来西亚的政治，使得从官方途径解密五一三事件，通过官方管道达到和解，是越来越不可能了。
庆幸的是，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际，《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文运企业）在马来西亚出版了，让读者得以从受害者家属的视角，回看1969年发生的暴力事件。
19个故事填补叙事空白
本书由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编撰，成员包括大学讲师傅向红、媒体工作者覃心皓、文化工作者邓婉晴，以及纪录片导演梁友瑄。傅向红是在2006年马来西亚双溪毛糯麻风病院反拆迁运动时发现，原来部分五一三事件死难者被埋葬在麻风病院范围内，并在2016年因缘际会，才在墓园访问死难者家属，开启记录口述历史的工作。
他们三年多来进行40多次采访，不过最终本书仅整理出19个故事，其中一个原因是与对方失去联系，无法向家属征得出版同意。
即便如此，这19个故事仍填补多年来的叙事空白。
五一三事件多年来被政治操作，已成空洞的符号，大家都遗忘了，甚至从未听过真正受牵连的声音。
《在伤口上重生》里，每个故事都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赋予言说者话语权。这个手法让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车诺比的悲鸣》，每个受害者都是以第一人称向读者诉说他们的经历——不让言说者被代言。
不同族群的回忆
由于五一三事件的敏感性，研究工作很难展开，一如学者黄锦树在序中所说，“在学术上几乎是不可触”。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而言，他们经历过的一切更是难以言说，外在的政治因素，加上内在的心理悲痛，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声音因此长期缺席。在这个前提下，这本口述历史便有着重大意义。
砍杀、纵火、人体被烧的味道、血的腥味、无头尸，家属从警察手中接过相簿在一张张尸体照片中寻找自己的亲人，制服人员开枪射杀违反宵禁者，私会党、掌更人、红头兵、包着红头巾的暴徒……这些情节不断出现，为读者重建历史现场。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收录来自不同族群的回忆（当然华人还是占最大份额，因为访问中心是双溪毛糯麻风病院五一三死难者墓园），打开更多对话的可能。
从国家电影局员工、马大新生、军人、建筑工友、福建炒面店的兄弟、白铁工人、杂货与电器店家庭……一个个平凡人被卷进暴力事件，人生从此改变。
内疚、愤怒、悔恨、伤心欲绝，叙述自己的伤痛，一如本书指出的，口述过程可能很痛苦，但对一些口述者来说却是疗愈的过程。
追踪母亲家族遇难历史
编撰本书的小组成员覃心皓是五一三事件遇难者的二代家属，他参与这项工作最初是想要追踪母亲家族五人遇难的历史。覃心皓说：“人在经历极端暴力后所承受的极端创痛，本来就难以言说；就算能够言说，其所能表达的伤痛，肯定也只是他们心中感受的亿万分之一。”
他也写道：“五一三事件的爆发，到底是突发的，还是预谋的？悲剧的结果，到底是意外的，还是预期的？甚至，是否以上皆有？当今政治现实下要寻找这些答案，依旧困难重重。但是，就算真相暂时不便追寻；认可遇难者家属的伤痛，总该是个跨种族、跨宗教、跨政党都可以达致的最大公约数。”
今年5月，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因警方过度执法横死街头，引起全球各地发起黑人与少数民族平权运动。种族问题有着漫长且复杂的历史，是团乱麻，庆幸的是，现今这个年代，人们有了更多对话的机会，乱麻正在被慢慢解开，当然过程未必完全顺利，甚至可能节外生枝，但至少和解工程已经开始。
明天（21日）是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日。1964年7月21日，新加坡发生种族冲突，后来这个日子被定为种族和谐日，说明悲剧事件可以通过正面的方式，把恐惧转化成积极的力量。
五一三事件要如何和解，在马来西亚，实际操作何其困难，但也只有从聆听开始，通过《在伤口上重生》这样的口述历史作品，找到窗口。
（本书可在城市书房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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