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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莫玮玮与张永和 建筑是造好房子

新加坡建筑师莫玮玮(右图)与中国建筑师张永和虽然成长环境大不同,但同样是在书香家庭长大,学贯中西,传承本土文化,融合现代美学,提出富有文化个性与个人魅力的建筑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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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人文对谈

今年是新加坡和中国建交30周年,早报副刊《现在》每周一推出新中人文对谈系列,纪念两国关系发展历史新起点,从艺术、文学、音乐、建筑、时装、摄影、电影、广告、收藏和城市规划10领域,20位新中代表性人物对谈交流,迸发思想火花。

  新加坡建筑师莫玮玮与中国建筑师张永和同龄,同是六字头的同代人,虽然成长环境大不同,但同样是在书香家庭长大,学贯中西,传承本土文化,融合现代美学,提出富有文化个性与个人魅力的建筑语言。

  两位建筑大师相识16载,谈起建筑,不约而同地提出建筑的核心问题是造好房子。21世纪造房子,要满足城市生活的发展需求,还要兼顾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的客观环境挑战。张永和认为,建设绿色建筑应因地制宜,东南亚气候适合种植植物,不代表中国北方建筑应效仿。莫玮玮指出,新世代环保意识高,年轻人生活方式诉求将影响建设发展的政策思考。

  造房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密工程,最终房子造好了是为了守护家园,支持梦想飞翔,好建筑须扎根在对人与环境的关怀。社会老龄化是新中两国同样面对的重大民生课题。莫玮玮赞赏“垂直甘榜”的创意,建筑设施多种用途和空间叠合,满足老中青不同年龄层的日常生活需要。张永和说,设计老年人宜居建筑,须从整个社会机能做好规划,发展具人性化的老年城市。

综述

新加坡建筑师莫玮玮和中国建筑师张永和的“建交”——建筑交流——可追溯到16年前。张永和很早就用建筑项目打造交流平台,推动世界各地华人的建筑对话。2000年,他在北京的“长城脚下的公社”邀请我国建筑师陈家毅参与;2004年“运河岸上的院子”项目邀请了莫玮玮参加。

莫玮玮在2007年获颁新加坡最高荣誉的总统设计奖年度设计师。(受访者提供)
莫玮玮在2007年获颁新加坡最高荣誉的总统设计奖年度设计师。(受访者提供)

老人城市 以人为本

两位建筑师经过数十载的努力和探索,创作出备受推崇的代表作,在建筑领域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相同的,新中两国从开始吸纳外国建筑设计,到现今自信地在自家风景线上展现本土创意,走过一段不简单的探寻之路。

莫玮玮以开阔的历史视野阐述,新加坡是如何从第一代建筑师的反殖民建国思维踏出第一步,然后在政府具前瞻性的规划下,邀请新加坡建筑师参与、掌舵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如国家级的文化建筑,以及公共住屋的设计,让我国建筑人才用在地居民的视角来塑造国人居住、工作、学习、玩乐、思考的生活空间,展现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以及对国家人才的自豪与信赖。

张永和是首位,也是目前唯一担任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的中国人。(受访者提供)
张永和是首位,也是目前唯一担任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的中国人。(受访者提供)

十几年前,中国大城市一度是国际明星建筑师实现设计奇想的“竞技场”,直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不要再搞奇奇怪怪的建筑”,中国政府才转向以人为本的“适用、经济、绿色、美观”方针,制止了发展商比拼水土不服的“地标性”(iconic)建筑的发展现象。与此同时,深明中国人空间需求的中国建筑师得以大展拳脚,有机地延展出当代中国建筑特色。张永和指出,中国建筑师目前在自己的土壤上已经扎了根,与国际明星建筑师平分秋色,“其中的一个原因正是本土建筑师常常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文化底蕴,而外国建筑师有时只带来了国际视野。”

张永和作品,实验住宅“砼器”,用北京四合院的理念,以中庭的形式把自然光和绿意引入房子核心。(田方方摄)
张永和作品,实验住宅“砼器”,用北京四合院的理念,以中庭的形式把自然光和绿意引入房子核心。(田方方摄)

新中两地建筑师根据本土思维和发展需求,在设计上解决两国都关注的两大课题——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课题,以及社会老龄化的民生课题。莫玮玮提出在可持续发展建筑的基础上,我国应试图去除殖民根源的“热带建筑概念”,更多的关注多元用途的叠合与绿化,发挥“新加坡建筑”品牌特色。

张永和在思考老龄化课题时突发奇想,提出创造“老人城市”的概念,“城市的无障碍系统、公共交通、公共设施、商业设施都设计得对他们特别友好。这样就不是把老人关在一个院里或一个区里,而是所有人生活在一个城市里。这个城市会比较人性化。”

深化探索 与大众对话

虽然张永和被誉为首位把美国新颖建筑教育方式引入中国的建筑师,但学贯中西,游刃东西方理念的他对美国建筑不无反思和质疑。他指出:“美国建筑教育务虚的含量偏高,不教学生如何造房子,但1990年代初的中国建筑师们也不关心工程,与工匠精神相去甚远。今天,有一批中国建筑师之所以盖出了不错的房子,是因为对建筑核心问题,如材料、结构、建造、空间等非常重视,也因此逐渐脱离了对标新立异的追求。”

《纽约时报》称张永和为中国建筑界的学长,因为他从不谈论艰深的建筑哲学,主张“建筑就是如何造房子”,回归简单纯粹的核心价值,深得国际同行之心。莫玮玮在对谈中也引述张永和这句话,赞许将建筑回归到“如何造房子”的本质和初心,期许年轻一代建筑师深化探索建筑语言,做更有持久性的好建筑,在国际建筑论坛上与大众对话。

对谈录

问:两位在20年来的专业交流中,有否领略到世界各地华人建筑师或多或少的“血脉相承”?即使是来自新加坡的建筑师,潜在血液里的华人DNA、美学精神与中国建筑师仍是共通的?世界各地华人的建筑设计美学、思维有哪些中国文化和古典文化的创新、传承、保留、延展?

建筑语言跨国界

张永和(以下简称张):不算英语,我和莫玮玮老师有两个共同的语言,一个当然是华语,另一个是建筑语言。作为建筑师,我们都关心建筑的核心问题,如空间、材料、结构等,也对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如院落,或结构如木屋架,有深厚的兴趣。这就构成了我所谓的建筑语言,它是跨国界的。我比较肯定莫玮玮老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一定比我好。因为我的小学、中学时期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国学,直到今天仍在补课。还有,在新加坡可以看到中国南方建筑基因,像开敞的起居空间,北京出生长大的我是不熟悉的,需要向莫老师及其他新加坡建筑师请教。

莫玮玮(以下简称莫):同样是华人,在新加坡,每个人所受的华族文化影响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这种情形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华英校之分教育制度下受学的一批人身上更为明显。

身为一名读文科的华校生,我向来对中国古典文化有兴趣,反映在建筑设计上,我对中国古典园林情有独钟。但令我有兴趣的不是古典建筑的外形或装饰,也不是山水草木的诗情画意,而是其空间布局。一座完整的园林必有其住宅部分工整、有序、内向的空间布局和相对有机的开放和随意的园林环境;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种具二元性的空间布局饱含中国文化的特性和人文底蕴。

1987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参观苏州的古典园林,对网师园和留园的布局赞叹不已,却觉得游览拙政园十分乏味。后来翻看书籍才发现原来当时开放给游客的仅是它的园林部分,从后门直接进入,没有经过其建筑群八旗奉直会馆(今忠王府)。这就不能体会其二元性的空间布局了。

二元性空间的要素,如内向与外向,有序与随意,明与暗的交替与对比,与中国园林把这些元素串在一条景观线上的布局,是我自就学以来就很感兴趣的课题。

2004年张永和老师邀请了一批海外华人建筑师参与他在北京郊外设计的一个住宅项目“运河岸上的院子”。各建筑师负责设计一所占地1500平方米的平房。他在每一片地上画了不同的图形,每一条线代表一面4米高的墙,让每个建筑师借题发挥,进行一场创意的交流。当时我南园北调,把江南园林的一些布局浓缩在北京豪宅的设计上,张永和和艾未未两位老师的构想也对中国传统庭院的格式做了全新的诠释和再现。虽然业主没有将这些设计建成,但和中国及其他外国华裔建筑师的交流,至今难忘。

回到勤俭生活

问:全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的建筑设计扮演着保护地球的重要角色,环保工作刻不容缓。可持续发展建筑设计在新中现在和未来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发展?两地不同的国情、社会和生态气候在当地有哪些不同的诠释和特色?譬如,新加坡的可持续发展建筑与传统热带建筑智慧和建国以来打造的“花园绿化城市”思维一脉相承。在中国又是怎样的面貌?

组屋空间 创作题材

张:中国在洁净能源的发展上做得很好,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从北京去内蒙古的高速公路两旁可以看到大片的风车和太阳能光电板。这对改善污染乃至减缓气候变化都有极大帮助。我认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挑战是重新提倡勤俭——节省能源,节省水,节省食物等,意味着暖气不开得过高,冷气不开得过低,去餐馆点菜够了就好。我们需要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否则不可能在各种资源上收支平衡,不可能做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气候条件总的来说与新加坡不同,不建议中国,特别是北方也在建筑上做大量种植,那会很昂贵,甚至很浪费。

莫:全球气候变化,新加坡一个弹丸小国所能发挥的影响是很小的。但身为地球公民,环保意识我们不能少。可持续发展建设必须从整体城市规划着手,单靠几栋,甚至一群建筑的绿化设计,不能发挥多大效果。市区重建局在保留历史性建筑方面有一定成绩,但总体政策偏重于发展和重建。近年来,许多容积率(plot ratio)已很高,且年龄不超过20年的住宅楼,也在经过重建为小型单位后能获取巨利的前提下允许拆除。这是和可持续发展概念相对立的。虽然这和发展经济有关,但随着年轻一代环保意识日益提升,市建局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拟定政策时需要做模式转变(paradigm shift)。

莫玮玮设计国家博物馆的扩建部分与原殖民风古建筑相互对照,是新加坡建筑师与国家殖民历史的对话。(Albert Lim摄)
莫玮玮设计国家博物馆的扩建部分与原殖民风古建筑相互对照,是新加坡建筑师与国家殖民历史的对话。(Albert Lim摄)

多年来的绿化运动,加上天赐的热带雨量,树木茂盛,绿意盎然俨然是新加坡市容的标志。1990年代中,荷兰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批评我国街边种满树木,建筑却里外分明,没有将四周的绿意融入。这批评有欠公平,忽略了大量组屋设计的空间特色——将底层保留为不封闭的开放公共空间(void deck)。这种组屋空间在全岛十分普遍,多年来为居民广泛使用,包括办喜丧事等,已成为国人城市空间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近年来,阐述这空间里的人和事,为本土艺术创作提供了许多丰富的题材。

自1950年代以来,用热带气候为主题已成为东南亚,甚至南亚建筑设计的主流思想。近年,更摇身一变成为可持续发展设计的一个品牌。但这名词其实带有浓厚殖民色彩——英殖民帝国为了解不熟悉的殖民地区的地理状况,以更有效地进行控制,在19世纪便有大量书籍研究热带气候及其建筑形式。独立后的东南亚,包括新马第一二代建筑师为表现对帝国主义,包括其设计理论的抗拒,也用热带气候为出发点来构思新的建筑设计。时至今日,反殖民思潮已淡化,何必再用有局限性的名词来讨论建筑设计?

新加坡高密度的城市发展,多元用途的叠合和历年来绿化的效果,已为建筑设计提供了非常独特的城市背景。如要打造一个品牌为卖点,何不直接用“新加坡建筑”来得更为鲜明突出?

赋予日常功能 新艺术内容

公共文化建筑不只是国家门面工程,优秀的公共建筑还能丰富居民生活,甚至重新定义原有的功能用途。张永和把美术馆建成一座桥,连接城市活力。莫玮玮让传统与现代对话,保留集体记忆,交织出当代新旧融合的建筑乐章。

人性化老年城市

问:中国和新加坡都面临社会老龄化问题。老龄化趋势如何影响建筑师现在和未来的居住、公共空间,以及更紧要的医疗设施设计,同时还会衍生出哪些独特设计?

张:老龄化问题在中国已非常严重。以一栋或几栋建筑构成的养老院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中国已经出现老年社区,各种设施都很完善,包括有医院和老人大学。我们的事务所正在浙江乌镇一个老人社区内建一个美术馆。由此想到老人城市的可能?在这样的城市里当然有各个年龄段的居民,但有很高比例的老人,因此城市的无障碍系统、公共交通、公共设施、商业设施都设计得对他们(应该说对我们,我今年64岁)特别友善。这样就不是把老人关在一个院里或一个区里,而是所有人生活在一个城市里。这样城市会比较人性化吧。

莫:到2030年,每五名国人有一人将是65岁以上的年长者,所以这15、20年来我国大兴土木建造公共医疗设施。新加坡有全面性的医疗系统。除了大型急诊医院外,有官方和民间机构的中期、长期疗养设备,如社区医院、老人疗养院和散布各社区的护理服务等。基本上要达到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需要,得到不同程度的疗养和保健服务。这些基础设施大都已建成,尤其是大型急诊医院。

在建筑设计上,以邱德拔医院(RMJM/CPG绘测所设计)建筑和自然融合的概念最为成功,使人置身其中而浑然不觉它是一家急诊医院。

张永和设计的湘西吉首美术馆是桥也是馆,深层的人文体现让世界哗然。(田方方摄)
张永和设计的湘西吉首美术馆是桥也是馆,深层的人文体现让世界哗然。(田方方摄)

垂直甘榜 井然有序

新加坡提倡“居家养老”概念,因为80%的人口住在政府组屋,早在八九十年代政府已花了近50亿新元改善电梯功能,将原本每四层楼停梯的设计改成每层楼停梯的亲老设备,并在其公共领域有梯级的地方加入有坡度的设计。

组屋面积也做了相对调整,多建面积小(36到45平方米)适合小家庭老年人居住的两房式组屋,近年来更推出每层楼有共用厅的设计,以便住在同层楼的老人有更多社交机会。为了进一步在组屋区增添医疗设备和其他社区用途,近年来比较有创意的构想,是建立一种所谓的“垂直甘榜”——将老人、社区,甚至小孩所需设备,垂直叠合起来,以达到相辅相成的作用。第一个建成的例子是由WOHA绘测所设计的Kampong Admiralty。多种用途和空间的叠合,井然有序,是很成功的设计。

用对话连接传统与现代

问:曾经,中国城市是国际明星建筑师“争奇斗艳”的舞台,他们的建筑强调“地标性”,扼杀了本土建筑文化和特性。这个情形有所改变吗?中国许多崛起的建筑人才已开始取代外国建筑师,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名牌”了吗?在全球化发展下,你认为建筑师仍会自然而然地寻找、摸索出属于自己文化的设计理念和精神吗?你在自己的国家看到哪些亮点?

张:近年中国涌现一批非常优秀的建筑师,盖了一批有目共睹的好房子,很被业主、媒体及大众认可。国际明星仍有市场,但本土品牌亦有竞争力。其中原因是本土建筑师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文化底蕴,而外国建筑师有时只带来国际视野。这批中国建筑师当中,和我年龄相仿的有刘家琨、张雷等,年轻一些的有柳亦春和陈屹峰、李兴钢、袁烽、林君翰、葛明、华黎、董功等,还有一批更年轻的也出手不凡。刘家琨在成都的西村大院和柳亦春在上海的龙美术馆现在更是在世界范围享有盛名。中国建筑正经历一个繁荣时期。

莫:新加坡市区重建局的规划大体上以人为本,重视整体建筑群的和谐与居民生活起居的便利。一般上不强调各别建筑的标志性。如果要找另一个城邦做对比,迪拜那种强调各个经济区的自主性,容许大发展商建造标新立异的建筑以突出其经济区的品牌,就是和新加坡完全相反的例子。

我个人认为,与其用建筑物体为地标,新加坡大可以虚为实,用一系列独特的公共空间为地标。这种有遮盖的大型公共空间,较早的例子有大华银行大厦面向新加坡河口的空间(1995年)、国家图书馆(2005年)和拉萨尔艺术学院(2007年)一楼的公共空间。最新例子是Guoco Tower(2014年)用大型天篷遮盖并连接商店和餐馆的公共场所。这些都是凉风习习,实用又美观的热带空间。近期许多这类空间的产生,都是市区重建局在规划或卖地时规定须具备的设计要素。如能在市区规划更多此类空间,并将它们串连起来,当能让人们在体验这个热带城市时,留下独特又深刻的印象。

我们不常设计地标建筑,但几年前在国立大学完成的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算是校园内的小地标。它和国大美术馆、杨秀桃音乐学院三足鼎立。一般人报导这栋建筑时,只看到它颇为前卫的外观,却不知其外观的形成有产业经济和功能的考量。一来,经费预算不足以完成该地段所有的容积率,所以建筑物体空间必须紧凑,占地小,以留住旁边的空间供将来扩建。二来,展出和收藏的标本许多是上百年历史的英殖民时期收藏珍品,需要温度湿度一致,像墓地一般的环境。因为功能上须是紧凑、无窗的建筑物体,我们灵机一动,将之设计成一块巨石,在上面劈了一个缺口,栽种植物成垂直花园,将墙外生机勃勃的花园与墙内标本静躺着的墓地型展馆做了生动的对比。这是个以功能需求来塑造其外形的地标建筑。

莫玮玮以功能需求来塑造国大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爆破”外形。(Zi Tong摄)
莫玮玮以功能需求来塑造国大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爆破”外形。(Zi Tong摄)

把美术馆设计成步行桥

问: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被视为国家的门面、城市的名片,是对国人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平台。两位能否以自己参与过的类似项目,或自己国家几个亮眼的项目谈谈这些公共文化建筑如何展现国家的当代面貌、文化底蕴和人民的文化生活?

上班上学 邂逅艺术

张:在艺术家黄永玉先生的推荐下,我们为湘西吉首设计美术馆。文化设施应该尽可能地方便居民使用,我们将美术馆设计成人口密集的乾州古城里一座横跨万溶江面的步行桥。人们不只是专程去欣赏艺术,在上班上学或购物的途中,也可以与艺术邂逅。

我们同时将美术馆嵌入现有的城市肌理中,两岸桥头部分与万溶江畔的排屋紧密相连,从而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我们的设计在保持传统廊桥的交通与歇脚功能的同时引入新的艺术内容,并将风雨桥的形式语言加以现代化。结构上,美术馆以桥上桥的形式构成。下层钢桥是开放的桁架结构,为行人提供一个带顶的街道,同时也助于疏导洪水;上层的现浇混凝土拱桥内部设有画廊。两桥之间是一个由玻璃幕墙和筒瓦遮阳系统围合而成的大展厅。美术馆的服务空间如门厅、行政办公、商店和茶室安置在两端的桥头建筑内。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侧河岸进入美术馆。

莫: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在80年代末开始有系统地建立文化基础设施,保留一系列位于市中心的殖民政府时期建筑,并翻新改用为新的文化机构。殖民政府规划新加坡时,设为政经中心的新加坡河北岸一带,现已完全成为年轻国家展现文化的平台。

除了硬件建设,文化机构也积极地重塑本地人的文化认同感。

以亚洲文明博物馆的策展方向为例:从开馆到20世纪末,重点在追索新加坡各种族的母国文化,呈现中国、印度、回教文化的古典文物,整体上带有浓厚的移民心态。2010年开始,策展方向改为述说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各港口城市自17世纪以来在贸易与文化上的交流。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于19世纪已是此通道上的重要港口,是不折不扣的港口城市。港口城市之间的交流产生多元的混合文化。用这样的观点追述新加坡文化的根源和本质,比单一性的论述移民与母国文化的关系更为丰富。国人可在新加坡塑造身份认同感进程中,清楚看见历史上社会一直是开放多元的。

在这一系列文化基础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参与了国家博物馆的翻新和扩建,土生文化馆的展览设计和维多利亚剧场和音乐厅的翻新。

在建筑风格上,国家博物馆扩建用的是现代建筑和传统殖民建筑鲜明的对比和对话。在维多利亚剧场和音乐厅的翻新中,新与旧的对比较细致、含蓄和复杂,其中包括重修、重释、重建殖民建筑的各种元素,也包括回收旧剧场里50年代剧院座位的各种零件,并将之重用在剧场的室内装饰上,以保留一代人50年来使用剧场的记忆。

新加坡维多利亚旧剧院的座位回收后,用于新剧场的室内装饰。(Edward Hendricks摄)
新加坡维多利亚旧剧院的座位回收后,用于新剧场的室内装饰。(Edward Hendricks摄)

除了向来有在适当的情况和项目中引用中国文化空间元素,这些文化机构项目也使我们多接触英殖时期的新古典派建筑。身为一名新加坡建筑师,我们的文化处境必然是多元的。

问:中国当代建筑发展可说是从张永和老师这批90年代“海归”建筑师开启的。你把美国建筑设计思维注入中国空间、环境设计。现在中国当代建筑发展处于什么阶段?莫玮玮又如何看目前新加坡建筑设计的发展阶段?怎么看你这一代建筑师和之后的新一代建筑师?

张:我一直并不完全认同美国的建筑思想及审美。美国建筑因于1970和80年代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缺乏对建筑本质问题的探究。美国建筑教育务虚的含量偏高,不教学生如何造房子,但1990年代初的中国建筑师也不关心工程,与工匠精神已相去甚远。今天,有一批中国建筑师之所以盖出了不错的房子,是因为对建筑核心问题,如材料、结构、建造、空间等非常重视,也因此逐渐不追求标新立异。如果中国建筑教育能够形成围绕本体论的清晰构架,就可能产生更多的优秀建筑师,建设更持久的好建筑。在此基础上,建筑学应该扩展出去关心社会,关心环境,关心文化。

莫:第一、二代的新加坡建筑师经历反殖民时代,立足于刚独立时局未定的年轻国家,学的虽然是西方现代建筑设计,却有胆识反思其建筑语言,用热带气候为基础,重新定义本土建筑。

1980年代入行的建筑师,面对的是时局已定,公务机构庞大的处境。除非成为公务员建筑师,一般上少有机会参与公共建筑设计。当时私人执业建筑师的设计项目以私人房屋、公寓和商业大厦为主。90年代中期,社会逐渐富裕,开始有人欣赏好设计,给予私人建筑师比较大的发挥平台,促使这代建筑师集中精力在空间、用材、外形上的营造。套句张永和老师的话,就是注重“如何造房子”。

2000年初期,金融危机和沙斯疫情重创新加坡经济,政府重组并鼓吹“创意工业”。政府公共部门负责的公共建筑设计开始向私人建筑所开放,使第三代建筑师有机会参与国家基础设施的设计。新加坡的建筑水平总体上提高了不少,这是第三代建筑师提供的一个新层面。

后浪推前浪,眼看第四第五代建筑师冒起,希望他们在现有基础上发展出较多元的建筑理念,不要只唱同一个热带风格等于可持续发展建筑的调调,也深化对建筑语言的探索与实践。希望年轻一代多合作,不要急于单枪匹马,自立门户。这样才有时间精力做更多有持久性的好建筑,也才能放眼世界,用优秀的本土建筑在国际建筑论坛上与大众对话。

莫玮玮

新加坡当代领军级建筑师,1956年出生,父亲是《联合早报》首任总编辑莫理光。1982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师从我国先驱建筑师林少伟(William Lim),1991年成为William Lim Associates建筑事务所合伙人。2003年,林少伟退休后,莫玮玮以事务所原班人马为团队,创办W Architects,现是该事务所总监。

莫玮玮以创新当代设计享誉国际,将华族传统与本土传统设计理念和现代城市思维做细致的结合是他的个人特色。他被选为世界前百名建筑师,作品收录进权威视觉艺术出版社Phaidon Press出版的“10 x 10_2”,建筑作者Robert Powell更称他为“新加坡当代现代主义的领军大师”。

莫玮玮在近40年的建筑生涯打造过各类建筑:小至洋房私宅和联络所;中至私人公寓,如2015年荣获总统设计奖年度设计的The Oliv;大至国家级建筑如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维多利亚剧院与音乐厅和国大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作为塑造当代新加坡城市建筑面貌的一分子,莫玮玮在2007年获颁新加坡最高荣誉的总统设计奖年度设计师。

张永和

中国教父级当代建筑师,1956年生于北京,父亲是被誉为设计了半个北京城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张开济。

张永和在中国当代建筑创下许多第一。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毕业后,他自费赴美留学,成了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学习建筑的人才之一。考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学硕士学位后,他在多家美国名校,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莱斯大学执教。1993年,他成了第一批海归中国的建筑师,与鲁力佳成立了第一家独立建筑事务所“非常建筑”。

张永和除了把“解构主义”介绍给中国建筑界,也是第一个尝试把美国新颖的建筑教育方式引入中国,组织创建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的建筑师,并在1999年担任研究中心主任,2005年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

张永和是首位,也是目前唯一担任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的中国人。张永和著名的设计包括席殊书屋、晨兴数学楼、山语间别墅等,最新作品是为艺术大师黄永玉设计的,以一座中国桥梁为造型的“吉首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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