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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从医后人 就冠病忆伍连德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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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伍连德医生远赴中国哈尔滨应对鼠疫。他开创新的方法,包括遮盖面部和隔离,在短短三个月内成功控制了疫情。今天,伍医生的医学遗产通过他的工作和后裔得以延续。

我的曾祖父伍连德医生写下了他在1910年12月抵达哈尔滨的经历:当来访者进入镇上,他们能感觉到居民中有一种紧张和不祥的气氛,四处都有人谈论着发烧、吐血、突然死亡,被遗弃在路旁或空地的尸体等话题。

当时年仅31岁的伍医生领导抗击在中国北方满洲暴发的鼠疫,这是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在几天内造成6万多人死亡。这位出生在英属马来亚,于英国剑桥大学受教育的伍医生被当地的医生、警察、军队和文职官员赋予广泛的权力对抗疫情。最终,伍医生在抵达疫区的三个月后成功遏制疫情。接下来的一个月,伍医生在中国主持一项有关鼠疫的国际会议,共有来自11个国家地区的疾病专家参与,这是一项标志性事件。1935年,伍医生被提名角逐诺贝尔医学奖。

今日,全球为了抗衡2019冠状病毒的大流行,特别关注伍医生提倡的公共卫生措施,包括被广泛采用的纱布面罩(也就是今日N95的前身)以及隔离方式。除了推行公共卫生之外,伍医生还被赐予一本横跨四大洲的医学后代的族谱,其中包括顶尖的病理学家、病毒学家、放射学家以及急诊医学家,他们正在全球推行加强戴口罩政策,提高医学科学的跨国合作,他们坚信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它。

以下是伍医生六名从医后代讲述的抗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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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旋医生(Dr James T.S. Lee)

李东旋医生(Dr James T.S. Lee)

全科医生及针灸师

英国贝尔法斯特

伍连德医生是李医生的舅公

我非常崇拜伍医生在100年前为中国大陆所做出的贡献。难怪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北京和哈尔滨,人们仍然崇拜他。如果他是白种人,他将会与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及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史书上齐名。

我已经84岁,是与伍连德医生有血缘关系的前几代医生之一。我的祖母是伍医生最疼爱的妹妹,这可能是因为他最爱吃我祖母烹调的娘惹咖喱。祖母也很敬爱这位哥哥。祖母时常用粤语提醒我:“天上雷公,地上舅公。”我经常见到这位伟人直到1954年,此后我离开马来西亚到英国深造。

我选修全科医学,后来对中医产生兴趣而到台湾深造。我从事针灸疗法已经38年。在因大流行而封锁之前,我每周工作五天半。

在英国,人们对2019冠状病毒有很多困惑,有太多的人在告诉每个人该做什么,还有太多的政治、种族主义和其他干扰因素。伍医生植根于西方医学的公共卫生原则,至今仍很重要。我也很感恩能让我的病人了解这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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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汉伟医生(Dr William Yong)

翁汉伟医生(Dr William Yong)

加利福尼亚大学病理学家与检验医学教授

∕神经病理学主任

美国洛杉矶

伍连德医生是翁医生的太舅公

我的父亲,翁国贵医生是一名内科医生,他时常骄傲地告诉我有关伍医生当年在满洲遏制鼠疫的贡献。我感到荣幸能够传承家族的医疗使命。在我遇到爱之病和2019冠状病毒这两个流行病期间,伍医生坚韧地面对无形敌人的精神一直是我的力量源泉。如果伍医生能在医疗资源严重缺乏的时代完成这么多工作,我当然可以发挥作用,尽管我只是一名小步兵。

80年代中,当爱之病肆虐,人们感到恐慌时,我只是一名修读一般较常见的爱之病病毒,也就是现今被称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毕业生。我必须培养和采集数百万个病毒颗粒进行试验,我做足防护和安全措施。若干年后,我继续上医学院深造,成为神经病理学家。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我主要关注脑肿瘤和生物储存库。许多临床和研究活动被削减以扩大对冠病的护理。我必须对死于冠病的爱之病患者验尸。至于研究大脑和其他神经系统变化的工作仍继续。

当我们所有人面临挑战时,许多努力击败冠病的人的创新、承诺、决心、活力和勇气让我深受鼓舞,而令我担忧的是恐惧和错误信息往往是每一次流行病的盟友。我们应学习伍医生,以冷静、科学为基础的领导和研究,才能战胜全球性的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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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世杰医生(Dr Lam Sai Kit)

林世杰医生(Dr Lam Sai Kit)

马来亚大学临床病毒学家及研究顾问

∕马来西亚理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马来西亚八打灵再也

伍连德医生是林医生的表叔

和伍连德医生一样,我也曾有过处理疫情的小经验。那是在1998年及1999年期间,在马来西亚猪农中暴发的紧急立百脑炎。鼠疫与立百脑炎同样是人畜共通的传染病,分别由土拨鼠和果蝠传播。在1990年代,马来西亚还没有足够的装备来处理这种高致命性病毒,但是至少我们拥有设备完善的实验室,不像伍医生当年那样必须在死者家中解剖尸体,在没有自来水装备的实验室工作,在实验室温度下培养出致命的细菌,烧柴火保温等。

2019冠状病毒的暴发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们回顾伍医生所经历的苦难,并且感谢他对医药科学的贡献。除了照顾重病患者外,他还得单独承担起流行病学家、细菌学家、病理学家和公共卫生的统帅。他非常清楚自己在试图控制疫情所面对的风险,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完成手头上的任务。伍医生留下的医学遗产可以让我们继续与冠病抗衡。

50年代,我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怡保见到了这位鼠疫病毒猎人——伍医生,他成功在短短三个月内遏制鼠疫的蔓延,虽然终结冠病仍遥遥无期,我们还是必须继续努力与这场流行病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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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爱莲医生(Dr Daphne Teh Ai Lin)

郑爱莲医生(Dr Daphne Teh Ai Lin)

巴生中央医院眼科专家

马来西亚实达阿南

伍连德医生是郑医生的曾太舅公

现今的大流行,眼科和耳、鼻、喉专科医生比其他专科医生更容易感染病毒,因为在看诊时与别人近距离接触。我们加紧配备了防护设备,安装了自制的防护屏。院方设定了新的方案,以改善候诊时间和减少拥挤,加强社交距离,并使用科技方式向病人发送处方和推荐信。

我不希望世界因为大流行而停下来,重新审视它的优先事项。我真希望在这个信息触手可及的时代,我们不必因为纯粹的无知和阴谋论而丧失无数的生命。我也希望政治不会影响维护无数生命的领导者所做出的决策。我希望人们能意识到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每个人都能尽自己的力量来阻止疾病传播,拯救世界。

当我了解到曾太舅公所做出的贡献时,我想知道自己是否也为我的职业和社区贡献了最好的自己。曾太舅公在医学上伟大的遗产驱使我在逆境中坚持不懈,即使这意味着我得远离三个年幼的孩子,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更远大的梦想,因为曾太舅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可以如何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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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珊伍医生(Dr Shan Woo Liu)

刘珊伍医生(Dr Shan Woo Liu)

马萨诸塞州中央医院急诊医生

∕哈佛医学院急诊医学副教授

美国波士顿

伍连德医生是刘医生的曾祖父

我从小就和父亲一起看科学节目,也被告知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公共卫生科医生。在我16岁那年,我前往巴拉圭的偏远乡村当一名免疫志愿者。这坚定了我通过医学和公共卫生帮助他人的决心。

在波士顿,虽然冠病患者的人数继续下降,但是在冠病确诊病例激增期间,我经常看到年轻人被插管,年轻健壮的医生因感染病毒被送进急诊室,接受心脏搭桥手术,这实在让人感到恐惧。想到当年伍连德医生面对的是一种死亡率高达100%的病毒,却仍然能在短短三个月内控制了疫情,让我感到惊讶。每次我换一个班次,抢救冠病病人时,我都会想起我的曾祖父,让我控制恐惧,帮助别人,同时记住:这是我的使命。

虽然鼠疫是一种致死率更高的疾病,但2019冠状病毒改变了整个地球,杀死了更多人。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地区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那些实行政策的亚洲国家,这些政策可以追溯到伍医生一个世纪前控制瘟疫的做法。在美国,我担心在这次疫情暴发的最初几个月里,忽视这些策略已经让我们损失了数万人的性命。

有个说法是,全人类能来到今天,是因为伍医生在一个世纪前为控制流行病所做的努力。我们也会因着同样的原因而有了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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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绮云医生(Dr Yvonne Ho)

何绮云医生(Dr Yvonne Ho)

放射科和核医学专家

∕澳大利亚皇家与新西兰放射医学院董事

澳大利亚墨尔本

伍连德医生是何医生的太舅公

我的母亲是一个热衷于讲故事的人,她确保自己的孩子们对家族的历史了如指掌,因此我很荣幸知道自己是伍医生的第四代后裔。

近20年前,沙斯暴发期间,我在位于亚洲十字路口的新加坡一家医院担任核医学主任。在那次流行病期间,一个由科学和医学主导的全国性协调反应,由新加坡卫生部领导,在疫情期间提供充足的口罩,确保所有医护人员在进入任何病人护理区前都获得充分的保护。为了避免工作人员之间的交叉感染,影像科和医院其他部门之间设立了疑似患者专用通道。

当有关政府部门对风险的认识不断改变时,他们把合乎逻辑,以科学为依据的相关资讯广泛地发布给工作人员。此外,新加坡政府也在公共卫生方面也对其国民进行了教育,并呼吁他们发挥社区精神帮助他人。通过公共卫生教育,可以聚集力量支持全国抗击这一流行病。

在澳大利亚,控制疫情的情况看起来不同:缺乏口罩,政治渗入大流行病。但是,尽管集中协调的努力减少了,但个人仍在贡献时间和精力来帮助他人。今年春天,我创建了一个全国范围内兽医部门所有呼吸机的注册,以方便他们无缝连接到医院重症监护室,作为潜在激增期间的备用设备。我也协助慈济基金会(台湾非政府组织)捐赠个人防护设备到墨尔本的安老院。2019冠状病毒是一种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的医学情况。医生们,包括伍医生时期的医生,习惯于互相学习和建立共同的知识。智者会倡导国际友爱者之间进行更大的医学合作,以及远离政治的无偏见的事实交流,以使我们人类能够生存。

报道的英文版原刊登在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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