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景、想象与技艺 我的台北记忆速写

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屋历史悠久。
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屋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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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后殖民地景无所不在,来自不同殖民时代所遗留下的痕迹,在不一样的时空会交错出不同的诠释向度。

当前学界对记忆理论的研究,大多是以“社会建构论”为主轴,记忆确实不单是个人的心理认知,而是复杂的社会过程形塑而成的结果;记忆的萌生和传递乃至再现的方式,其内涵都受到各种内外在条件的影响。小若一个历史物件,大至一方地景风貌,都装填了无数记忆的载体,供踏查的游人一一挖掘。在台湾,后殖民地景(postcolonial landscape)无所不在,来自不同殖民时代所遗留下的痕迹,在不一样的时空会交错出不同的诠释向度。

若不是研究历史文学或对台湾感兴趣,一般人只知道台湾也有一个别称曰“宝岛”(虽然很多台湾人自嘲为“鬼岛”),相信不太多人知道台湾另一个美丽的地名“福尔摩沙”(Formosa)的由来,据说这个名称来自最先发现台湾的葡萄牙人。16世纪行经这里的水手惊艳于这颗孤悬于海上的璀璨明珠,将之命名为“美丽岛”。这数百年来,“美丽岛”这个代称甚至也沾染了不少政治尘埃,经历多重殖民的“福尔摩沙”虽只有400多年的历史,但时空的刻度却比一些千年古城来得纵深;同是四面环海的城邦,台湾经过荷治、清领、日据时代风云际会的火炼,兴许比被英国殖民过的狮城更显恢弘慑人。

所谓地景,指涉的不仅是刺激视觉感官的在地空间,也连接了意涵厚重的人文美学,可以通过文字、艺术加以阐述。城市地景既不脱生态法则,更牵涉了人们生活其中的流动意象,呈现出现实与想象交织的符号系统(signifying system)。今年疫情最严重的上半年,刚好在台北作学术研究,在调研期间也用另一把记忆之匙打开了这座城市的过去,凝视和前瞻这个首善之都的当下与未来。

重庆南路:封存传奇的书店街

好多年前,每次到台北必到重庆南路二段的书店街,那时还不知道应去明星咖啡屋吃块蛋糕,也还没留意到武昌街里的城隍庙,以及那条周梦蝶离世后还供人凭吊的骑楼。彼时逛诚品尚未形成游客的打卡圣地,商务、三民、世界书局及后来的金石堂,和其他三步一家的小书店,就是杨照书中怀念青春年少的记忆重镇。

据说台北更早以前因书香而知名的地方是牯岭街,但我对这个地名的印象只定格在杨德昌的电影,那部始终没看过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对我这个从南方来的小朋友而言,台湾这座文学岛屿蕴含奇幻的文字魅力,随便走过一座天桥都会邂逅一行诗句,个性商店的店名和氛围通常都很文青。但如今,文青二字却给人无限做作的感觉,就像木心的某些文字予人矫情的不耐。

这条书店街曾经催生了许多作家,明星咖啡屋更是《现代文学》创刊的摇篮。千禧年迈入网络时代以后,书店街的叱咤也开始倒数,这20年来书店陆续吹熄灯号,三民书局因为不必承受租金的压力,勉强还能屹立不倒,商旅和餐馆进驻原来好几家书店的位置,重庆南路已不再是当年风光一时的书店街。去年台湾中生代作家吴钧尧出版的《重庆潮汐》,就是追忆自己担任《幼狮文艺》主编的年月,杂志位于重庆南路一段的编辑部还在见证历史潮汐的消退……

经已没落的书店街其实缀满复杂的历史纹理,首尾两端都有几百年沧桑的历史门户,两旁破落失修的建筑都在不同时段见证过台北城的重要变迁。台北落脚期间在书店街隔邻的延平南路也住了几个月,距北门只有几步之遥。不论是走去台北车站,或信步晃去另一个方向的大稻埕,总会看到不同视点的北门。有时晚上一个人觅食,就会一路踢踏一路浏览,随机走进任何一间食肆却发现原来都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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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路口是西门(宝成门)的原址,后面就是熙攘的西门町商区。

北门之美:谁在呼唤城门开

其实认真爬梳重庆南路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条书店街其实来头并不小。早在清代时,这条直通北门的要道,就是迎接重要官员的必经之路,因此北门才名为“承恩门”。道旁最显眼的古迹就是抚台衙门,一路直通可迎往中山堂,原本在清代是重要的机关所在。日本殖民时代,则在北门遥遥相望的另一头建造总督府,即是今日中华民国总统府。

台北城当年原有五个城门,分别是东门(景福门)、西门(宝成门)、南门(丽正门)、北门(承恩门),以及小南门(重熙门)。日治时期,日本人借口都市规划而拆掉了西门,其他城门虽经过民间人士抗议后得以保全,可惜蒋氏政权接管台湾以后,却把几个幸存的城门改造成华北的风格,独有北门因地理位置本来差点被拆,反而保留了原来闽南建筑的原貌。暂居离北门不远的商旅期间,每次经过位于交通要塞的北门,总欣羡台北人能通过这扇城门让世人窥见这座城市顽强的生命力。

漫游时会从不同角度端详城门,时而想象当年能久亲王怎么通过这道门进入台北城,时而会揣想当年唐景崧和一众清将若不畏战,肯和民兵一起奋勇抗日,“台湾民主国”也许不会那么短命,今天也不会统独之争吵个没完没了……

所谓统独也分蓝绿阵营,最堪玩味的当然是由蓝转绿(台湾人称之为蓝皮绿骨)的李登辉,或者说他是伪装技巧高明的变色龙也不为过。回国后不久传来李登辉病逝的消息,人们对这个中华民国前总统评价两极,但台湾人却普遍将他誉为“台独之父”,虽然也有另一些人批他是“黑金之父”。李登辉无疑是东亚近代史上的政治狠角色,毁誉参半并不奇怪,但视他为民主先生则恰恰反映了台湾民主的畸形发展,而且一步步走向极端化的民粹。记得台湾1987年解严后不久蒋经国就去世,时任副总统的李登辉顺势接任上位,1996年作家张大春的小说《撒谎的信徒》明显影射李登辉的狡诈,虽不尽然认同大头春的统派史观,却也无法迎合极端教义派行事的双重标准。

引起我好奇而去探索文学华丽外衣下所覆盖的历史,足证文学笔力毫不逊色于铮铮史笔。涉入政治哲学宛若敲开一道任意门,若说北门当年一推开就掀启台湾现代化的里程碑,日本50年的文化殖民影响台湾至巨,那么我们也必须理解政治人物每个起心动念,后续效应往往冲击的不仅是一个仓皇世代,而是民间每个家族的命运皆随之扬波回澜。我不是一个会开启话匣子的人,但总会遇到热情的在地人把我误认成香港人后,告诉我很多台港命运相依的故事,他们在大中国的阴影下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以及他们对东南亚(南洋)不明就里的猎奇目光。在聆听中不难发现,台湾人不论是极端的深蓝或深绿,理性的浅蓝或浅绿,最大的共识就是对海峡彼岸独裁政权的疑虑。而省籍矛盾一直都在,就像附近的“二二八公园”和天马茶房,不断提醒人们73年前的冲突不会安于在历史课本尘封,频繁的选举总会有人重燃记忆爆点的引信。

记忆的泛政治化,总是混杂着人性欲望。记忆被唤起、追溯,进而宣扬与重构,经常用于国族、群体创伤的弭平及和解,对于社会认同的塑造亦有其效应。反之,政治化的记忆也往往是制造仇恨的利刃,主体定位的确立犹如挥舞一把双刃剑。当年给日本人引路进城的士绅辜显荣从此富甲一方,其家族(辜振甫也是他的儿子)至今还称霸金融界;但那个攀梯打开城门的老菜贩后来安在?已经没什么人在意了。

温州街:巷弄里的情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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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温州街殷海光故居。

说到自由民主,就想起殷海光。这次旅居台北进行研究工作,除了国家图书馆的奖助之外,也获得台湾大学慷慨提供各种便利,其中就包括在温州街的学人宿舍下榻了几个月。温州街在日治时期本就是帝国大学教职员宿舍遍布的区域,至今仍是文人教授安居的文教区。殷海光故居就在这里,我住22巷而他在16巷,某个飘着细雨的下午从图书馆回来,走进那座日式老房屋发呆了一个多钟,想象着他不得志而早逝的愤懑,院子里有他亲手挖凿的水池,游不出浅滩的蛟龙最后唯有升天而去。对了,我对日式老房子有一种莫名的情意结,尤其是那种保留下来的黑瓦红门,仿佛每片门板都嵌着往事的卡榫。

住在这里,最大的乐趣是穿街走巷。这里很多巷弄都暗藏着惊喜,有时一个拐弯就遇见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座或饶富历史的老店。我不是贪嘴好吃之辈,但循着骆以军的散文按图索骥,就会看到不少美食跻身在阡陌纵横的小巷。当然,温州街另一个让人心神向往的原因,就是不少作家都在这里停驻过。李渝自然是第一个浮上心头的名字,李渝和骆以军的文章都把这一带譬喻成纸上的小中国,大街小巷的命名来自华夏大江南北的地理;还有太早离世的林燿德和邱妙津,短暂的人生都曾在温州街留驻过一段岁月;台大退休教授林文月也曾经写过温州街,但不是记录她自己的生活记忆,而是为文缅怀台静农和郑骞两位前辈,他们都曾住过温州街。

诗人向阳知道我住在温州街,曾过来一起在“大院子”喝下午茶,他笑说晚上若夜归有可能会和文人学者隔世相逢,指的是那些已经辞世却名留文学史的作家们。但这种魑魅意象不会令我心生恐惧,反而充满迤逦遐想。“大院子”也曾是台大的旧宿舍,经祝融光顾后一度变成破败的废墟,后由一位财团董娘修复后才成为今天艺文界人士畅聚的所在。

住在这里另一个好处,就是离台大配给的研究室很近,沿着辛亥路走就能抵达台文所。台湾大学的前身是帝国大学,不论战前或战后,都是台湾人心目中的第一学府。宿舍隔壁是一家很有氛围的咖啡屋兼书店叫“栾树下”,带着笔电绕过去看看书、写写稿,轻易就可消磨一个下午。附近有一家“糊涂面”,常去吃碗鲁肉饭配蛋花汤,不知因何从没想过要点招牌糊涂面,也许潜意识觉得人在异乡保持清醒些比较好。哈哈。

台北车站:不同族群的观景窗

冠状病毒肆虐期间,人在台北其实没感觉到太大的冲击,那时闻悉狮城全国阻断两个月,千里之外的朋友看我在面簿张贴趴趴走的贴文,都说简直是两个世界。

在台北,人们生活如常,除了进出公共场所须戴口罩之外,基本上没太大限制。比较可怜的是街上随处可见的游民,尤其是台北车站周边和地下街,入夜后街友都把这里当成避风港,栖身于此的流浪者也是城市的一道诡异的风景线。这些人背后都系着起伏跌宕的身世,我相信没有人天生就是乞丐命,命运有一半是天数难逆,一半由自己掌控,掌中纹路错综有一定的道理。

早期的台湾电影都喜欢在这里取镜,不论是对外来者或在地人来说,台北车站俨然就是一处无可取代的地景,《恋恋风尘》和《超级大国民》经典画面除了中华商场,就是在1989年竣工的台北车站(历史上第四次落成的站房)。前者已在1992年被怪手肢解,埋进台北人的记忆深处,但后者今天仍是新旧交错的枢纽,中华商场有些摊贩据说后来也迁入台北车站地下街。在台北101还没矗立在东区之前,台北车站是每个旅人必定要留影的地标;白天行色匆忙的通勤族靠它接驳,晚上每个角落收容着无家可归的游魂。在我这个客居台北的异乡人看来,它的多重意义还带着几分感性的依恋。往返不同县市会友或演讲的旅途中,一个人背着行囊搭乘火车或高铁,很享受在月台候车的感觉,怀揣一种轻装上路的心情。

说到中华商场,不得不顺带一提这个本质上虽已消失,但却无法从台北人记忆中抹去的地标。这座在中华路上一连八栋(分别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的大商场紧挨着铁路轨道,当年每个从外县市搭火车进台北的人,都会把中华商场看成是进入台北城的第一个景象。因此不少小说书写台北都重现中华商场的昔日风采,最有名的就是吴明益的《天桥上的魔术师》,用魔幻手法把孩提住过的中华商场召唤回来,台湾公共电视甚至在台北外郊(新北市)的汐止重建布景,以原著改编的手法将小说拍成电视剧,刮起一股老台北怀旧风潮。可见地景文学的作用力之不可小觑,它让一个已经消失三年的建筑物在现实中复活,也启动人们对台北历史的记忆探索。

文学逆袭:保卫记忆的技艺

作为战后承平时代成长的写作人,台北对我来说曾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境域,直到爱上文学并深入历史研究以后发现,这个地方不仅是经历殖民者不断被擦写的“羊皮纸”,也让我省思城市经验如何历练我们在写作上厚积薄发。台湾解严后成长的一代和我们一样,大部分都只有城市成长记忆,过去所谓的本土性所侧重的乡土色彩早已淡化,文学台北展现的面貌也不再是二元化的城乡对立。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要逆着被同化的潮流,跟上时代步伐之余如何保存本族文化才是重中之重,记忆政治的装置是国家维护历史的责任,写作也负有端正文化记忆的义务。

游走大稻埕和万华艋舺,会让我想起新加坡的大坡(桥南路一带包括牛车水)、小坡(桥北路一带包括四马路);重庆南路书街也让人联想没落的新加坡书城(百胜楼),回忆“百胜楼”名称的来历也不觉莞尔。西门町从荒涼的洼地蜕变成白先勇笔下的“小上海”,永远的尹雪艳活在外省老兵的记忆深处;朱天心则跑到遥远的京都去掇拾她回不去的童年记忆,《古都》假托旅人借一张古地图回到越来越陌生的台北。沧海桑田,乌托邦终将变成不再熟悉的异托邦,走过的地景虽然随着时代转身而丕变,但流传下来的典故就是千丝万缕的线索,留待我们依凭文学技艺去慢慢缝接、串起,在纸上再现每个时代特有的地景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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