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家国 (五之一) ——潘正镭的《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

潘正镭新著《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作者提供)
潘正镭新著《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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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正镭新著《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中共分64个单元,每一个单元皆由散文、诗和图交织而成。李有成评说这是一部记忆之书,它不仅是潘正镭个人的自叙传,更多恐怕是新加坡的故事。

潘正镭退休后不久曾有台北之行,带给我他的诗集《@62》。封面是老友陈瑞献的设计,书名反白,全然是网络时代的产物;除此之外,瑞献所书“潘正镭诗集”五个行书大字特别醒目。我读后发现,原来《@62》的设计是一年一诗,从退休之日倒数,沿生命之河回溯,一路回到源头,62首诗每首看似独立,合起来实为一体,甚至构成长篇叙事,就像诗人在这本《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开卷之作《西瓜切半边》一文所说的,“从@2016年起笔,溯年回写,至父母生我之@1955。末篇以@2017为终结。这一体制,串联62首作品,总体一首诗。”这样的设计构思饶富创意,诗人虽谦称此“不过一人之诗记尔”,但19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早就提醒我们,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换言之,个人的背后可能联结更大的外在世界,个人因此可能与集体有关,既指涉横向的社会现实,也召唤垂直的历史记忆。我初读《@62》即留下这样的印象。

去年与潘正镭分别在台北与新加坡相聚,他谈到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的随笔专栏,每隔周的周五见报,试以散文为《@62》诸诗注释。我这才恍然大悟,《@62》只是他所谓的“半边书”,另一边则是其专栏文字,这样诗文合体,才算完整,两个半边西瓜才复归原状。这本《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正是诗文合体后的产物。由于诗完成在先,文补写在后,我们很容易视这样的书写过程为以文证诗,不过细读这本诗文集,说是诗文互证可能更为贴切。收入《@62》的诗长短不一,短者一行,属单行诗,长则数行,最长者也不过十余行,形式自由,意象质朴,留下宽广的诠释空间。我读过多本潘正镭的诗集,诸如《再生树》《天微明时我是诗人》《天毯》等,他的诗多半语言纯净,少有拖泥带水,《@62》在这方面更是推前一步,除了纯净,语言更见精省、简朴,甚至让我想起日本庭园的枯山水。《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在诗文之外,另附有照片或图片,三者交互印证,发明,乃至于诠释,更因此构成内部某种形式的互文关系(intertextual relation)。这显然是一本难以归类,甚或拒绝被归类的书。

1980年代中期,我有中、英文长文析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巴特论巴特》(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那是我的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时期,行文不免带有一些巴黎腔的批评术语。《巴特论巴特》也是一本不易归类的书,主要部分由100多页或长或短的文字片断(fragments)组成,这些片断大致依字母的顺序排列。在一则题为《字母》(“The Alphabet”)的片断中,巴特解释说,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制造“一个想法一则片断,一则片断一个想法”的效应。夹杂在这些片断之间的是巴特的手稿、笔记、乐谱影本,甚至还有一幅毛里斯昂利(Maurice Henry)的著名漫画,画中人物即1960年代前后巴黎当红的结构主义者:巴特之外,还包括傅柯(Michel Foucault)、拉冈(Jacques Lacan)及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诸多片断之后,尚附有巴特简单的年谱,而且简单到只列举了几个事实。巴特甚至在年谱最后将他一生的活动、际遇及感受简略地纳入括弧里:“(一生:读书、疾病、约会。其他的呢?遭遇、友谊、爱情、旅行、阅读、享乐、恐惧、满足、愤怒、沮丧:用一句话说:回响?——存在于文本之中——但不在作品里)。”

时序上以倒叙方式串联成更大的叙事

在《巴特论巴特》中,文字片断之前另有约40页附加说明的照片,呈现的是不同时期——特别是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巴特。因此我们并不清楚,《巴特论巴特》这个文本究竟是始于片断,抑或始于照片?可以肯定的是,照片对内文各个片断是有指涉与参考意义的。巴特显然刻意要将《巴特论巴特》模塑为他所说的文本,而非传统意义的作品。对巴特而言,文本不同于作品,文本不是一个封闭而稳定的系统,由于符号的变动不居,文本因此排斥任何形式的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并且否定直指根源,回到始源或者最初意义的可能性。德希达(Jacques Derrida)的名言“别无外在文本”(“Il n’y a pas de hor-texte”)就经常被援引以说明文本的自主与开放。他并不否认脉络或指涉,只不过他相信,文本化已使脉络或指涉不复可求。我那时的兴趣是自传研究。我怎么看《巴特论巴特》就是一本自传——或者反自传,因为巴特的文本原本就异于传统意义的自传,缺乏自传文类所预期的完整结构与连贯叙事。巴特说过,他没有传记,如果有人想要为他作传,他希望他的一生最后“被缩减为一些细节、一些偏好、一些变 化”,也就是他所说的“传素”(“biographemes”)。其实在我看来,《巴特论巴特》正是一本由许多“传素”构组的文本,充斥着人物、地点、 时间、事件等等记忆的碎片。

潘正镭的《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勾起我三十几年前细读《巴特论巴特》的记忆。我无意将此书视为一部巴特式的文本,只是从文本的概念出发,这本诗、文、图交织而成的著作,与《巴特论巴特》一样,正面挑战的正是文类的归属问题。潘正镭自承志不在写史,他想留下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多是彼事彼物彼情彼景此心之岁月片羽”,不过他的话并不妨碍我在这些“岁月片羽”中看到自叙传的成分;而他所指的“彼事彼物彼情彼景”,非但远比巴特心目中的“传素”来得复杂、丰富,其诗文的规模也不能简单以巴特式的片断视之。尤其那些散文,一年一则,每一则的叙事相当完整,把这些叙事交互串联,自然构成更大的叙事,而其中的角色总不脱作者与其身边的人物,我称之为自叙传因此并非无的放矢。潘正镭的自叙传也是依时序发展,只不过这个时序却是以倒叙的方式,从2016他临退休的前一年开始,采一年一段记忆往后逆向回溯,至1955他出生那年为止。整个文本至此应已结束,其自叙传则始于由文本结束之时。紧接着2017年的一诗一文既总结自己的媒体生涯,同时标志未来另一个旅程的新起点,即诗中所说的,凭“一本天朗护照”,“安静续程”。从我的描述不难发现,潘正镭显然有意藉独特的形式结构营造其文本的叙事性,这反而是巴特的文本所刻意回避的。

南北两座岛屿分属“根”与“路”

《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文本的终结却是潘正镭生命肇始之时。这一年是1955年,诗《@1955》一开头就开宗明义,揭开他的名字之谜:春天我来到世间/父亲说:“天公打雷 /按个金吧”/安正/我所属字辈。释名之后则是追溯他的家族根源,从个人到家族,自叙传的雏形在《@1955》一诗中已见端倪。诗最后四行是这样的:驶过那道阳光的/门户,岛对岛/我家属于向北之南方/之国域。这节诗提到的地理相关细节,潘正镭在散文《春雷》中有进一步说明。这篇散文表面所叙为作者偕妻子初访父母海南老家的经过,实则更重要的是这表面背后所牵涉的家族故事:父亲如何于1930年代南下泰国谋生,如何于1950年代初返乡再娶,之后又别乡离家,母亲又如何在数年后南来新加坡与父亲团聚。这些细节正好回应了《@1955》一诗首行潘正镭的自述:“春天我来到世间”。作者另有一姐一妹,再加上父亲前妻所生的大哥,潘家开始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在《春雷》一文中,潘正镭对父母亲的离散命运颇多感触,他说:“红火炙人的中国风潮动荡,南洋小岛虽人浮于事,但处在社会边缘谋生计却相对的令人卑微居安,家小在此即以此为家,乡心的距离愈离愈如远去的雁影,隐入悠远无涯的时空。”潘家的故事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恐怕也是许多离散华人的故事。“红火炙人的中国风潮动荡”一语指的当然是中国大陆自1950年代末期以迄文化大革命结束约20年的动乱岁月。潘 正镭的父亲从此再也没有重返家乡,因此才有1987年他偕妻子代父母返乡之旅。

诗《@1955》最后一节有“岛对岛”一句,指涉的正是潘家与海南和新加坡这两座岛屿的关系叙事。人类学家柯立佛(James Clifford) 在长文《离散》(“Diaspora”)中,尝以“根”(roots)与“路” (routes)这两个概念描述人的离散状况。“根”属于离散的始源,是故园,是原乡,也是过去与记忆之所在,是有朝一日可能落叶归根的地方,至少是可以寄托乡愁的地方;“路”则指向离散的终点,即居留地,是离散社群赖以依附并形成网络的地方,因此属于未来,导向未知。潘正镭诗中的两座岛屿分属“根”与“路”,分属过去与未来;不过有了未来,却未必需要遗忘过去。诗《@1955》与散文《春雷》所叙为现在连接过去的故事。尤其《春雷》,最后以潘氏家族的流徙与离散终结,讲述的正是典型的“根”与“路”的故事:

在潘氏家谱中,寻得父亲这一脉。先世由河南荥阳,南移福建莆田而后潮州。七百年前,海南潘氏先祖,万春,万秋,万里和万全,四兄弟先后由潮州渡琼,我家属万里一支,繁衍至第二十代父亲一辈,两位伯父早逝,姑姑已离世,姑丈落户泰国,家里仅父亲扎根赤道边上的星洲。

泰戈尔《飞鸟集》诗曰:“根是地下的枝,枝是地上的根”。700年前,设若大地为一面平镜,树枝与树根相对照,向北,是根的方向,向南,则是热带岛国开枝散叶,生命之树,天水相依。

《@1955》与《春雷》这一组诗文另附有一张幼儿的坐姿照片。幼儿数月大,身套肚兜,坐姿端正,两眼炯炯有神,正是幼儿潘正镭。这张照片光影甚佳,恰好是潘家南来岛国散叶开花的结果。

我以较长的篇幅析论潘正镭生命初始的这一组诗文图是有原因的,《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文本的整个性质自此定调。依全书目录所示,自这组诗文图接续发展的还有《全家福》《手足》《父亲》《母亲》《鲜花与诗》《女儿》,甚至《虎豹别墅》《120号》等篇。譬如《全家福》一文,所附为潘家六口的家庭合照,装框后还见有摄影室的名称,沧海桑田,可也留下潘家在新加坡散叶开枝的明证。文末这样写着:“回忆照人,岁月含光,不让容颜老去,像山中那花,凋谢循环,芬芳有时。它驮着过去,默然地驰向未来”。此处再次重复过去与未来的修辞策略,凸显的未必是今昔对比,反而是家族绵延不绝的母题。这是离散的积极意义。《手足》一文的主角是潘正镭大妈所生的哥哥,少年时代渡海南来,在新加坡长大,好学深思,后来投身工团与社团工作,热心政治,甚至身体力行,参与1963年的大选——这一年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是这个新兴国家的一员。搭配《手足》的诗《@1983》有诗句云:“哥,请安心穿行吧/那林子漆黑”。这一年他大哥45岁,壮年弃世,“看不到一对 儿女成长”。《手足》一文自然以缅怀兄长为主,不过行文中潘正镭再次提到家族的离散经验,甚至从他大哥工作的国泰酒店谈到新加坡被英、日帝国殖民的历史,他大哥参加1963年大选一事更挑起新加坡短暂加入马来西亚的复杂政治记忆。

故园留给“从前” 眼下只有新现实

离散经验复以故园之思出现在《@1972》一诗。此诗开头一节只有三行:故乡 家乡/故国 家园/记忆无暇太多从前。 短短三行写出离散的无奈,故园之思总熬不过生活的压力,展现在眼前的却是新的现实——新的家庭、新的国家、新的身份,因此故园的种种只能留给“从前”,而“从前”却永远成为前面提到的“根”的一部分。《@1972》是首悼念诗,这一年潘正镭的父亲在移民新加坡约20多年后离世,终其一生未再返回海南老家。这也是那一代离散华人的普遍命运。散文《父亲》则以较多细节追念父亲的一生。潘正镭的父亲因心脏病猝逝,不过他一生受肺疾折磨,而他的肺疾又与太平洋战争有关:“他的肺咳,就在胶林里遭遇上。日本侵略,他被日军拷问灌水,幸好情势转急,鬼子兵撤转,父亲活着,从此一生与心肺顽疾苦斗。”1991年,潘正镭随亚细安记者团参访广岛原爆现址时,在记者交流会上他想起父亲的遭遇,忍不住发言质问:“我坚持说一群彼此陌生的地球人何以被残酷对待?被残酷报复?原爆展示品,何以日本侵略战争在此缺席?何以抹去因果?”这些大哉问当然现场不可能会有答案。其实广岛与长崎的和平纪念公园虽说旨在追求和平,其整个叙事更在于凸显日本如何是受害者,对日本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中加害者的角色不是只字未提,就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原爆无疑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日本巧妙地将自己从加害者的角色转换成受害者。这样的失忆其来有之。

《母亲》一文则在追思母亲的离去。诗《@1995》仅得五行,写作者小时候在夜里久候母亲回家的情形:坐在村口/小童 /看着妈妈/走下/末班夜车。 诗采童稚用语,形式平整,画面清晰,恐怕只有寒门亲情才会出现这样的画面。这个画面记忆鲜明,在《母亲》一文中,潘正镭以散文演绎短诗中的画面,感人至深:“我守着烛火,母亲您明白,小时为何有一回我紧紧跟着不舍让您去上夜班;母亲您明白,走过漆黑甘榜径道,您的儿子何以坐在路口,在昏黄的街灯下,等待您走下巴士。”描绘这个画面时,小童已经微进老年,可是他仍然坚信,“永远不老的,是你不曾带着母亲的记忆老去”。《@1995》与《母亲》这组诗文所附照片是潘正镭与母亲之合影,据作者电邮相告,背景为南洋大学宿舍走廊,青年潘正镭穿长袖衬衫与喇叭裤,正是1970年代年轻人之流行打扮。这张照片说明了,小时夜里在村口等候母亲的小童已经长大,当时走下巴士的母亲已渐年老。一张母子合影隐含深切意义。潘正镭在《母亲》一文中特意提到寡母的一段遭遇,读来令人动容:

父亲职厨师,母亲在英军家当佣人,放工后,有时会到个别餐馆帮手。我们尚在求学时,父亲离开人世,事出突然,生活重担,母亲一肩扛。她被主人家狗咬伤,大概也没医好,身体状况从此滑坡,皮肤病屡医不愈,求助无门,只好听人言,一个人跑到海边,浸泡海水,寄望盐水生效,恳求老天爷开恩。熬过来的感慨,这是母亲后来无意间的透露。

含辛茹苦,莫此为甚。潘正镭回忆这段往事,也自觉“仍不能自已”。

(第二部分将刊10月4日《早报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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