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人间

字体大小:

正光约我在后港21街见面,谈起儿时住“车间”往事,自然有聊不尽的话题。

正光五岁爸爸去世,那年最小的妹妹才一岁,兄弟姐妹八人靠妈妈给人洗衣服度日。

正光七岁那年就开始工作,不同的工作……

1990年12月31日凌晨,上了飞机,绑好安全带,合眼想睡一会儿。突然,耳边有人说话:“你是来香姐的弟弟吗?小时候住‘车间’的?”

怎会那么巧,我搬离“车间”已近40年,还在飞机上遇见旧邻居?我赶忙侧身看他,有点秃头的中年人,蓄了一把胡子,满脸笑容看着我。他肯定认识我,可是,我只能笑笑,不记得他是谁?他介绍自己是许正光。

“哈哈哈!你没变,小时候常跑来我家,我二姐和来香姐是光洋夜校的同学。”来香是我姐姐。我后来慢慢记起,他二姐脸圆圆,有一双大眼睛,长头发束马尾。姐姐曾几次叫我拿东西给她。那是1950年代初的事。

胡须挂上雪花

到北京第二天,旅行团就飞哈尔滨,那是我第一次踏足冰雪世界,虽然是零下20多度,常冻得脸麻流鼻涕,心情却很兴奋。导游一直提醒脚下滑溜,我摔屁股也不止三几次,还是走得急匆匆,生怕走慢了错过什么冰雪奇景。

晚上参加冰雪节,第二天走下已经结冰的松花江,然后坐上马车奔往堆砌着许多巨型雪雕的太阳岛。在哈尔滨的两天没碰上许正光。他在机上告诉我,这回是接受朋友邀请去东北赏雪。

有缘还是能相会。晚上八点多到吉林市,住临江的旅店,早上醒来还没到集合时间,便不顾寒冷走到江边,探望刚见过的松花江。松花江在几百里外竟是另一番面貌,水面雾气蒸腾,没结冰还滚滚而流。最妙的是,江畔的树木,每片叶子都给冰雪包裹住像镀了一层白银,在晨曦下隐隐闪着金光。

我看见正光,他戴的帽子虽然有个口罩保护嘴巴,还让一撮长须在风中飘扬,诶!须子也已挂上雪花,不,那其实是雾凇。我赶快给他拍了张照。

五岁爸爸病逝

正光约我在后港21街见面,谈起儿时住“车间”往事,自然有聊不尽的话题。我们都出生贫苦人家,但我还活得比他好些,有父亲养家,六岁就能上学。

正光五岁时爸爸去世,病死在家,没进医院治疗。那年,最小的妹妹才一岁。他们兄弟姐妹八人,此后就靠妈妈给人洗衣服度日。当然,那时候两个哥哥也停学,他们只念完小学。四个姐妹本来就没机会上学,大姐不久就嫁人,只有二姐后来上夜学。

大哥到巴刹对面一家杂货店帮忙,二哥则到后港四英里一个小车房学习修理摩托车。他们有工作,吃饱没问题,只是每个月能领到几块钱回家帮补家用就不清楚。二姐曾告诉他,她学裁缝的头两年没有工钱,到年底才领到一个十块钱红包。弟妹有三姐看着,其实她也没多大,才七岁,还常生病。

正光七岁那年就有工作,每天还有工钱交给妈妈。他在醒华学校门口一个面煎粿摊位帮忙。这所学校建在林大头路的路尾,来到校门外已是黄泥路。

奇怪,说到这里,他竟然哽咽,或许已经很久没想到这些事。

“我帮金伯挑井水,每次一小桶,别担心,我个子是矮,却还够力气。也帮他搓面粉,炒花生,他请我吃面煎粿,每天还有两毛钱工资。

“后来,我还提个大藤篮到村里帮他卖面粉粿。面粉粿一片卖五分,我能赚两分。不过,说好我不能在学校附近卖,要到德记园里边卖。早上卖完一轮,我又回去他的摊位帮忙,再赚两毛钱。”

他妈妈给洗衣的一户人家知道他没上学,就说可以带他去后港圣婴小学报名。“我听了很高兴,那可是我隐藏心中的希望。妈妈没反对,只是学校只开上午班,如果我去读书,便不能帮金伯工作,而且圣婴坐落在港脚,从‘车间’去港脚几英里路,要搭巴士,要车费,妈妈怎么负担得起?我说不读了,妈妈也没多劝。”

他补充,那两三年他其实还有其他收入,八九岁他便开始代收“十二支”,后来也收“四字”。

“德记园有一家制造四色牌的工厂,有个阿舍,潮州人这样称呼有钱人家的孩子,就是少爷啦!他告诉我,每天去哪几户人家收十二支和四字的‘字票’,然后给我三毛钱,有时候也给五毛。收十二支和四字是犯法的,不过,我很小心,连妈妈也不知道。”

买十二支中过奖

十二支和四字,我知道。四色牌工厂,我也记得,要走下惹兰德记很深入,过条大龙沟就看到的一座大房子,有铁门锁住,进不去。

十二支的赌法,是从一到十二,选两个号码下注。每天开彩,赔率百倍。我也中过奖,那年我读小五,买的号码是十一和四,为什么买这对号码就不记得。我买一角钱,中了十块钱,那是多大一笔钱呀!

妈妈和邻居都常托我去买十二支,方法是撕张小纸条,写上要买的号码。买一角钱画个小圈,两角两个小圈,以此类推。如果买五角,在圈上加一划,买一元,则在圈上画十字。递上纸张时,须同时交钱。

第二天中午左右,我就可以去收字的熟鱼嫂那里询问:“今天开什么字?”她就有答案告诉我。昨天晚上买中今天开字的人,就可以直接跟熟鱼嫂拿钱,没听说过有赖账的。我后来知道村里收十二支的地方最少两三处,开字的有小坡厂还有大坡厂等。

四字就是后来流行的万字,赌注最少两角钱,头奖400元,次奖200元,三奖100元,安慰奖分50元和15元两种。

我没和熟鱼嫂买过四字,却常有邻居托我去药材店买四字。去到药材店说明来意,店员就会叫我穿过药店进里屋。这时,有个老伯会放下手上切树根或者磨药粉的工作,然后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投注号码和赌注。他会撕下一张薄薄的黄纸片给我当收据,副本则留在本子上。

我喜欢到这家药材店买药。那个“红鼻子”中医待人和善,年关将届,妈妈去借石磨磨米做年糕,他总是笑嘻嘻地表示欢迎。据知,他后来还当了后港几所华文学校的董事。

想做潮州熟鱼生意

正光说还在四色牌工厂做过散工时,我吓了一跳:“你怎么到处去打工?”

“有阵子我弟弟生病进四排坡医院,妈妈每天黄昏赶着去探望,身子搞到特别累,只好暂时辞去一组洗衣工作,然而家里的开销却有增无减,哥哥姐姐们都很着急,我也很着急。”

他央求阿舍介绍工作。那时候,恰巧负责打扫工厂的阿嫂跌倒,起不了床,阿舍就叫他每天下午五点接手打扫工作,每星期给两块钱。

四色牌听说是20世纪初流行的一种牌戏,福建人和潮州人都喜欢玩。每张纸牌只有食指宽,分红白蓝黄四种颜色,牌的一面印有中国象棋的将、相、士、车、马、炮和卒等名称,玩法接近麻将。

“我的工作就是把女工切不整齐的废纸收进一个个纸箱,再搬到工厂后面的仓库。纸箱不是很重,但是厂里很脏,灰尘满天飞。我回到家冲凉总要淋多两桶井水。”

其实,正光也给收十二支的熟鱼嫂打过工,每天清晨帮她把煮熟的鱼抬到她丈夫的巴刹摊位去。鱼都平放在粗藤片编织的篮子上,鱼多的时候,还需来回走两三趟。

“我虽帮他们不久,到今天还记得他们煮鱼的方法。潮州人喜欢吃熟鱼,这道菜也叫鱼饭。妈妈买过,蘸点辣椒鱼露,就可以直接配粥吃。一条色拉或甘望,一角钱便买得到。”

他解释,熟鱼嫂先煮鱼汤,鱼汤就是盐水。在大锅里放进清水,再倒进一大碗盐,然后烧沸。她丈夫负责将洗干净的鱼摆在竹篮上,然后放进烧沸的鱼汤里煮熟,鱼眼珠突出或按按鱼肉有弹性了,就是鱼熟了。他把竹篮提上来,再用鱼汤浇鱼一遍,等水流干后,鱼就送去卖。

“煮鱼有个技巧,先将一条条鱼铺在鱼篮上,撒一层盐,再交叉地放上一层鱼,再撒盐。这样鱼和鱼之间有空隙,煮鱼时鱼汤能平均注满,鱼便能均匀受热。

“那年我九岁,不晓得为什么很想自己做卖熟鱼的生意。现在巴刹没人卖熟鱼了!”

十岁遇上好心校长

正光的童年真够辛酸,我家虽然也穷,却还不愁吃穿,最关键是,我有书读,他九岁还在为生活奔波。

正光说:“不过,我十岁就转运。”

那一年年头,金伯和醒华学校的食堂有协议,每天供应各式面煎粿50个。

“我每天往食堂送货几次,常进出学校,看到小朋友们像小麻雀般蹦蹦跳跳进入教室,又听到他们的琅琅读书声和悦耳唱歌声,真是羡慕得不得了。

“那天缘分来了,我看见蔡瓞生校长来到摊位前,老板还在点算面煎粿。不知哪来的勇气,我开口了,用潮州话说,校长,你可以给我来学校读书吗?”

校长显然认得他,“他摸摸我的圆光头说,当然可以,你跟我来,我叫财副替你报名。不过,我当时立刻提出要求,读下午班可以吗?”

校长问原因,“读上午班,就不能帮金伯做生意,就没有钱给妈妈。”

年纪已经老大的正光,这时眼噙泪光对我说:“就这样,我的人生转变了,十岁开始读小一,15岁小学毕业,那年是1959年。”

1959年是小六生不须参加小学会考的最后一年,不过,要读中学却要参加所报读学校举行的入学考试,及格才能升学。

许正光要读中正,因为中正初中三年都是下午班。中正虽然也为报读的各校小六毕业生举行入学试,正光却能豁免,因为蔡瓞生校长亲自给他写保送信。他每年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

“中正的老师当时没收下蔡校长的信,我后来就捐给醒华学校博物馆保存。”正光说,他在中正念书时,仍然半工半读,学习成绩还是不落人后。直到念中四,才首次成为全职学生。

“中四那年,我投稿给《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读者之声》和学生版,多少有收入。”

1963年,他中四毕业,不念高中,正式步入社会大学。

长袖善舞展拳脚

正光谈起他的工作经历还真多姿多彩。中学毕业时,他两个哥哥都结婚了,合资开的零食店,生意并不怎么好,只能勉强糊口。二姐三姐也先后出嫁,两个弟妹还在念书。

“嘿!弟妹念书的成绩还不错。后来妹妹念完中学找到一份文员的工作;弟弟最了不起,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妈妈还在跟人家洗衣,工作机会少了,很多邻居都搬进组屋。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挑起更大的养家责任。”

正光记得,会考结束第二天早上,他骑脚踏车到榜鹅尾,跳上小学同学的舢板出海捕花蟹。

“船驶入实龙岗河, 同学便在几处水面拉起他清晨放的网,哗!网上竟已挂满五颜六色的花蟹,我学着一只只摘下丢进蟹篓里。”

抓花蟹不必放鱼饵,每隔五六个小时便可下网一次。

“同学每次放30张网,每张网高一米,长五六十米。这些网抛下浅海后就像筑起一道道篱笆,小鱼小虾能穿过网洞,大鱼和花蟹就被捆住。”

同学是想出让他的渔船和蟹网。这种工作时间虽然长,不过,运气好一天能赚三四十块钱,收获少也有十多元收入。“跟了他一个月,替他算了算,一个月扣除船用柴油和修网用尼龙绳的费用,应有五六百元进账。六七十年代,那些教书的同学也没有他的收入高。”

不过,家里人都觉得那是大苦活,白天抓到的花蟹还得寄放海中的养鱼浮台,清晨才去领回到榜鹅渔港兜售。一天要工作多少个钟头呀!何况每年农历三四月至六七月,水里便不见花蟹踪迹。

他放弃捕花蟹,到一家九八行工作,薪水不高,年终花红却有六七个月,坚持做了好几年。后来,他在珍珠坊租了个摊位卖布料。三个月后出事情,承包二楼隔间的包租公失踪,他收齐租金,却没交承包费给业主。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业主要赶租户搬,大家不肯。

后来业主知道,赶走这些租户的损失会更大,于是他找上正光,要他接过这个摊子。“他说,你在这里做生意,大家也说信得过你,你只要留心些,每个月便有多三四百元的收入。”

于是,他成了另一个包租公,说不定还是这里最年轻的。那几年,他确实因此多了些储蓄,后来,还敢敢在幸运大厦三楼买个零售摊位出租。

“我只须跟银行借一点钱,债款还能应付。1980年代末,我再买下地面层一个店铺,很快转手,便进账十多万。1990年代初,我也在大小坡几个商场通过买卖店铺和摊位,赚了好些钱。”

他也做其他生意。我们在飞机上重逢的那年,他经营劳工中介生意已有好几年。中国东北很多男女为了谋生都要来新加坡工作,他和东北几个城市的劳务公司便建立起密切联系。不过,中介生意后来不能做,当地好些公司几乎是靠蒙骗手法刮钱,很多人都受骗。

他在东北时认识山东烟台一家贝壳粘贴画工厂的老板。对方每年都参加广州的春秋两季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据说,新加坡有商家向他大批订货,是为了中元节的需求。

“那年我出席大巴窑一个中元节庆祝会时,便留意到在宴会上投标的各种福物里,很多是中国工艺品,山东制作的贝壳粘贴画尤其受欢迎。”这种镶在玻璃镜框里的贝壳画,色彩鲜艳,构图多样,起价两三百元的,轻易便可标到上千元。

于是,他便开始订购中国工艺品,除了山东的贝壳画,也从福州进口软木画,潮州进口枫溪瓷,广州进口石湾陶,还有河南的麦秆画等等。

“我买进的都是中等工艺水平的作品,却因为大批订购,以比市面低两三成的价格进口。我的顾客群越来越大,单是大巴窑、宏茂桥和后港的中元会的生意就做不完。”

帮忙善堂做善事

我是在报纸上读到许正光为一家免费中医诊所主持开幕的新闻时,才了解原来诊所附属的机构,就是他曾经给我提起的善堂。

这家善堂在新加坡设立的免费中医诊所有三家,只收象征性药费,每年须筹募经费不只几十万元,不过,其中三分一经费,还能从善堂为亡灵举行的功德活动获得补贴。

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当善堂主席很多年,主要任务就是帮忙筹募善款。”他后来指出,找朋友和商家捐钱的人情是需要还的,过不久,人家也会找回他捐钱。

“我现在退休了,每年还得准备最少三几万元作善款。”

他补充,善堂也施棺,不过数目不多,有多位善心人随时乐意做这类善事为自己积德。

有个晚上我约他见面,他推辞了,因为当晚须参加一个功德会,念经班缺人,他须要顶替。于是,我和他另约了时间,要去参观他练习念经的情形。

哗!想不到胡子留得更长的许正光,穿起道袍后,不只看起来仙风道骨,诵起经来声调更是抑扬顿挫。有两三段他领唱的部分,充满对先人怀念的感情,相信听得懂潮曲的人会忍不住掉泪。

这里再透露,有好几年,他都在一家联络所当义务法律咨询的翻译。中文、英文、马来文和多种方言,他都会讲,只有淡米尔语不行。

计划出版《车间的故事》

2019年10月,正光给我打电话,声音有点虚弱,开始我没察觉不妥,后来他透露,两个月前诊断患肺癌,正在接受化疗。

“我想请你帮忙。三年前,我雅加达的叔叔编一本华文杂志,是综合性杂志,每个月出版60页。我帮他提供三分一内容,还负责全书的校对,希望尽量减少错别字,保持一定的华文水平。”

刊物每期印刷一万本,发行印度尼西亚多个岛屿,多数赠给华人的文化教育机构。幸好有华商刊登广告,支付大部分费用,不过,基本上每期都要亏钱。

“我叔叔不是很富有,他老人家对推广华文和华族文化却从不死心,情愿每期补贴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要我帮忙,我自当义不容辞。只是目前我的体力和精神都不行,有时刚起床吃完早餐,便累得又睡上一整天。希望你能暂时替代我的任务。”

好人还是有好报。2020年8月,我们又在后港21街的咖啡店见面。他告诉我,疗程已经结束,医生检验后发现癌症指数已下降接近零,他感觉也很好,几乎能如常生活。其实两个月前,他已接回审阅印尼那份刊物的工作。

我们愉快地喝咖啡乌吃烤面包,再回忆起如烟的往事,然后他发出了叫我振奋的豪言:“再活上五年十年,我们再一起喝咖啡吃面包,再一起为邻里做点事,出版一本《车间的故事》。”

LIKE我们的官方面簿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

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