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四顶假发惹议

今年正值张爱玲的百年冥诞,台湾出版界推出了《张爱玲的假发》(右上图)与《文本张爱玲》。(互联网)
今年正值张爱玲的百年冥诞,台湾出版界推出了《张爱玲的假发》(右上图)与《文本张爱玲》。(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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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张小虹刚推出两本新书《张爱玲的假发》与《文本张爱玲》,其中《张爱玲的假发》尤其让人关注。《张》一书从貌似琐碎的细微末节处,展开叙事,启动思考,寻觅文学感性革命的逃逸路径。

2020年为张爱玲百年冥诞纪念,台湾出版界连续几个月出版了不少与张爱玲相关的新书。近日较引人注目的是台湾学者、张爱玲研究者张小虹的《张爱玲的假发》与《文本张爱玲》,其中《张爱玲的假发》尤其令人关注。

《张爱玲的假发》主题围绕着张爱玲的“遗嘱、遗物、遗照、遗患、遗风、遗产、遗忆”。有趣的是,张小虹首先提及,自己和张爱玲最早的因缘是来自同一款消除眼部细纹的保养品,也即Elizabeth Arden防止眼睛皱纹的胶囊油剂。也正因为这款眼部保养品,启动了她创作此书的动机。

张小虹说:“虽然这样的感同身受,说穿了也不过只是附庸张爱玲八卦轶闻的小事又一桩,但《张爱玲的假发》却正是从这样许许多多、貌似琐碎的细微末节处,展开叙事,启动思考,寻觅文学感性革命的逃逸路径。”

担心蚤子钻进头发里

张爱玲去世后留下四顶假发,其遗嘱执行人林式同曾说过,那是由于张爱玲晚年害怕蚤子钻到头发里,特地把头发剪了,一直戴着假发,而且有着好几顶不同发色的假发。张爱玲的这些假发曾在2016年的台北国际书展“张爱玲特展:张爱玲进行式”中展出,但在当时引起张迷们的不满,“张爱玲的假发”也因此掀起话题,反对者认为,假发跟作品无关,此举有如“翻张爱玲的垃圾”;另有一派则认为,展出没有什么不妥,重点是必须“有无好好的解说”。

《张爱玲的假发》试图解读这个文化现象,本书第二章“张爱玲的假发”,即针对台北国际书展所引发的“假发事件”做出探索,分为“叙事中的假发”;“假发中的叙事”;“遗物、恋物、拒物”;“假的补遗、发的逻辑”四个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中的假发”这一节,张小虹指出,在张爱玲的文学文本中“假发”时有所见,但从未成为张爱玲研究中的分析焦点,包括1947年的《华丽缘》以及《怨女》;在《小团圆》中,文人汤孤鹜乃是以上海鸳鸯蝴蝶派杂志《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为原型,张小虹指出:“汤孤鹜的出场乃是以假发作为视觉标点:‘汤孤鹜大概还像他当年,瘦长,穿长袍,清瘦的脸,不过秃头了,戴着个薄黑壳子假发。’”

拒认因虫患而流离失所

张小虹说:“有评者借此指责张爱玲写作不够厚道,不喜欢的人物角色就在容貌上挖苦……”但张小虹的分析是:“小说中此段描写的重点或许不再写实与否,不在以假发在臧否人物、表达好恶,而反倒是在处理假发所可能带出的时间感性。”《小团圆》中的汤孤鹜曾经是九莉的妈妈蕊秋、姑姑楚娣年轻时仰慕的对象,在张小虹看来,当汤孤鹜正式出场时,他头上那顶假发“正具体而微地带出时代与期待的落差”。

在“假发中的叙事”这一部分,张小虹指出,张爱玲的假发“最富饶深意的,乃是假发所启动的‘拒认机制’,让张爱玲的假发成为多重的“拒物”:拒认剃去头发的一代才女张爱玲,拒认因“虫患”而流离失所的张爱玲,拒认被“病理化”,被“精神病化”的张爱玲,甚至根本拒认“虫患”的存在。

张爱玲遗嘱仅三项交代

《张爱玲的假发》共七章,包括第一章的“张爱玲的遗嘱”、第二章“张爱玲的假发”、第三章“‘卷首遗照’及其他”、第四章“房间里有跳蚤”、第五章“祖母的时间”、第六章“姑姑的官司”以及第七章的“谁怕弱理论?”

本书第一章“张爱玲的遗嘱”,从“全世界最有名的文学家遗嘱”,也即莎士比亚的遗嘱写起,但张小虹认为,张爱玲那正式签署于1992年2月14日的遗嘱,“恐怕也可算是华文世界中最具故事性、想象力与后续创作潜力的遗嘱之一。莎士比亚的遗嘱巨细靡遗,张爱玲的遗嘱言简意赅,仅有三项简短交代:第一项交代遗产馈赠,第二项交代遗体处理,第三项指定友人林式同为遗嘱执行人。在张小虹看来,张爱玲的遗嘱成为“‘充满诱惑的历史难题’之潜在创造力,恐怕一点也不输莎士比亚的遗嘱。”

张小虹说,“张爱玲的遗嘱”这一章,“乃是希冀从‘遗嘱’作为最制式、最严谨、最强调‘字义’精准的法律文件中,读出‘文学’之民主与自由(字游),亦即读出‘遗嘱’的‘专属’如何被‘文学’的‘无专属’所松动游移、所颠覆裂变,以便能以最弔诡的方式给出‘遗嘱’作为‘无嘱文本’与‘无主文本’的基进思考:张爱玲‘的’遗嘱永远不可能是‘张爱玲的’。”

从宗祧继承到遗产继承

本书第六章“姑姑的官司”也是其中较有趣的一章,对于张迷们来说,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从来不陌生,张爱玲与姑姑关系密切,曾多次出现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在《姑姑语录》中,张爱玲写道:“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她照例说她不懂得这些,也不感到兴趣——因为她不喜欢文人,所以处处需要撇清。”

张爱玲又写道:“关于职业妇女,她也有许多意见。她觉得一般人都把职业妇女分开作为一种特别的类型,其实不必。职业上的成败,全看一个人的为人态度,与家庭生活里没有什么不同。普通的妇女职业,都不是什么专门技术的性质,不过是在写字间里做人罢了。在家里有本领的,如同王熙凤,出来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经理人才。”

张小虹从1934年张茂渊在上海的遗产诉讼官司写起,试图探讨传统宗法家规的“宗祧继承”,如何过渡到凸显男女平等的“遗产继承”,文章先回顾从《大清现行刑律》到《民法》的法律变革,再以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与《怨女》中所呈现的分家析产,带出“更具华文文化殊异性的‘房事情结’与‘姓/性别政治’。最后则以台湾“蔡(英文)家姑姑的官司”做结。

《文本张爱玲》的研究,来自作者张小虹阅读《小团员》后的提问:为什么大部分的批评家“读不懂”《小团圆》?本书从解构张爱玲的本名与真人实事开始,并逐一讨论其作品,其中也讨论了女性议题、张爱玲文化现象等。

(《张爱玲的假发》与《文本张爱玲》可在大众书局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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