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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随笔集《杏坛听雨》 近半世纪治学授业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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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新书记录他的学术历程,也收录他多年来对本地语言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成果。

书市走一回

本地学者郭振羽教授近日出版学术随笔集《杏坛听雨:郭振羽学术随笔》(八方文化出版),记录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辗转游走在本地几所大学的学术历程,也收录了他多年来对本地文化现象与针对本地华语、方言的研究成果。

从社会学者到创系主任

郭振羽教授1973年应聘到新加坡大学任教,在连续签了三次三年聘约后,从此长居新加坡,至今已经47年,为“老移民”中的“建国一代”。

午后造访郭教授坐落于西部的公寓,听他在回忆中谈起,他在本地学术界,如何在机缘巧合下,在不同大学担负起不同职责。最初,郭振羽与太太罗伊菲携带一对年幼子女,自美国来到新加坡,在当年的新大武吉知马校区的社会系任教,由此开始他在新加坡的学术生涯,之后又到改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肯特岗校区“开拓新加坡社会基础研究”。

1996年郭振羽正式离开任教23年的国大。在国大任教时候,郭教授于1990年至1995年间担任大众传播系创系主任;1992年,他应南洋理工大学詹道存校长之邀,到云南园创办传播学院,并于1992至2003年间担任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创院院长;2003年,他又在南大第二任校长徐冠林邀请下,筹划成立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并在2003年至2005年间为创院(署理)院长。

2008年,郭振羽教授加盟新跃大学(现称新跃社科大学),于2012年成立“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在1990年至2010年间,他还是《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创刊主编。

研究生笔下“小贩”写成“小饭”

说到刚问世的《杏坛听雨》,郭教授说,之所以出版这本学术随笔,缘自几年前《怡和世纪》主编林清如邀他写稿,设立的专栏栏名就叫“杏坛听雨”,既是“杏坛”又是“听雨”,既是“雨声”,也是“羽声”。郭教授说:“《怡和世纪》的专栏写了两年,让我自那时开始,按时间顺序,一段段的,有系统地记录下将近半世纪的学术旅程。”

《杏坛听雨》分为五辑,分别为辑一的“杏坛听雨”,辑二的“文化新加坡”,辑三的“华语和方言”,辑四的“儒家伦理运动”及辑五的“学思随笔”。

在“杏坛听雨”这一辑里,郭教授从初来乍到细说从头,记录学术生涯的点滴回忆,从1973年到新加坡大学报到,写到当前在新跃社科大学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本地大学的发展史。

郭振羽初抵新加坡的研究重点有二:一是家庭社会学,二是语言社会学,并在1979年和简丽中合编出版《当代新加坡家庭》;1980年又和语言社会学同好阿芬德拉斯合编《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也因为有了这两本著作,郭振羽说:“基本上奠定了我在社会研究领域的基础,自认对新加坡社会有了初步认识,可以自称为第一代新加坡社会学者而无愧了。”

有趣的是,在《初识新加坡》这一章里,郭振羽回忆起当年社会系每周三下午“学术研讨会”中两件让他印象深刻的旧事:一件是吃惊之事,事关有位研究生提出“hawker centre”(小贩中心)的研究报告。书中做了如此描述:“她在开场白之后,很慎重很努力地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中文字:‘小饭’,说明原意是‘little rice’,是贩卖食物(小吃)的地方。这是我初次接触体会(新大)大学生如此中文水平,令我心惊。”

另一次是有趣之事,事关一位人类学者在研讨室讨论“进化论”,却见窗外几只猕猴探头探脑似在探班,一时传为“佳话”,郭振羽形容,那“是社会系口述历史常提到的一个‘都市传奇’(urban legend)”。其实研讨室的第11号楼紧邻植物园常有猕猴来访,“只是那次探访碰上进化论讨论,自由自在的猴子,对比关在窗内的人类,难免令人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努力做个文化摆渡人

细读本书第一辑的“杏坛听雨”,会读到当年本地学术界的一些语言与文化现象,而作为当年学术界的外来者与旁观者,郭振羽在《做个文化摆渡人》一文中描述他初到新加坡时,新加坡大学的制度和文化还是英制殖式的,每天上下午,还习惯地要到食堂喝上午茶和下午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振羽写道:“和同仁在交谈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同事原来华语还不错,却很少用华语交谈,就算是讲华语,也要压低声音,以免‘骚扰’别人。我那时才理解到,原来在新大讲华语在政治上和社交上都是‘不正确’的。”

郭振羽也回忆起他后来接触南大纯华语的环境,校园里路名布告标语大多是华文,上课用华语,食堂里一片华语(兼方言)喧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有意思的是,他分析道:“从语言社会和交流互动的分析中,我深深感觉到这两个社群之间的鸿沟,很大程度地制约了新加坡几十年来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轨迹。”

依郭振羽教授的分析,新大与南大二者之间最大的问题不是在语言本身,更在于彼此间的错误认知,是“傲慢”和“偏见”的错位。“英校生对华校生的态度,基本上是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认为后者封建落后,既土气又保守,跟不上时代。华校生看英校生则是充满偏见,觉得后者受‘西方歪风’影响,行为不检,思想肤浅,只顾个人享乐,缺乏社会关怀,因而有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郭振羽也坦承他个人来往于两个校园、两个群体之间,“看得出来这种以偏概全的傲慢与偏见,不能反映真相。只是这两个校园(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两个社群),好像是两个孤岛,少有交流,彼此间缺乏互动、缺乏了解。两边的弥合,还待有心人的努力,以及岁月的洗礼。”

至于他自己,他说:“游走在双语双文化之间,努力学习,自觉可以也应该‘做点事’,即便没有能力在两个孤岛之间建桥,或许可以努力做个文化的摆渡人吧。”

关注新加坡语言发展

作为社会学学者,研究重点包括语言社会学,郭振羽教授多年来关注新加坡社会发展,也持续观察语言状况。在《杏坛听雨》第二辑“文化新加坡”和第三辑“华语和方言”中,收录了多篇对于新加坡社会、语言课题、华人文化等各领域的思考文章。

访谈中,郭教授回想起一件有关语言的旧事:1979年4月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举行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根据统计数字,本地能够听懂多种语言和方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他并在结论中指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没想到论文发表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代方言的“讲华语运动”。

郭教授说:“记得我当天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论文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9月初李光耀总理主持‘讲华语运动’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

对当下华语前景乐观

对于当下新加坡华语的前景,郭振羽教授是乐观的,在《来日风光犹可期——新加坡华语再生的契机》一文,他指出,今日新加坡社会和1980年代大有不同,这30年来,“国际局势和新加坡社会结构都发生巨变,不能再以当年华社面对的困境,来分析今日的局面。在今日的新加坡,华语华文根基未绝,生机犹在,正可走出谷底,争取再生的契机。”

郭振羽让数据说话,从1980年到2010年新加坡的四次人口普查,他整理了自1979年“讲华语运动”开始以来,30年间华族家庭的统计资料,其中包括一项“主要家庭用语”的资料,从中看出几个主要语言的起落兴衰:从1980、1990、2000、2010的统计可知,以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华族家庭、由1980年的76.2%跌落到2010年的19.2%。讲英语的华族家庭,则由1980年的10.2%增长到2010年的32.6%。让人觉得意外的是,一般人并不看好的华语家庭,从1980年的13.1%增加到2010年的47%,“涨幅”竟达34.6%,远超过英语的22.4%。

郭振羽也明白,许多人看到这些统计资料,总要半信半疑,“因为这和一般人的‘常识’理解相差甚远”。他说道:“新加坡一般家庭都是多种语言并用,调查人员登记的是家庭成员使用‘最多’的语言。因此,以华语为主要用语的家庭也会用到英语或方言;同样的,以英语为用语的家庭,也常可以听到华语和方言。就是和子女讲‘蹩脚英语’的父母,家庭主要用语未必是英语。”

郭教授说:“不论如何解读,由当前统计数字看来,虽不敢说情势一片大好,实在无法得出华语大江东去的结论。”

另外,郭教授也指出,近年来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助于华文华语的维护和推动。“这30年间,新加坡人口由1980年的240万,增加到1990年300万,2000年400万,2010年500万,到今日的540万。这30年间,增加了300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新移民或是短期居留的外来人口。这其中,又以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占多数。这个重要的新族群,对华文华语的维护和推动,以及华族文化资源的提升,都将发挥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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