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到60年代中期那个风云瞬变的历史时刻，年轻人寻找一个从未踏足的祖籍家乡，会是一段怎样的经历？经济难民到了社会主义的新家，发现自己的经商特长并无施展空间，他们将如何自处？是怎样的意识形态归属、现实考量，让人们放弃一国国籍而获取另一国的公民权？作者周陶沫（Zhou Taomo）以这三个大维度的学术设问，带出其2019年新著“Migration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China, Indonesia, and the Cold War”（暂译《革命年代的移民图景——中国、印尼与冷战》，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的主旨议题，即审视这两个世界人口大国在1945至1967年间一段极为重要的当代历史时期，探讨两者在政治、外交和社会等层面的互动与互斥，其背景中“既有悬而未决的公民权事宜、备受质疑的政治归属，也有流动不定的身份认同，以及模糊不清的国家动员界线”。
官方文件首次曝光
周陶沫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从事现代中国及东南亚历史研究，本书为她的首部学术专著，也是学术界首部以中国官方解密资料诠释战后二十余年间中国—印度尼西亚关系的学术专著。中国外交部档案资料（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曾于2006年6月至2008年11月一度解密，后于2013年重新加密封闭，而本书正是作者在档案解密期间爬梳细研这批珍贵资料而写就的学术专著，因而别具独特开创性意义。
这部学术专著的创新之处，除了来自首次曝光的官方文件，也在于作者把精英政治范畴的“外交史”研究与属于社会历史层面的“移民研究”结为一体，设定了一个“合二而一”的论述架构。在这个创新学术框架下，周陶沫的论述一方面紧扣两个大国跌宕起伏的外交关系，印尼离散华裔社群在种族冲突下的多舛命运，另一方面节节推进、层层釐清两者之间各为因果的密切关联，其中涉及了战后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分别与印尼苏卡诺政权的关系，50年代中期起北京政府与雅加达政府逐步走向友好的过程，1965年“九·三十运动”事变与苏哈多政权的上台，1965-67年间在印尼爆发的大规模反共排华动乱，以及1950-60年代归国华侨在祖籍“家乡”的适应经历。
令人信服的证据与论点
学术研究讲求与同一领域的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借此呼应、补充、质疑或修正过往同领域学者的学术研究和结论。基于上述珍贵档案资料，作者就涵涉范围内的一系列关键课题做出了新的诠释和结论，把该领域的学术对话推向新的层次。在这系列关键议题中，北京政府究竟是不是1965年“九·三十运动”事变的背后主导人，这向来是两国外交关系上的争议课题。“九·三十运动”事变后，苏哈多政权指北京主导了这场颠覆印尼政府的军事政变，而这指责当年在印尼引发极大的反华情绪，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作者基于掌握到的各类资料，从国家领导层到两国军火输送两方面，澄清了中国在“九·三十运动”事变中并无扮演任何实质角色，证据与论点均令人信服，可谓在此议题研究上做出新的学术贡献。
把视野放大到印尼社会的种族与社群冲突，本书也提出一个甚为关键的问题：为何每逢印尼政经局势生变，印尼华人社群总会遭殃？作者提出了“族群之间”与“社群内部”的概念，指出台北政府（蓝营）与北京政府（红营）自战后即开始对印尼华裔社群展开激烈争夺，殊不知“蓝红之争”使得当地华人陷入无边内部争斗之中无法自拔，而这种“社群内部”冲突，愈发夯实了当地印尼人对华人社群“不愿融入”的刻板印象，这使得不满情绪持续升温，最后演变成“族群之间”的流血冲突。
新中沟通管道60年代初建立
对新加坡读者而言，书中“新马合并”前后新马、印尼和中国三方互动中的暗潮潜流尤值一读，而其间在香港举行的一场秘密会面更为引人注目——1962年5月，李光耀藉着出访途经香港之际，通过香港新华社与北京政府取得联系。在与中方人员会谈时，李氏一方面提醒中国在“新马合并”议题上可能发生的政策失误，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新加坡愿与北京加强双边贸易关系的意愿。这显示李光耀与北京的沟通管道至少在60年代初经已建立，自那时起便会于关键时刻提醒中国在某些重大议题上的定位与分寸。今天新中港媒体尊称李光耀为中国“诤友”实是其来有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不同世代领导人都对这位东南亚小国领导人另眼相看的原因所在了。
《革命年代的移民图景——中国、印尼与冷战》是一部重要的学术研究文献，它借着首次曝光的官方解密资料，以创新的学术论述架构，从下至上、自上而下地重建两个大国战后二十余载的关系演变，揭示了微观层面普通人生活与宏观层次国家操作实为息息相关的这一现实，遂让今人对本区域离散政治、族群冲突和国际关系，以及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因果关联，有了深一层的诠释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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