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小镇的七等生

今时今日，不论在台湾还是新加坡，七等生笔下的世界与道德思维，仍是当今无法解决的人生难题，所谓文学经典性能使我们通过阅读小说来意识生命的种种。

10月24日听闻七等生逝世的消息，令人不胜唏嘘。去年在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的安排下，曾经与陈芳明教授、简文龙大哥一同在国家图书馆导读七等生的《沙河悲歌》，我们都对于这一个“异类”作家有着无以名状的喜爱。

在台湾文坛中，七等生被视为一个特别的存在，他在1962年于《联合报》副刊发表第一篇作品《失业、扑克、炸鱿鱼》开始，因其特殊的书写模式而备受关注。先后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僵局》《来到小镇的亚兹别》《我爱黑眼珠》《隐遁者》；中篇小说集《放生鼠》《沙河悲歌》《离城记》；长篇小说《削瘦的灵魂》《城之迷》《耶稣的艺术》；综合集《白马》《情与思》等。

1977年由远景出版社出版《七等生全集》，并且于1985年获第八届吴三连文学奖，2010年又获第14届国家文艺奖。这些奖项在台湾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虽然文坛对他毁誉参半，有人称他为怪杰，因为他小说中的原型都是“瘦削”“隐遁”的类型；也有学者称他为“社会的弃儿”，因为他的小说空前深刻地反映了台湾社会现代人的孤独和迷失，异常强烈地传达出被窒息、囚禁、残害的现代人心灵的呻吟，但是这也是其作为小说家最主要社会价值，在台湾文学史上已是不可规避的存在。

七等生（1939-2020）生于日本殖民台湾时期，本名刘武雄。之所以取名为七等生，有一说是来自于竹林七贤，显示出他向往隐遁山林、消极避世的思想，且在他的众多小说之中，经常引出陶渊明的诗句；但是他自己却说当时许多人都叫做刘武雄，他对现实中普遍的一切都要加以抗衡，尤其是人们集体的朝向某种虚假价值时，他更要推翻这种思维模式，所以取了一个绝对不会重复的笔名。

七等生有着不快乐的童年记忆，因父亲失业使家庭面临着长期的贫穷；求学过程也不太顺利；在恋爱中也屡屡受挫，他将喜欢上丘时梅女教师的愁情烦恼写进小说中。外在求生的挣扎和环境的险恶造就他复杂的内心世界，唯有文学艺术可以救他脱离苦海，因此他在作品中创造一个巨大无比的牢笼，并隐喻为眼前所见的现实世界。

他曾写信给钟肇政，说明：“作品永远是生活的提升和变形物，一种绝对的理想国的盼望，企图折毁自囚的苦难生活，爱的幻灭，对人类产生启示，诱导人类走向你的理想国和相信现在的生活是绝对的痛苦。”他清醒的眼眸正是痛苦的根源，从不肯放任自己的钻牛角尖，个性是，作品亦然。

陈芳明教授在演讲中说到1940年代出生，后来极负盛名的作家是黄春明与七等生，他们二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前者有着外放的个性；后者因其沉默寡言导致其内向个性，他的内心有两个自我互相搏斗，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因此文字就产生了看似矛盾，实则相通的意义。

熟悉七等生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写作的基调是灰色，甚至说是黑色的，也许有些人说兀自唱悲歌到底有何意思，但是悲剧背后产生的人性思维与反省的力量，恰好是一种新生的契机。他在回忆性的散文《我年轻的时候》带有解嘲意味的说：“悲剧性的灵魂都是来自遗传，不快乐是我的宿命。”这种心灵被囚禁之感，实际上也是当时的台湾，甚至全人类内心囹圄的深刻反应。

七等生表现的怪异性，使许多文学评论家思考他的小说究竟在表达什么？好像是要传达某种理念，但是又似乎捉摸不清楚。然而，这些又恰好是人与现实对立时走向极端的方式。综观他的写作技巧，大致上可分为三点：

一、运用象征的技巧突破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追求隐晦含蓄的审美，通过具体的象征来表现审美意义。

二、语言形式的陌生化：七等生在小说里尝试语言的探索，不是为了带来阅读的障碍，而是营造停下来思考的时间与力度。

三、奇特的空间结构：七等生不重视时间、空间的安排，也不注重人物、情节的描写，因此经常从一个现实的叙述中，突然滑入一个非现实而神秘的时空。

事实上，他的独行并不是割断与社会的关系，反而是在隔岸思考的过程重新认识了社会。那一辈的台湾作家都有各自关心的事物，像是白先勇、余光中等带着浓浓大陆的乡愁；王文兴在《家变》《最快乐的人》表现现代人的苦闷。不论是哪种，都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移植、发展的过程。

在现代主义还未传进台湾时，现实主义文学偏向外部真实的描写，却忽略内部真实的表现，甚至是忽略审美机制的建构。随着社会发展，在表现内容和形式上的局限引起台湾作家的不满，因此文学的现代性在初始时即带有一种反抗精神，除此之外还带有怀疑意识和危机意识，使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将个人之外的社会看成陌生的存在。

许多学者一再提到七等生对于人的价值的思索、追寻理想的落空有所追求，因此存在主义的辩证、生命哲学的思考就持续在讨论他的文章中出现。或者从心灵自传、精神私史的内视写作来观看他在小说中表现的荒诞创作、怪诞现实主义思维，甚至是寓言体小说的书写。在他的作品中，种种对人生的恐惧和丑恶都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使命感，再现人类命运在现实潮流的冲击下形成的无可奈何。他笔下的主人公经常性的与外部世界对峙，且有一种危机意识引发的恐惧。

但是，我认为聚焦于七等生个人对客观世界的敏锐感受来分析固然重要，然而他的书写更加迷人的，是对于土地的执着、社会现实的影射，还有嘲讽资本主义社会跟千疮百孔的道德和伪善。事实上，七等生成长的过程中经历过日本殖民、军国主义，再到十大建设发展下的经济起飞，致使人为了生活而存在，他理解到人只是庞大社会体系里的一个小螺丝。日复一日地做这重复的事情，又怎么会回过头来思考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忙碌？

今时今日，不论在台湾还是新加坡，七等生笔下的世界与道德思维仍是当今无法解决的人生难题，所谓文学经典性能使我们通过阅读小说来意识生命的种种。

1950年代的台湾文学经历一阵怀乡热潮的书写，当时的文学作品清一色是僵化的歌功颂德与反共现实。因着政府主导的戒严令与白色恐怖期间，许多作家不愿触及敏感的议题，更不愿意随波逐流，因而创造出独树一格的由外在转向内心的“现代主义”书写。

当七等生写下《我爱黑眼珠》（1967）时，其中诡异的道德意识颠覆了常人的想象，众多批评纷至沓来。故事是这样写的：主人公李龙第是一个“吃软饭”的，他没有工作，只能靠妻子外出工作挣钱养家，有一天他和妻子晴子约好去看电影，可是突如其来的一场水灾让他救助一个生病的妓女，为了躲避洪水，他背着这个妓女上屋顶。在河流对岸的妻子看到后，妒嫉心大发，为了游到对面找他而被洪水冲走。李龙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投水相救，反而是把妓女送上车后，才决定去寻找妻子。

本文的亮点在于情感的矛盾，我们有疑问的是：为什么救助的是一个特种行业的女子？为什么没有马上跳下水救发妻，而且还把要送给妻子的香花、面包和雨衣都给妓女？作者是否要挑战道德的界线？

实际上这是一种寓言式的书写，他使用极端的方式提醒人们在大灾难来临时，我们必须识别自己、选择并且勇敢爱自己，才能去照顾他人。尽管无情，但七等生笔下的主人公们仍执着的追求自我意识的最大值。

另一篇著名的小说《精神病患》（1970）发表在《文学季刊》。故事中的主人翁赖哲森是一个滨海小学的教师，因为忍受不了学校的种种压迫而渐渐与其他老师疏离，某些人开始讥笑、诽谤他。后来他与丘时梅、阿莲的情欲爱恋，都是俗世不可接纳的关系，他有感于世界之大，却无可容身之处，于是开始幻想、幻听，并且在一次诊断中他得了梅毒，因精神崩溃而进入精神病院。

其实，那里也是一个被束缚和支配的领域，为怜悯被现实生活困顿的人而制造的一个更狭小的世界，赖哲森在精神病院度过20个年头，最后投海自杀，他似乎想把生命交给广阔自由的大海，但却被鲸鱼吞噬，葬生在更狭小肮脏的空间。整部作品的悲凉在于吃人的体制与无法被改变的命运，终将使人进入失常的病症中。

除了复杂的人性，七等生也尝试以小人物试图抵抗命运的角度来书写《沙河悲歌》（1976），甚至是通过追求艺术至死不渝的观点，呼应自己对文学坚定的信念。

《沙河悲歌》描述一个叫李文龙的乡村乐器吹奏师，他一生对吹奏艺术的热爱与追求，屡遭困难与挫折，忍受传统观念的轻蔑和病痛的折磨，最后吐血而亡，为艺术殉道的过程。

有学者认为，李文龙是七等生现实生活中的大哥刘玉明的化身，小说以二次大战后台湾处于变革时期为背景，通过李文龙在沙河边一晚的回忆，详细描绘醉心于吹奏技术的男子，漂流于酒家和叶德星歌剧团演奏，周旋于三个不同的女人之间，逐步走向衰败的命运，随着以边缘人姿态出现的李文龙形象的树立，体现七等生对边缘人心态的把握及深刻的感悟。

《沙河悲歌》意味着矛盾的尖锐复杂和不可克服的命运，因为人面对愿望和现实的矛盾，期待实现的事物总是超过他所能得到的，而且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最可贵的是在尝试跨越命运的藩篱时仍屹立不摇。

从《我爱黑眼珠》《精神病患》再到《沙河悲歌》，我们可以看到七等生并未妥协于外界的批评，反而更专注地思索如何使用艺术来表现真实的人性，甚至殉道也在所不惜。

五四倡导“人的文学”，要求作家必须崇尚“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作品必须回应人生的种种问题。作家的责任就是要发掘一个又一个迷惘、压抑的灵魂，教导他们突破传统的思想文化，寻找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台湾现代派小说则是通过具体事件，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善与恶的冲突中，传达出身为夹缝中一代的痛苦。

七等生的作品揭示外在世界对个人存在价值的种种扭曲，人们难免会在困境中迷失自我，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每个人都有存在的意义。他以作品为例，强调识别自我的过程中，必须清楚的了解自己的价值。他在《我爱黑眼珠》中设计一个不被道德枷锁束缚的李龙第，倡导人的生存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标准与方式；《精神病患》中的赖哲森，他所颠覆的是常态的社会中“正常”与“非常”的界线；《沙河悲歌》里可以看出主角李文龙的现实生活像蝼蚁一样平凡，其自我价值也许不如其他人高，但是他也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因此他在小说里说：“追求的技艺艺术到最后会转来发现自我”，而“一个艺人的生命乃在于他真正的表演中，通过表演来肯定自我价值，实现自我价值。离开了表演，就什么自我价值都谈不上了”。

不仅如此，七等生也以身作则，文学艺术就是他识别自我后唯一且不悔的选择。换个方向看，我觉得七等生是绝对正向的小说家，他笔下所隐喻的是社会的弊病，而非本身有扭曲的道德观；他作品中的主角怀抱着理想与个人实践，纵使付出代价依旧勇往直前；他本身既反抗社会的不公，却又从来没失去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