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台湾出版的《马来素描》捕捉新加坡马来小市民心中对于家园、归属感、民族身份、宗教身份等方面的疑惑与不安。《乱麻》则更多触及历史与宗教层面。上述马来文学译作可并列阅读。
2020年新加坡话题作家当属亚非言（Alfian Sa'at，前译“亚菲言”）。大选前人民行动党的陈有明医生批评他“不爱国”，借此向支持他的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发难，三人网上交锋，激起热烈讨论。
这里不谈爱不爱国，只想介绍亚非言的英文小说代表作《马来素描》，最近由苏颖欣翻译，由台湾四方文创出版。
译者与作者讨论后，选用了新的译名，亚洲的“亚”，非洲的“非”，言说的“言”，“象征第三世界的连接”（苏颖欣序）。
《马来素描》以速写展示一系列新加坡马来人的生活面貌。亚非言通过书写的举动，回应殖民地时期总督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多年前所写的，那部猎奇式的同名作品，重新掌握话语权。
在《马来素描》里，我们可以听见许多边缘的声音，亚非言选择刻画的人物，有因婚姻皈依回教而突然被调遣为步兵的一级上士；一边喂野猫一边回忆甘榜生活的大婶；拿着X光片想起巨乳女鬼的女人；无法理解父亲为何自卑的小孩；为华人家庭回教徒女佣担心碰触宗教禁忌而闹误会的邻居；死刑执行者；碰到马来理发师无法讲出马来话的马来小孩；执着于本土创作的音乐人……
快闪捕捉小市民的疑惑
亚非言的刻画有很多闪耀的火光，他敏锐捕捉到小市民心中对于家园、归属感、民族身份、宗教身份等方面的疑惑与不安。
在《失去联系》篇中，“我”在一场杰出回教徒学生颁奖礼上，当总统伸出手要握手时，她拿了奖状就走，“独留总统的手停在半空中”。
“我”心里想：“礼节上来说，我应该和他握手，但我身着马来套装，包着头巾。而总统是个男人，我理应不该和任何异性有肢体接触的。那也可说是一种礼节。要让身边的人理解我的想法自然是困难的……一夜之间我成了马来人拒绝融入社会的活招牌。”
最后“我”听从姐姐的建议，写一封信给总统解释自己的想法。写好信走到邮筒前，“我”看见写着“新加坡”与“其他国家”的投函孔，虽然把信放入“新加披”，但心中彷徨，仿佛那个穿着马来套装，包着头巾的少女，仍站在邮筒前，一只手停在半空中。
头巾意象出现的含义
在《抽屉》篇中，头巾的意象再次出现，母亲担心女儿包着头巾去面试会吃亏，想极力劝女儿暂时收起头巾，不过最后女儿戴着头巾面试最终被录取，扫除了母亲的担忧。
读到后面的《星星之丘》，头巾已除下，一对年轻姐妹随父母北上吉隆坡，逛酒吧，幻想能遇到真命天子，最后失望而归，这仿佛也能视为一种身份认同焦虑的表现。
英语与母语扯出的认同
《马来素描》里也不乏讨论语言的篇章，比如《理发店》里，“我”被理发师质疑是不是不会讲马来话而受伤。
“我记得那句话刺伤我的时候，我的双颊和耳根都涨红了，期盼理发师不要注意到我明显的羞愧反应。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理发经验。望着镜子，我只看见一个没有归属感的男孩。”
英语与母语牵扯出的认同问题，放到新华文学的脉络，也是一大母题，其背后是复杂的历史成因，我想若能有更多翻译工作，可以让各语文群体看见彼此的挣扎与思考。
《马来素描》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其实就生活在岛国上你我的身边。
《乱麻》触及历史与宗教
巧合的是，这个年末，资深译者陈妙华的马来文小说翻译集《乱麻》（新加坡文艺协会）也出版了，正好与《马来素描》并列阅读。《马来素描》书写的是当代社会，《乱麻》则触及了更多历史与宗教。
《乱麻》收录了18篇新、马与印度尼西亚的短篇小说，以及16首马来诗歌，原作者包括马阿洛夫（Maarof Salleh）、阿玛娜·慕斯达菲（Amanah Mustafi）、吴彼德（Peter Augustine Goh）、毕采甘尼（Mhd Pitchay Gani）等人。
部分译文曾刊载于《联合早报·文艺城》，并收录在《文艺城》年度选集中。
同名小说《乱麻》是阿玛娜·慕斯达菲的作品。作家虽然描述的是1964年7月21日的种族冲突事件，但她把视角往马来族内部聚焦，通过少年阿布、乌苏与他们父母之间的误会，巧妙地把族群对立的历史事件，通过内省的方式展现读者眼前，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马来西亚作家阿兹玛·诺丁（Azmah Nordin）的《梦中乐园》，则通过东马沙巴原住民与马来回教徒的结合与离异，探讨语言、信仰等问题。
或许这两本译作能让华文读者通过小说的形式听见彼此的声音，反思现实与历史。
（《马来素描》可在城市书房购买；《乱麻》可在友联书局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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