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艺术曾被狭义地认为是涂鸦,如今人们对这种艺术形式的接受度已渐提高。本地的街头艺术也渐褪去玩世不恭,向人们展示趋于温情和精致的一面。然而街头艺术热爱者仍认为,和西方大都会的街头艺术相比,本地作品还是少了社会议题的探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街头艺术异军突起,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似乎就带有浓烈的叛逆色彩。


创作者以游击的方式占领公共空间,随手涂写标语签名或大行政治讽刺,似乎摆明要与传统和权威分庭抗礼。有人认为,这是对公共秩序的蔑视,是毫无争议的违法行为;有人则认为,这是出于人类与生俱来挑战权威的本能,是文明进步的必然规律。


毋庸置疑的是,岁月的沉淀提高大众对于这种艺术形式的接受度。如今“街头艺术”不再被狭义地与“涂鸦”对等,“涂鸦”一词也趋于中性化。公共空间和艺术场所之争似乎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具有美感和情感的艺术作品自然会打动人们的内心。


自2015年建国金禧以来,本地的街头艺术,尤其是邻里的壁画,仿佛以遍地开花的姿态,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有时在不经意的转角间,我们便会偶遇一丝心动。这种出身不羁的艺术形式,似乎也在本地孕育出独具特色的社会内涵。


国人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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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锦昌在滑铁卢街的壁画重温老公教中学的时代记忆。(受访者提供)

红豆冰是本地颇受欢迎的传统甜点之一。只是早年的红豆冰并非盛在盘里,而是一个冰球,那时人们习惯用手捧着吃。如此古早的红豆冰球,如今可还找得到?在滑铁卢街(Waterloo St)就有,但是“看到吃不到”的那种。


《冰球》是袁锦昌(51岁)2016年创作的街头艺术,为此他还专门做了“考古研究”。倒不是冰球本身,而是冰球旁那两个身着校服的少年。


“那一带原是公教中学的校址。”袁锦昌说:“当我收到邀约时,我的构思是要在作品中体现当地的历史印记。”为了还原历史,他还特意讨教公教中学的校友,考证当年校服的颜色。


在考究的过程中,他了解这一带曾经有很多“妈妈店”,是学生们闲暇时去看漫画,买零食的去处。在华文语境下或许有些搞笑,mama在淡米尔语是“大叔”的意思,所以“Mama Shop”应该理解为“印度大叔杂货店”,于是就有了旁边的另外一部作品。


别有巧思的是,这两幅画都绘于对开门之上,门扇开合之间,还可看到冰球与杂货店各自内藏的锦绣。


在牛车水、中峇鲁等传统文化区,则有更多富有历史感的街头画作。如萧宝珠(63岁)绘于班达街(Banda St)的《红头巾》,以开埠早期从事建筑业的三水妇女为原型,纪念先辈们的坚韧和奉献精神。


2015年当萧宝珠在荷兰村为建国金禧创作作品时,惊闻建国总理去世的噩耗。她发自内心地在作品上画出总理夫妇的背影,无需过度直白的画像,只是两人默默离去的背影,便引起几代人的情感共鸣。


也关乎自我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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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志权在艺术创作中找到自我身份。(张鹤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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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志权在艺术创作中找到自我身份。(庄耿闻摄)

38岁的钟志权(艺名ANTZ)是一名波普艺术家。他自称“爱涂鸦的泼猴”,一方面是他的创作风格贴近于涂鸦(Graffiti)的本貌,也因为他在孙悟空的形象中找到身份认同。


他说:“涂鸦艺术家始终在找寻自我身份,涂鸦的本质就是签名。”他解释涂鸦艺术以签名的复杂程度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这是独属涂鸦文化的术语,也是欣赏这门艺术的基础。


最简单的签名被称为tagging,一般为小号的喷涂签名;th-up则是加粗加厚略显夸张的泡泡体,也是涂鸦作品中最常见的形式;piece和production,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加工,有结构、主题或其他艺术形象,是一件多层次的作品。


沈怡洋(艺名Shen3,33岁)是一名网页设计师,在工作之余,时常会在工作室外的一面练习墙上创作涂鸦。“当我用喷罐喷洒色彩时,露天的空间和高大的墙体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这种创作体验是在任何画布和屏幕上无法比拟的。”沈怡洋认为,自由感是涂鸦艺术最大的魅力之一。


有时,他也会接到委约邀请。曾经有一对热爱波普艺术的夫妻,邀请他到自家的墙壁上创作属于自己家庭的涂鸦签名;近来也有时尚潮牌请他在空白的鞋上作画,每一件都是订制版。他很乐于看到有更多人开始欣赏这门艺术。


钟志权分享,自由的涂鸦创作是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这种艺术的存在形式,本身也让艺术家学会“放下”:涂鸦创作充满危险(从高空坠下的危险、被抓的危险等),他们的作品也许在第二天就会被抹去,不像其他艺术品。


如今,在新加坡很多地方都可以合法的做涂鸦创作,如索美塞和武吉巴督的滑板公园,钟志权也在阿里哇艺术中心拥有自己的工作室。


城市生活的点缀


50岁的林美珠(IT业人士)是名社交媒体达人。她的Instagram(IG: rolypolygirl)主页琳琅满目,宛如一本新加坡街头艺术鉴赏指南。她既喜欢袁锦昌、萧宝珠充满人文气息的历史掌故,又十分欣赏钟志权恣意挥洒的自由气息。她写道:“我喜欢‘爱涂鸦的泼猴’这个名字,每次看到都会不自禁地嘴角上扬。”


自称“壁画猎人”的林美珠是从2015年开始,对街头艺术产生兴趣。那年正值建国50周年金禧,全岛都在以各种方式庆祝,包括大量委约创作的壁画。她搜集各报章、媒体的消息,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亲身游历各处拍照,总共超过50处。最后还整理出版一本图集,供自己收藏。


她告诉《联合早报》:“那种感觉就像寻宝,充满探险的刺激;当你一处处找到时,又十分有成就感。整个过程非常治愈,也让我更加了解新加坡。”


她认为,这些珍贵的艺术作品不仅装饰城市里的空白空间,更提升社会整体的艺术氛围。街头艺术告诉人们,并不只那些被供在美术馆里的才叫艺术,艺术就存在于身边,带给人们感动和思考。这对于以工作忙、节奏快著称的新加坡人来说更显重要。


多元文化的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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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宝珠在循环路第72座的《星夜下的组屋》。(龙国雄摄)

如果把两栋新加坡的建筑搬到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是否会格外显眼?在荷兰道(Holland Dr)第13座组屋,就有这样一幅异想天开的画。


这是萧宝珠2016年的作品。她考究说:“本地的荷兰村得名于一位姓Holland的英国建筑师,其实他与荷兰并无直接联系。有趣的是,这里确有出现风车这样有荷兰特色的建筑,而且成为这里的地标之一。”


于是她奇思妙想,在这幅壁画中以阿姆斯特丹的水道桥梁为主体,在桥的另一侧加入本地荷兰村的风车和另一栋出名的红砖建筑。从绘画本身来看毫无违和感,熟悉荷兰村的居民看到如此有穿越感的并置,自是别有一番风味。


在绘画上无师自通的萧宝珠充满巧思,从牛车水到荷兰村再到麦波申,她的画作从来都不拘一格。


在麦波申附近的循环路(Circuit Rd)第72座组屋,她延续梵高名作《星夜》的风格,以超现实的想象力,描绘静谧星夜下的组屋区,为平日略显单调的生活又添一层诗情画意。


正如新加坡身处世界的东西交汇之处,如此的文化融合迸发着动人的活力与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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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琬婷和刘立权在卡佩芝台的壁画,让有百年历史的美食街焕发新生。(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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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琬婷(左)和刘立权的作品色彩明亮。(受访者提供)

29岁的黄琬婷和34岁的刘立权(RippleRoot)是一对双人艺术家拍档,他们的作品总是充满明亮的色彩让人感到轻松,又带有适当的对比让人感受到视觉上的张力。


在恭锡路(Keong Saik Rd)一后巷,他们在两侧墙壁上,分别绘有传统的娘惹贴砖花纹和充满现代感的几何图形。色彩以灰蓝和橙色为主,配以艳丽的花瓣点缀,让偏僻的小巷华丽转身为艺术角落。


去年两人刚刚为卡佩芝台(Cuppage Terrace)完成一幅巨型壁画,明亮奔放的色彩让人难忍拍“游客照”的冲动。画中生动的小贩、诱人的沙爹提醒人们,这里从1902年起便是酒肆排档鳞次栉比的热闹集市。画中突如其来的一个日式Salaryman形象,既可理解为当代都市生活的缩影,也可以看作如今新加坡作为国际都市的一瞥。


在远东广场,另一名波普艺术家罗杰瀚(44岁)也曾苦苦思索如何在作品中编织未来与传统。他希望作品带给人们穿越感,同时又突出那一带独特的华人文化底蕴。于是在他的新作《星际梦想》中,两名太空旅人在两幢建筑上遥相呼应,其中一幅以青花瓷的色调散发着古朴的淡雅,惊艳来往的行人。


街头艺术在本地获更多空间


纵观新加坡的街头艺术,似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之意——褪去玩世不恭的轻浮,向人们展示的则是趋于温情和精致的一面。


然而“壁画猎人”林美珠认为,和柏林、纽约等街头艺术诞生地相比,本地作品少了一些社会性议题的探讨。


国家艺术理事会回复《联合早报》问询时表示,只要不是未经书面许可的违法或破坏行为,艺理会支持艺术家在公共空间进行艺术创作,甚至鼓励与公众以互动的方式联合创作。新加坡艺术周、阿里哇城市艺术节、艺放邻里等活动也都少不了街头艺术家的贡献。


艺理会也指出,新加坡旅游局和国家文物局近年来也经常性地向艺术家委约作品。这些作品不光点缀了国人的生活空间,也向国际游客生动而直接地展示我国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


曾分别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学习艺术的黄琬婷和刘立权,从2014年开始在本地创作。他们形容这里的创作氛围像大鱼进入小池塘。“新加坡是个小国,我们每一步的创新都会获得相应的关注,这对于艺术家来说备受鼓舞。”


如今国际航旅业仍未恢复,出国旅行仍面临诸多限制。我们不妨在生活的奔波中慢下脚步,去探寻身边的美丽,重新认识我们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