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冠状病毒19最新报道

放下的鞭子——徐悲鸿名画追踪记(上篇)

徐悲鸿和王莹在芽笼江夏堂大门旁合影,王莹身穿戏剧服装,作为画家作画写实的对象。(作者提供照片)

字体大小:

初次接触徐悲鸿名画《放下你的鞭子》(下文简称《放下》)新闻,是1983年在报社。

那年年初华文报大合并后,我任《联合晚报》执行编辑,一天前辈记者黄叔麟告诉我,说有一条独家新闻,就是神秘失踪40多年的徐悲鸿名画《放下》在本地出现了!

他说是从一位林姓前南大讲师得知此事,还说此画最近曾请刘抗修复,已经“焕然一新”。

数日后,这则新闻就以“欢迎名画归来!”为题见报(1983年10月4日《联合晚报》)。

新闻称:“徐悲鸿于1939年10月在新加坡为著名演员王莹画的一幅巨型油画《放下你的鞭子》,经过了44年的颠簸,和一再的辗转,终于在最近又回到了新加坡的怀抱。”

文称此画是当年“王莹随新中国剧团到新加坡来宣传抗日时演出的一出‘街头剧’。”并称此剧“在新加坡街头演出时”,徐悲鸿刚好到新加坡来,“在街头会见了”此剧演出,引起了他的创作激情(作者按:其实这是徐第六次来新,后来也知道当年王莹与剧团是在本地戏院演出,所谓“街头卖艺”只是剧情,且演出时徐已不在本地,不可能在本地街头见到演出而作画)。

0401021_zblifestyle_mingcai_3_Medium.jpg
1939年10月徐悲鸿在江夏堂门前,与王莹及刚完成的巨幅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合影,可见画中主角与真人一般大小。作者提供照片

报道又称,此画完成“过后即落在一名姓潘的华侨手里……只知道他是福州人,并于战后离开新加坡到上海去,临去时,他并没有忘记把这幅名画带走。上海解放前夕,据说潘又携带了他的家眷,到美国定居去了,临去时,他也并没有忘记把这幅名画一并带走。”

这段报道,是此画“神秘失踪”多年后唯一的讯息,无从查证,只能根据消息来源所说,虽有疑惑,但“名画归来”确是事实。

2.二战前后·创作与失踪

有关这幅画的故事,是二战前从本地开始。

1939年1月徐悲鸿抵新加坡,住芽笼黄曼士的江夏堂,3月就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抗战赈灾义卖画展。

半年后,9月25日王莹坐船由越南抵新,住南天酒店二楼16号(据《王映霞自传》),次日就拜访陈嘉庚与各报(当时称为“名剧家”)。但原定南来演出的新中国剧团人员却因英当局限制,半年后才获准南来,故她在新有数月空档。

王莹与郁达夫在上海相识,本地重逢,郁介绍她给徐悲鸿。当时王莹随抗日救亡剧团以演出戏剧《放下你的鞭子》闻名,徐悲鸿便想以此剧为题材,为她作画。

1939年10月(王莹抵新仅约一个月),徐悲鸿就请她到江夏堂,以该剧的演出装扮,用10天时间(或说半个月)完成这幅真人大小的大型油画。

徐的题款是:“人人敬仰之女杰,王莹。廿八年十月悲鸿写,星洲”,故此画当时在中国又被称为《中华女杰王莹》。

据称当年此巨画完成后,曾在江夏堂举行庆贺宴会。随后南洋筹赈会曾将其印刷成大量明信片,为抗战筹款,在各地广为流传。

1939年11月18日,徐悲鸿应泰戈尔的邀请,离开新加坡赴印度。

在他离新前数日,11月15日《星洲日报》副刊繁星版,刊出黄孟圭诗《题王女士画像二首》,诗后长序云:“余友徐悲鸿教授,近为中国救亡剧团王女士,写演剧画像,女士扮放下你的鞭子一剧中之香姐,……(略去中段介绍剧情及剧团部分)余为题两诗,固慕女士之热心救亡,亦爱余友画事之○,异日斯画流传,其有俾于抗战建国盖可知矣。廿八年十一月星洲。”

可知当时此画只称为“王女士画像”,故后来中国也有称此画为徐悲鸿的“王莹画像”。

1940年1月上海出版的《良友》150期画报上,以“悲鸿近作”为题刊登此画及一幅王莹人物画像的黑白照,文字说明是:“徐悲鸿教授……近将抗战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绘成巨幅油画,并为该剧女主角王莹造像。顷得徐教授将该画摄影自新加坡寄沪…。”也只未载正式画名。

0401021_zblifestyle_mingcai_1_Medium.jpg
1940年1月上海《良友》画报150期图像,只称徐悲鸿为戏剧《放下你的鞭子》的“该剧主角王莹女士造像”,未提画名。(作者提供照片)

1940年5月(徐悲鸿离新近半年后),王莹的新中国剧团成员与导演金山才获准入境,并于6、7月间在大世界与新世界游乐场的几家戏院演出,其中有四场是演出抗战名剧《放下你的鞭子》,其余为《人约黄昏后》等戏剧节目;随后还北上马来亚各地巡回义演。

这也证明徐悲鸿并非根据王莹在本地演出此剧的现场实况所作,只是凭想象她在中国民间演出情景的“自然主义写实”作品,并未循徐一生提倡的“现实主义”。

1940年12月19日,新加坡华人美术研究会举行第五届常年画展,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展出约200多幅画作。当时已自印度归来近月的徐悲鸿也受邀参展,据传这幅著名油画《放下》也有参展,但查当天的《南洋商报》新闻,只称徐悲鸿“有作品数幅参加其间”,并未提及此画。

另有传说1941年3月徐悲鸿于槟城筹赈会画展上也曾展出此画,但当时徐悲鸿画展还到过马六甲、吉隆坡、怡保等地,均未见有此画展出的确实记录,所传仅属传闻。

二战以后。1953年徐悲鸿病逝于北京,1954年2月新加坡艺术界举办徐悲鸿遗作展览会,并出版《徐悲鸿遗作集》,据传此名画也在其中。

但据1954年2月20日《南洋商报》以“徐悲鸿遗作六十二幅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展览”为题的新闻报道称,展览有“油画7幅,以《愚公移山》一画最为伟大……国画46幅,书法5幅,另有战前坡督巨幅肖像,与其他政府要人肖像一同高悬在该堂壁上。”完全不提《放下》这幅名画,画展目录内29幅图像也未见踪迹。

故此画最后一次出现的可靠记录,只有1939年11月黄孟圭在《星洲日报》上的诗作。此后,有关此画下落的各种说法,就只有传闻,不见踪迹。

可见此画在战前1939年完成后不久,就已经“失踪”。

再次露面,已过44年,就是1983年《联合晚报》的报道,随后有关新闻才陆续出现。

3.出现以后·动向与流向

此画在80年代初重现迄今,综合个人所知及报刊报道,近30年来此画的行踪就很清楚了。

1983年初,此画自海外送归黄曼士的家人,请当年与徐有来往的刘抗修复。1985年刘抗向我证实此事,但说他修复不多,主要是重新上油(当时他也提供大量徐悲鸿在本地旧照给当时正撰写副刊《大特写》徐悲鸿专题的美术员欧阳兴义发表),并托他联系大藏家“香雪庄”主人陈之初。陈氏同意购买,约定1983年3月24日在陈府成交,不料当天清晨陈氏骤然去世(陈之初儿子陈玉仪证实,2016年5月17日《联合早报》)。

随后,至少两位本地藏家向我证实他们曾购画不成,其中之一是后来的“秋斋”主人曾国和,为一位林姓专科医生受托代询,要价10万,惟曾氏时刚创业,有心无力,留画一夜,忍痛送还。

这时《联合晚报》记者黄叔麟才得知此画消息,遂于当年10月于报上首次公开报道此画重现本地的消息。

1984年,此画终于由收藏家赐荃堂主人郑应荃购藏。

我于80年代中期认识郑应荃(其侄女为报社同事),1987年纽约大藏家王己千来新时我们还曾请郑携带多幅藏画到仁定巷报业中心礼堂参加鉴赏交流会(时他刚自纽约高价拍卖得文征明巨幅书法手卷)。后来他也曾向我推荐多件任伯年、傅抱石巨制,惟当时能力有限,只留下一件清代苏六朋小品存念。因当时彼此兴趣都在中国古书画,虽也提及他刚收藏的《放下》,所说和他后来受访雷同(见下文),也不便谈及价格。

1989年8月,郑应荃在台北开设赐荃堂画廊,特别空运此画为首展重点。

同年11月,郑应荃在本地乌节坊二楼开设第二家赐荃堂画廊,开幕首展也以此画为重点展品。

11月7日《联合早报》刊郑应荃开幕前专访,他除了重复《放下》早年故事及曾被一姓潘人士带回上海后又赴美一事,并称是因机缘巧合,认识一位收集画者,经人介绍获知人人苦心追寻的名画再次漂流至我国,当即购下。据所知,他所谓收集画者是位郑姓画商,后曾在河畔艺术中心开设画廊,1991年郑氏的赐荃堂也搬迁到该处。

展出期间,郑应荃又接受《联合早报》记者访问时也说:“此画是黄曼士的姐妹受人之托拿出来卖的。”

0401021_zblifestyle_mingcai_2_Medium.jpg
80年代本地藏家郑应荃是这幅名画失踪多年重现后十余年的主人。(作者提供照片)

1990年3月徐悲鸿夫人廖静文与子女访问新加坡时,曾到赐荃堂拜访,观赏此画。

90年代中期,郑氏因其纺织业务问题,大量出售藏画,《放下》转让给香港收藏家“梅洁楼”主人罗仲荣(香港商会会长)。据郑太太后来透露,转卖价为65万元,而郑应荃当年的购价是5万元(见姚梦桐:《名画疑云》,《源》2018年第3期)。

梅洁楼所藏,多为近两个世纪的作品,尤其以20世纪的中国书画为大宗;据知他至少也买了郑应荃曾向我推荐的傅抱石《雪拥蓝关图》。

2007年梅洁楼主人出让此画,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7128万港元成交,由台湾藏家马维建购得。

马维建父亲马志玲是台湾元大证券集团总裁,收藏主攻中国瓷器与玉器。马维建则是元大金控公司总经理,收藏主攻华人现代及当代艺术,以大量林风眠及赵无极作品闻名。被认为是台湾代表性收藏家族之一。

2008年新加坡美术馆主办“徐悲鸿在南洋”大展,这幅画又回到新加坡,由4月到7月在美术馆展览三个月,才送回台北。

2015年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开幕,又再度向马家借得此画回新加坡展出。只是这幅本地出生的名画,重回故地时的身份,已变成“远方的客人”了。

(待续,下篇将首次揭开此画失踪44年之谜。)

LIKE我们的官方面簿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