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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豪 X 王辰威 寻找新加坡之声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音乐教育学副教授林志豪(左)与新加坡华乐团驻团作曲家王辰威,对谈在音乐创作中探索新加坡的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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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音乐能代表新加坡?本期《艺谈》邀请林志豪副教授和王辰威对话,探讨本地音乐家在新加坡多元文化背景下,通过音乐寻找身份认同的思考和收获。

在2019年出版的学术书籍《传统文化符号中的穿行者:当代新加坡的音乐、文化和身份》(Semionauts of Tradition: Music,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Singapore)中,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音乐教育学副教授林志豪采访多个以传统乐器演奏原创音乐或融合音乐的本地团体,如SAtheCollective、NADI Singapura等,探讨了音乐、多元文化和国家身份认同之间的动态关系。

2020年4月,新加坡华乐团虚拟(线上)乐团演奏了驻团作曲家王辰威2009年的作品《融》,获得李显龙总理的关注和转发。总理在面簿上写道:“ 这个作品采用华族乐器,结合了印度、马来和西方的音乐风格,代表新加坡四大种族彼此尊重,和睦共处。”

本期《艺谈》邀请林志豪副教授和王辰威对话,探讨本地音乐家在新加坡多元文化背景下,通过音乐寻找身份认同的思考和收获。

张鹤杨(以下简称“张”):我们为何要寻找“新加坡之声”?

林志豪(以下简称“林”):我一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去问这个问题。我的出发点是,为何本地有许多年轻人自发成团,他们用古筝、笛子等传统乐器演奏非传统的曲目,或是跟其他种族乐器的演奏者合作,演奏一些新颖的原创音乐。

一些回应认为,重复性地演奏传统曲目久而久之会觉得缺乏新意;也有些团体认为,传统的音乐需要创新才能得到年轻人的青睐,文化才能得以传承;另一些则认为,很多华族传统曲目中的文化内涵如“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等,与演奏家的成长环境很有距离感,他们渴望演奏与自己的文化背景更有亲密感的作品。这种身份焦虑激发了本地音乐人才在音乐原创性和风格上的探索。

王辰威(以下简称“王”):正如林教授所说,文化认同感不是由血统或基因先天决定的,而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一般新加坡华人而言,近在眼前的印度音乐、马来舞蹈可能比远在天边的京剧、秦腔更为贴心。

比如,2006年新加坡华乐团首次举办作曲比赛时,我就把我在邻里马来婚礼上听到的手鼓节奏自然地写入正在创作的《姐妹岛》中。

现今的职业作曲者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古今中外的音乐作品不计其数,人们凭什么要选择听或者演奏我的作品?对此,乐曲的独特性是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除了在作曲技法上,也可以在文化内涵上发挥出独特性。我试图寻找自己心目中的“新加坡之声”,借此塑造个人独特的作曲风格。

不应狭隘定义新加坡之声

张:在多元种族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新加坡之声,一定是融合的吗?

王:探讨新加坡之声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一种是自上而下,从某个理念出发,比如根据“CMIO”(华族、巫族、印族、其他)的理念,追求在音乐中体现四大种族;另一种则是从下向上,排除种族的分类,只要是新加坡人发自内心的音乐就是新加坡音乐,不应该顾虑这些作品代表什么。

但是,自然形成一种可辨别的新加坡之声可能很难。长期的信息封闭,是产生地方性音乐风格的一个重要条件。当今的新加坡,随时随地都能听到世界上任何类型的音乐,因此自然地形成地方风格的概率较低。

林:新加坡之声不应被狭隘地定义为代表一个国别形象的音乐,而应理解为新加坡独有的音乐,无论这种独特性以何种方式表现。我们必须意识到,当音乐家在创作音乐时,他们是在寻找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非对新加坡之声的命题作答。

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文化的融合是一种自发性的沟通,也是创新的一种参考方式。对于听众而言,这种深入学习彼此文化背景的过程可以从美学、社会学或政治宣传的角度理解成新加坡社会的缩影。无论采用哪种解读,这些融合作品都为文化传承和塑造身份认同创造了可贵的反思机会。

我们还应该谨慎地对待“融合”的概念,不然我们很容易陷入套用公式的圈套。创作者也有责任认真地审视和把关新作品,确保“传统”在创新的过程中不被丢失,沦为玩弄传统符号的作品。

王:的确,“融合”也分为很多层次。比如演奏者身着民族服饰,用华乐器演奏马来歌是比较外表性的结合,而我追求的是音乐内容上的融合。比如《融》中有一段小赋格的主题是印度风格,对题是甘美兰风格;还有《金蛇狂舞宝塔街》以南印度的节奏模式演绎华族的旋律,这是一种“混血性”的融合。

大众传播很关键

张:有哪些音乐可以代表新加坡?

林: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也曾被问“哪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国家?”我随口唱了“Di Tanjong Katong”这首歌曲,当然这是一个方便的选择,因为歌名就是新加坡的一处地名。

但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回答。比如歌名或歌词中与新加坡有关的作品,新加坡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七八十年代风靡全国的新谣,又或是激发国民认同感的国庆歌曲等等。

王:大众对乐曲的认同感主要来自熟悉度。有些音乐内容即使非常深刻地体现新加坡的民族特征,但只要不是耳熟能详的,就不会被大众认同为新加坡之声。

反之,只要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就会被大众认同为新加坡之声。比如“Munnaeru Vaalibaa”,几乎被视为新加坡代表性的淡米尔歌曲,但演奏印度音乐的朋友们告诉我,这首歌并没有体现印度音乐的特征。哪首乐曲能到新加坡大众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学校、媒体的宣传。

张:我们该如何寻找,或者看待新加坡之声这样一个愿景?

林:新加坡还很年轻,我们不该过早地为“新加坡之声”下定义,而应努力打造一个更有活力的音乐生态。

在教育方面,我们应该做更多引导性工作,比如在学校的音乐课上普及更多本地作曲家的作品,并鼓励学生自主创作。

王:我觉得创作者还应保持真诚,作品要发自内心,而非为了迎合,尤其在这个追逐流量的时代。

“新加坡之声”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我们都在努力地探索。但真正的收获往往来自探索的过程,而最终是否获得明确答案,并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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