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收藏 见微知著

除了博物馆，民间有许多收藏家收集了各类物品，甚至是文物，见证先辈的来时路，记录庶民生活史。透过藏家的眼和心，我们看见民间生活历史的演变，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这些曾经的生活细物，是民间文化的瑰宝，体现见微知著的境界。

藏家以“微博物馆”为平台，把他们有系统与目标的珍藏与民众共享，借无形的传承，共创集体记忆。

对于收藏航海仪器的黄锦基来说，海，有他年少时上学的风景，还有父亲的身影。

苏海米收的是马来短剑“克里斯”，启发他收藏的却是华人的武侠公仔书与电视剧，他因此展开对其他宗教的研究。

糕饼在陈真水心目中代表的是快乐和爱心。收藏糕饼模具看到不同文化的异同。

“微博物馆”是一个非实体的“体验式博物馆”。它推崇每一名藏家的藏品都能成为“历史的一条叙事线”，透过民间藏家口传，分享多年寻物与收藏所累积的知识和心得，将民间生活的历史流传下来。

蔡颖清（32岁）与志同道合者携手创设“微博物馆”（Tiny Museums）平台，她本身也创办与主导一个与档案记录相关的团体——The Extending Archives Question（延展档案的提问，简称TEAQ），集合档案保管者、研究人员、策展人、译者和设计师等，透过人种志（也称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式为家族、集团等建立私人档案，提供创意记录，并从中抽出各种叙述的可能，缔造微历史。她目前正参与19世纪初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当时曾任新加坡恒山亭大董事、天福宫三大董事之一的新华社领袖薛佛记的档案资料的研究记录。

之前在滨海艺术中心图书馆策展与构思节目的蔡颖清，工余对机构性质以外的档案与典藏开始感兴趣，在2016年开始结识年长的私人收藏家，并到他们家看藏品。渐渐地她开始为设计团体和学校等穿针引线，介绍设计师与学生到他们家参观，并在2018年创办了“传·说档案馆”（Folklore Archives）。2020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庆祝115周年校庆所设立的“国大弹性与增长创新挑战”（NUS Resilience & Gth Innovation Challenge）计划赞助下，另两名团员卜冬青和李佳玲加入，“传·说档案馆”发展为今日的“微博物馆”。

“微博物馆”关注的是民间的“微历史”（microhistories），见微知著——在历史微小之处做出大提问，从小而专的收藏看见大世界。蔡颖清是在听了一位历史学者有关于锁头的微历史演讲而深受启发。她说：“这位学者研究的是选举票箱的锁头，透过这些锁头的历史勾画出印度政治独立的历史。透过这么微小的物件切入历史大事件，并勾出历史演变的叙述很叫我大开眼界。若微历史能被严谨可信地研究、发现、资料证实，它们便能让我们用全新的眼光去看一个历史事件和时代。”

相同的，“微博物馆”汇聚了不同性质、物件和主题的收藏家，从他们的个人故事、发现和心得切入，探讨社会与文化历史的发现、了解与认知。蔡颖清指出，“微博物馆”要展示的并非一个整体的、官方的历史：“我们不是要让观众上一堂历史课，并非要呈现出一个绝对的公众历史，而是透过藏家的个人故事照亮社会文化历史的不同层面。历史毕竟不只是有一个说法，一个论述，也不是由上传下的。”

目前“微博物馆”平台上有8名收藏家，当中有专门收藏1960年代新加坡黑胶唱片，从中研究独立后本地摇滚乐的音乐爱好者；接手老字号绣庄“翁展发”，至今仍手工制作红彩的第三代传人，同时也做海量收藏戏服与戏曲乐器的翁泽峰；帮助国人追溯南洋咖啡发展史，本地硕果仅存仍在店屋炒咖啡豆的“好的机制口羔呸粉厂”；收藏娘惹珠绣鞋的女藏家；以及专门收藏各种处理椰子料理的器具与厨具的美食作者等。

从机构性质的档案和收藏得出的历史观察必须引经据典，严谨查证，从个人私藏物件切入历史就少了这沉重的包袱和压力。蔡颖清说：“我更关心的是这些物件和他们人生的关系。这些藏家耗尽大部分人生搜集这些旧物，我发现他们内心有着一种失落感，对被世人遗忘了，已不存在的旧时代、旧世界的思念推动着他们不断地搜寻与收藏。有时是对童年的思念，有时是对祖父母的敬爱和怀念驱使他们坚持下去。这深深地吸引和感动着我。”

蔡颖清说，“微博物馆”是藏家与受众之间的一道桥梁。藏家带着他们的藏品到乐龄活动中心，让失智老人重见和触碰这些物件，能唤起他们的记忆，对他们很有帮助。有些年长者也透过收藏者的分享重新认识他们曾经熟悉的东西，并得到新知。对学生与孩童来说，藏家的分享则是民间智慧与社会文化知识的隔代传承。

“微博物馆”为这两个群体举办不定期的小型分享会，今年因疫情而改在线上举行，不过蔡颖清仍倾向于面对面的分享与交流。不同人的交会与相遇，消逝的集体记忆与民间历史像无限下载档案般，从一个人传输到另个人心中，某种程度上是个无形的传承，就达到“微博物馆”的目的。

“微博物馆”正征召年长藏家，希望更多拥有有趣藏品的年长收藏者或他们的亲友能与他们联系，电邮：hellotinymuseums@gmail.com。

黄锦基（Winston Wong，74岁）和女儿黄淑萍（Rebecca Wong）经营的古玩店By My Old School，像是个巨大的时光隧道，置身里头宛如走入过去百年的老狮城。

为满足不同客群需求，店里旧货琳琅满目，但黄锦基本身有一两个热腾腾的心头好，其中一个是收藏航海仪器。他在店里一角设立自己的小小航海博物馆，展示许多难得一见的航仪。博物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规模甚可观，放眼望去有航海灯具、古董锚、古董潜水头盔、计程仪、六分仪、绞盘、罗盘平衡环、罗盘柜、摩尔斯电码传送灯、俄罗斯水手横条海魂衫、海军帽、船长帽、新加坡海军军舰旗等。

这些航仪有许多还能使用，见证了老工匠的精湛技艺。黄淑萍示范各种航仪的用法，看似陌生的仪器在父女俩的讲解后变得生动起来。譬如俥钟（engine telegraph）仍能发出响亮悦耳的铃铛。船舶驶近港口预备靠岸时，必须减低船速，俥钟是用来控制船舶速度的。船长会对三副下达“俥令”（engine order），三副依指示摇俥钟以调整船舶转速。店里入口处的潜水头盔一举似有半吨重，充满着蒸气庞克（steam punk）感。黄锦基说一进到水里借助浮力就不会这么重了。摩尔斯码传送灯换了灯泡接上电还能使用。曾担任家居设计杂志主编的黄淑萍不改老本行，在一旁建议这盏灯能升级再造成一盏工业风的灯，如果她爸爸肯卖的话。

我国四面环海，但如今人们与海的关系似乎变得很疏离，置身黄锦基的航仪收藏，仿佛找回沉睡已久的海魂。其实半个世纪前的新加坡，人与海、河是很亲密的，因为父亲和自己的人生与海息息相关，黄锦基的心里有了一片海洋，他年纪轻轻就热衷海事。二战后出世的他，60年代初从跑马埔路老家搭巴士到位于安顺路的颜永成学校上中学，每天路经的海景让他毕生难忘。当10号巴士转入珊顿道时，车窗外的海景豁然开朗，沿着珊顿道到珀玛路（Palmer Rd）再转入安顺路的车程，展现一个现已不存在的直落亚逸盆地（Telok Ayer Basin）。

黄锦基说：“当时新加坡的填海工程还未发展到滨海湾，直落亚逸海岸铺着一条连绵的、长长的防波堤。岸边停泊了一艘艘装卸货的驳船，海事活动熙熙攘攘，很是热闹，还有人会在那里游泳。”60年后，这车程仍历历在目，念旧的黄锦基还做了一本剪贴簿，记录他上学所经过的路程。

当黄锦基看着海景时，他心里想着的是在船上工作的爸爸。一次父亲带家人上船参观，他目睹父亲工作的船舱，里头酷热无比，父亲要时刻留意引擎发出的音调，鉴定哪里需要维修。船上的工作很苦，吃睡都不好，并不如人们想象中浪漫。他说：“父亲经常不在家，当时的通讯哪有现在发达。他一出海，我们就跟他失联了，要靠报纸的船讯版才知道他的船几时会靠岸。”

中学毕业后，黄锦基于1966年加入军队，事业与新加坡独立之路交接，他的人生又跟海连上了。英军撤离新加坡后，我国国防部要建立自己能在深海拆弹的海军潜水队，1969年在陆军拆弹组的他和另一名同事被派到英国皇家海军，和来自德国、伊朗等的军人一起上课，取经回国后他被调派到海军三四年，参与创设我国首个海军潜水队，培训拆弹潜水员。

半生与海的不解之缘，养成他对航海仪器的钟情。1969年至1970年在英国受训时黄锦基开始收集航仪，此后出国爱逛跳蚤市场和古玩店，看到有趣的航仪忍不住带回新加坡，年复一年地建立起可观的收藏。

除了航仪，黄锦基也爱收藏旧物，家里的收藏多到他与女儿在10年前决定租下诺曼顿园（Normanton Park）的店铺开设二手古玩店。诺曼顿园拆除后，两年前他们在位于联邦道（Commonwealth Drive），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多层厂房（flatted factory）租下1000平方英尺的空间，另辟古玩店By My Old School，女儿近年辞去杂志主编职位，全心协助他打理古玩店。

黄锦基另一收藏品是我国先驱工匠与消失中行业的工具。他将收藏分门别类，至今有超过20个行业的工具，包括红头巾、家具木匠、裁缝、药材铺店员、理发师、补鞋匠、调酒师等所用的器材，并在2015年配合SG50举办了“建国的工具”展。

收集各行业工具的兴趣是受父亲影响，黄锦基收藏的第一件工具是父亲送的。作为海员，他父亲爱到结霜桥旧货市场找旧工具、零件等，组建成自己的工具。黄锦基说：“有一件工具在手就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我们的先辈用的工具和他们的技艺是连为一体的，他们带在身上的工具就是他们绝活的化身。”

许多人误以为“创意”概念是艺术家、设计师的专利，黄锦基不以为然：“工匠们的创意都体现在他们对各种工具的灵活变通，不只是自己的工具，即使是其他行业的工具，他们也会添加零件，或找出自己最适用的方式，来解决自己技艺上的难题。”

被消费主义洗脑，我们以为旧货市场是垃圾箱，其实它们也是活学堂，黄锦基说：“我父亲在结霜桥看到没看过、新奇的工具和零件时会问摊主怎么用，然后将不同的工具、零件组合起来变成方便自己使用的工具。结霜桥其实是个充满创意的地方。”

黄锦基指出：“我们的先辈用工具表现出他们的匠心。就拿木匠和裁缝来说，他们了解榫卯结合法和针法的原理，懂得用最自然的方式将材料结合、缝合起来，这是终生受用的技艺。那时的工匠也很环保，做的东西耐用，东西坏了他们用工具又把它们救活过来，可以继续使用。”

黄锦基收藏的虽是航海仪器和工匠工具，但贯彻这些藏品的主题却是“建国”。这些藏品与他和父辈的人生息息相关，他们的人生又与新加坡的建国发展紧密相连，看他的收藏，听他说自己的藏品，宛如在听新加坡的一段段社会发展史。他称工匠的工具为“建国”的工具：“历史记载和歌颂社会领袖、银行家、企业家，但我认为真正建立我们国家的是劳苦工匠阶级。没有三水婆、红头巾和苦力用双手抓着工具建起高楼大厦、银行工厂，这些人怎会飞黄腾达呢？”

上马来短剑收藏家苏海米（Suhaimi bin Nasrain，50岁）的家采访，敞开着的门传出怀旧武侠电视剧《天蚕变》主题曲。苏海米开门热情迎接，才确认并无走错地方。苏海米说这是他最爱的武侠剧，但他不完全听得懂歌词，最近友人转发了有马来文翻译的视频让他百听不厌。这说明了各文化的转译对我们这个多语文社会何其重要。

苏海米收藏了六七十把马来短剑“克里斯”（Keris），每把短剑平均有百年历史，最古老的有200年。有趣的是，他对属于自身文化的“克里斯”的兴趣则是受到华人功夫武侠片所启发。小时候，他常去祖母荷兰通道的家，叔叔会带他去附近露天戏院看戏：“一张票才三毛钱，坐木凳。我在那里看了很多邵氏武侠片、少林功夫片、李小龙的电影。在学校，我的华人同学常把武侠小说、《水浒传》等文化经典改编的公仔书借给我。后来，港剧在本地热播，我迷上了《天蚕变》《小李飞刀》《倚天屠龙记》《陆小凤》等。我们会吵着妈妈买玩具刀剑，市面上的设计不是西洋剑就是武侠剑，我开始好奇，为什么买不到我们马来人的‘克里斯’，只好用纸皮在家自制。我对‘克里斯’的兴趣从那时萌芽。”

苏海米笑言，到了30岁，得到太座“恩准”后，才买了他人生的第一把“克里斯”。他收藏的大部分“克里斯”跟新加坡和武吉士人（Bugis）有关，都是透过互联网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尼购买，有的远至菲律宾。他说，透过“克里斯”散布的地区可追寻武吉士人在本区域迁移的历史。20年来，他的收藏已多到客厅特制的展示柜不够地方摆示。

大众娱乐和流行文化里的中华武术对他收藏“克里斯”不只有重要的启蒙，耳濡目染的跨文化兴趣也滋养及丰富了他对收藏品的求知与探索。为了深入了解“克里斯”，他除了翻阅各种东南亚学术书籍，连有关其他宗教如佛教、道教、印度教的著作也虚心参考。他说，马来群岛的族群不是一开始就信奉回教，之前就有泛灵信仰，笃信万物有灵，也有印度教和佛教信仰。他说，古时候佛教僧人到印度取经之前会到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大学（Nalanda University）学习，在本区域，僧人西游之前则到印尼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bang），在当时的佛学、梵文大学学习。

这些信仰的历史演变即使在马来族群普遍回教化后也被流传下来，透过隐晦、抽象的形式表现在“克里斯”的设计和铸造上。他说，泛灵信仰相信刀剑有灵气，对携带者有护身作用。“克里斯”剑身的造型源自印度教和佛教的“娜迦”蛇神，“娜迦”在汉传佛教则变为神龙。直剑象征静态的龙；弯曲的“克里斯”则象征动态的龙。他说，回教徒用“克里斯”的曲线来比喻和象征大自然，因为自然界没有笔直的线条。

有些“克里斯”的剑柄设计称为“含羞的公主”（Putri Malu）。这词在马来文也指含羞草之花，不过体现在“克里斯”剑柄上的则是一个头戴面纱，将花容遮掩的半蹲抽象人形。苏海米说，有学者相信这跟印度教主神之一湿婆的配偶、嗜杀的复仇女神杜尔伽（Durga，难近母）有关。女神化身为杜尔伽时面容可怖，叫人视之丧胆，须蒙上面纱，回教将戴面纱的杜尔迦女神的形象抽象化，设计成方便手握的剑柄。

在古时候的马来社会，“克里斯”有着许多重要的社会象征与功能。在马来西亚和文莱，“克里斯”长剑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它在封建制度社会里也代表着至高的地位，只有精英权贵才有资格佩戴。正因如此，到了现代社会，“克里斯”也成为最高级别的符号，譬如国泰五六十年代的马来制片公司便称为“国泰克里斯”（Cathay-Keris），也以一双交叉的“克里斯”作为商标。

当然，“克里斯”最主要的用途是武器。马来半岛族群拥有数千年的文明，苏海米认为，“克里斯”的设计见证了马来人的造物智慧与创造力。很多人因“克里斯”婀娜多姿的弯曲形状而低估了它的杀伤力。他拿起一张白纸，用“克里斯”弯曲的剑刃稍微刺破白纸几公分，把剑拔出来时，再稍微左右切动，原本小小的切口，忽然扩大了好几倍，很是惊人。苏海米说：“使用者只需刺入三到五公分，就能大大破坏内脏和血管，抽出剑后，伤者甚至还会穿肠破肚。你看它的造型是这么的美丽，但它却能让人一剑毙命。我将‘克里斯’形容为残酷的雅美。”

也是这个“残酷的雅美”导致许多现代马来人不愿在家收藏“克里斯”，急于转让或抛售，有的甚至用布将它包裹起来抛到海里。苏海米说，大部分虔诚的回教徒会因为“克里斯”象征好斗、具侵略性的能量，以及它融入其他宗教的元素而抗拒它。他自己则没有这个包袱。

他说：“我因为收藏‘克里斯’而研究其他宗教，我懂印度教不表示我就成了印度教徒呀。”他强调自己是以学术为出发点，透过研究了解“克里斯”看到自己族群的文化演变。他把“克里斯”当成文物收藏：“从选材、设计到铸造和雕刻，当中各个阶段的巧思和匠心，都让每把‘克里斯’成为一件独立的艺术品，而不单是一把武器。”苏海米还特地挑选了三把最珍贵的“克里斯”送给妻子和两个儿子，作为传家宝。

当了28年的监狱官，提早退休的苏海米闲来在家把玩、保养收藏品。因为本地气候潮湿，他会自制香氛油，时不时把短剑拿出来拭擦、上油防锈。他还经常穿上传统服饰，带着收藏的“克里斯”去演讲，跟不同族群分享文化典故、收藏心得。“微博物馆”便是他合作的平台之一。

苏海米的父亲祖籍印尼爪哇，母亲有一半爪哇和一半南亚旁遮普血统，对自身的多元文化的认识，让他坚信，深入研究一个文化的微历史，更能看出天下大同。他说：“我越研究就越能看出不同文化核心的相似度，而非迥异度。我虽以马来人的角度研究和收藏，但我最终发现‘克里斯’其实是东南亚共享的文化遗产。我身边就有很多华人‘克里斯’收藏者，收藏的数量比我还多。

陈真水（Jasmine Adams，62岁）收藏了超过300个东南亚和少量欧洲国家的传统糕饼模具。她洋房的厨房有一面展示这些模具的墙，是已故的设计师丈夫为她打造的。本以为这已叹为观止，她客厅大咖啡桌上还装了一大篮的模具，右转楼梯旁一个升起的平台也是她的糕饼模具展示台。

陈真水家里不开糕饼店。她本身是律师出身，后来为已故的第二任先生经营室内设计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峇厘岛另辟一家专用当地老木与材料生产原创家具的工坊，因此常到印尼出差。她在泗水的玛琅市一家专收爪哇宫廷物件的店里看到一个当地的红龟粿模具，深深着迷。她说：“这模具的雕工精湛美丽，像一件古董家具多过红龟粿模具。上面的图案看似华人的，但又不全是。我对这熟悉的糕点在当地被再创造，觉得很新奇，于是开始了收集模具的爱好。”

本身也是东南亚学硕士的陈真水说，她感兴趣的是“糕饼装饰的演变史，不同文化怎么互相影响。”她开始从印尼家庭大量收购老糕饼模具，在当地甚至出了名，当地人都喊她“Ibu Acuan”，意思是收集糕饼模的太太。陈真水说：“当地家庭的饼模都是自制的，通常都是家里的先生、爷爷用废弃的桌脚、家后院的鸡蛋花树木亲手雕刻出来的，因此他们也会融入当地的宗教、民间风俗的图案。我不只买模具，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家族糕饼模具背后的故事。”她指出，一个从峇厘岛买到的模具就融入了当地印度教的图案：“他们相信世界是由天界、人间和灵界组成。因此模具雕了蜈蚣等昆虫图案，代表地下的灵界。”

她认为人类最早的饼模可追溯到制造基督教圣餐用的面包模具。她在希腊度假时看到买下：“与其说它是模具，更像是饼印，把赞颂天主的文字印在面包上。”外国的糕饼模具她还收藏了“圣尼各拉”（St. Nicholas）造型的饼模。这圣徒以悄悄给人送礼著称，是圣诞老人的原型。另一饼模是男孩和女孩的形象，是一款求爱用的饼：“男孩家人会给他制造出有女孩造型的饼干。男孩带去农民市集看到喜欢的女孩会送给她。女孩若收下就是接受他的追求。”

陈真水的收藏主要集中在本区域，印尼、华人和土生华人的糕饼模具。身为娘惹，她对土生华人的糕点特感兴趣。她说：“我们似乎没有一个完全在本地原创的娘惹糕粿或糕饼，很多都是来自印尼，由本地人照单全收，或加入一点自己的诠释复制出来的。”当然除了马来糕点的影响，娘惹也从华人糕粿取经，如红龟粿，不过她指出：“一些娘惹的红龟粿会加入番薯，变得有新意。”

因为文化流传过程的重新演绎和稀释，有些传承和影响是模糊的，但有些则可清晰追溯到源头。根据她的研究，印尼因曾被荷兰人统治，饮食受到欧洲的影响，本地一些娘惹糕点虽受印尼影响，但源头却是欧洲。她说，法国的玛德莲蛋糕（Madeleine）被葡萄牙人诠释后传入印尼，变成Kueh Bolu（海绵蛋糕的统称），后由南洋的马来人诠释为Kuih Bahulu，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小鸡蛋糕，老一辈买不起牛油，将鸡蛋打得极蓬松，加入面粉和糖制成。

陈真水说：“在殖民地年代，社会阶级有别，殖民者仍是社会最高阶级的象征。当我们要给下一代吃好吃的甜点，想到的自然是西式糕饼。”她说，从这些模具也能看出建国先辈的创意，懂得穷则变通，不因物资匮乏而阻碍他们创造吃的乐趣：“早年人们负担不起昂贵的牛油、小麦面粉，于是他们用薯粉、糯米粉加糖和油给家人做出好吃的糕点，流传下来成了我们南洋的经典和传统。”

她对糕饼模具如此感兴趣，一部分原因是：“糕饼在我们心目中代表的是快乐和爱心，是做来请人吃，让人吃了开心的爱的表现。记得小时候生病，大人会做糕饼给我吃，让我忘却病痛。”

陈真水说糕饼模具就像历史印迹，能看出许多文化的相似处。有些相似肯定是来自相互的影响，有的则不是谁影响了谁，而是平行发展，当不同的文化互相借镜和影响时，个别文化又会融入自己的诠释，展现不同的样貌。

她说，华人和土生华人的糕饼模具有细微的不同。华人有很多明确的华族元素，如中国字和神话传说。她藏有一套最古老的糕饼瓷模，上面刻了扇子、葫芦、荷花等代表八仙的符号。另一些较不常见的模具上的舞狮、孙悟空、牛只等图案也显然是华人的特色。陈真水说，不少土生华人因为跟殖民者工作，较有钱，也爱炫富，所以他们的模具所雕刻的图案更为精致，而且大部分图案取自花卉、金鱼等华丽的意象。

陈真水近年不定时在家办分享会，讲解她收藏糕饼模具的心得。她让参加者使用她的模具混入陶土制作“陶饼”，上色后黏上磁铁带回家收藏。这有趣的文创活动不也是糕饼文化的一种传承方式吗？